有一点可以肯定：泱泱中华是被人类文明发展所形成的巨大历史潮流推到现代化潮头的。在这巨大的历史风浪冲刷中，中华民族既没有沉沦，也没有粉身碎骨，相反，站住了脚，立起了身，以全新的姿态搏击潮流，勇猛精进，不仅实现了千年古国的整体转型，而且以自己的方式创造了新的发展模式，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无疑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观。创造这种奇迹的力量，一方面来自人类文明发展所创造的时代与潮流，另一方面则来自中国人自己的把握与努力。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不是内生的，在这种把握和努力中，政治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特定的条件下，政治将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发展形态、发展基础与发展动力。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发展来说，政治问题解决了，发展也就有了保证。政治问题没有解决，发展就无法保证，甚至根本无从谈起。而后发现代化国家解决政治问题不得不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即如何首先解决政治转型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如何使国家既有的价值、制度与组织系统，全面地从传统国家转向现代国家。这种转型的根本动力来自现代化运动，其取向是民主化。于是，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犹如逐浪运动的新手，脚踩现代化运动的冲浪板，追逐着民主化，但由于把握不住重心，不知如何是好，结果只能在大潮大浪中上下翻滚。中国也经历过这个过程，但极为深厚的历史与文化积淀还是使中国很快抓到了稳住中国、建构现代政治的重心所在——中华民族的内在统一与中国人民实现当家做主的有机统一。

在这种有机统一中，前者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与发展对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内在规定性，后者是现代化和民主化潮流对中国发展的现实规定性。前者要求现代化和民主化必须在“保全中国”的前提下展开，后者要求现代化和民主化必须以人民解放为动力、为目标、为使命。然而，两千年帝制的彻底崩解意味着中国必须用外来的资源重构一套全新的价值系统、制度系统和组织系统，来达成这种有机统一。这无疑是全新的政治探索和政治实践。

在这种巨大历史转型过程中的政治探索和政治实践，不可能是基于某种预设的方案展开的，相反更多地依靠主体对自我的把握和对时代潮流的把握来展开的，顺势而为，最多只能做到立大道，谋大势，求大局，把历史的合力引向最积极的方向。中国现代政治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力量、时代力量以及人为力量的共同作用中生成的，虽然和所有的现代化国家一样也都以民主化为根本取向，但其历史的规定性、现实的立足点以及创造现代政治的主体力量则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因而形成了独特的现代政治缘起方式，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制造的共和民主现代政治形态。

不论从哪个维度讲，中国现代政治无疑是现代民主政治；与此同时，也不论从哪个维度看，中国现代政治是中国自主建构的民主政治。因而，要把握和理解中国现代政治，既要充分把握和理解现代民主的本质，同时也要充分理解中国现代政治缘起的源头、根基与过程。不然，永远是瞎子摸象，既不能把握其整体，也不能把握其所以然。

【注释】

[1]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5页。

[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页。

[3]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

[4]伯兰特·罗素：《罗素自选文集》，戴玉庆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88页。

[5]《汉书·董仲舒传》。

[6]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61页。

[7]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三联书店，1994年，第42页。

[8]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3—74页。

[9]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8页。

[10]尤里·潘斯：《想象中的帝国：先秦史学传统中“原始统一”观念》，载穆启乐、闵道安主编：《构想帝国：古代中国与古罗马比较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0—61页。

[11]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第41页。

[12]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3页。

[13]同上。

[14]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332页。

[15]许倬云教授分析了这种变化的一个侧面。参见许倬云：《西周史》，三联书店，1994年。

[16]《吕氏春秋·执一》。

[17]李学勤：《失落的文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07页。

[18]吕思勉：《中华民族源流史》，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76页。

[19]《周易·乾象》和《周易·坤象》。

[20]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21]葛兆光：《宅兹中国》，中华书局，2011年，第32页。

[22]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第29—40页。

[23]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第79页。

[24]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1—32页。

[25]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34页。

[26]李学勤：《失落的文明》，第107页。

[27]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第5页。

[28]白钢：《中国皇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22页。(www.daowen.com)

[29]许倬云先生在其《西周史》中对西周在这三面的成就的分析，比较系统地展现了先秦时期政治创造者三方面政治文明成就的来龙去脉。参见许倬云：《西周史》。

[30]《左传·隐公十一年》。

[31]《礼记·礼运》。

[3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第108页。

[33]王建：《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86—416页。

[34]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8页。

[35]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三联书店，1998年，第90页。

[36]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9页。

[37]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38]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57—276页。

[39]1911—1924年之间，至少有四种不同的宪法，政治体系也变动不居，先后历经了君主制、共和制、摄政制等变化。参见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页。

[40]“但使袁氏不做帝王的幻梦，不惟北洋军阀内部不至于即时发生裂痕，就是进步党人虽然怨恨袁氏，也还不至和国民党人同走上倒袁的途径，试看袁氏方在改造约法的进行中，进步党领袖们还是将顺他，希望他借此实行所谓开明专制以救中国。不料袁氏是要由‘专制’而‘帝制’，却不是为‘开明’而‘专制’；‘专制’成而‘开明’无望，‘帝制’继起，于是把平夙拥护袁氏号称稳健派的进步党领袖也逼上倒袁的途径，北洋军阀的内部，也从此发生裂痕。所以帝制运动不惟是民国的大危机，也就是北洋军阀的一个盛衰关键。”参见李剑农：《中国近代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65页。

[41]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第192页。

[42]罗伯特·达尔：《论民主》，冯克利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29页。

[43]周恩来：《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周恩来论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8—139页。

[44]孙中山借孔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来表达中国现代国家应该从“家天下”发展为“公天下”，具体来说，就是要建设一个“天下者，是天下人之天下也”的国家。参见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文粹》，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07—927页。

[45]参见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4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33页。

[47]1899年，梁启超为了保全陷入完全内外交困、随时都可能分崩离析的局面，发表了《论保全中国非赖皇帝不可》一文，以保中国不溃、不散。

[48]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3页。

[49]见孙中山题词，载《孙中山选集》（手迹之五），人民出版社，1981年。

[50]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第314页。

[51]参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303页。

[52]《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37页。

[53]《孙中山选集》，第539页。

[54]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8—1482页。

[55]《孙中山选集》，第528页。

[56]同上书，第525页。

[57]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18页。

[58]毛泽东：《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81页。

[59]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