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现代转型所进行的变革显然是“意识形态的形式”，具体来说，就是从政治上层建筑开启，通过政治革命、文化革命来创造社会革命，从而推动整个国家整体转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借助旧体制所进行的变革，乃至革命性的行动都以失败告终，所以，最后通过新旧政治体系完全更替的政治革命来推动，共和民主因此全面进入古老的中国，并开始在这个社会扎根生长。可以说，共和民主是国家现代转型过程中的自主选择，既是反传统专制体制的政治成果，但同时也是在民族与国家危机中“保全中国”的必然政治选择。人们常常认为中国选择共和民主是出于反专制的目的，这不错，但不能因此忽视了另一个重要的目的，即在国家转型中“保全中国”转型的整体性和结构的一体性。正因为如此，当中国开始整体设计国家转型后的政治体系的时候，力图系统效仿的不再是英国或日本，而是美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与中国一样，都是大型国家。所以，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构想的政治组织形式尽管摇摆于美式的总统制与法式的内阁制之间，但实际的立足点是美式的总统制，并将美式的联邦制视为中国应该效仿的国家结构组织形式。

实际上，近代中国最终选择共和民主，并以美为师，经历了复杂的心路历程。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对此有过这样的描述：“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以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是‘揖美追欧’的结果，也是‘五四’以前八十年先进的中国人经历几代人的奋斗而取得的最富深远意义的结果。从过去浑然一体的泰西到‘揖日追俄’再到‘揖美追欧’，从彼得大帝、明治天皇到拿破仑、华盛顿，在一个继承一个的同时又一个否定一个，如浪层相逐，交错地出现。由此而显示出中国人对西方认识的逐步深入和近代中国社会的进化。当南京临时政府公布了第一首民国国歌的时候，‘揖美追欧，旧邦新造’已由革命派的意向变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向。”^[50]从这一变化过程可以看出，中国人一直在西方的实践基础上选择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而其立足点就是实现“旧邦新造”。从第一首民国国歌歌词整体意思来看，这个“旧邦新造”的核心就是用新制度“保全中国”在新世界、新时代依然是一体的国家，依然是能创天下和平的国家。歌词是这样表达的：“亚东开发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河山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

因而，对于中国来说，共和民主虽然是外来的，但对其选择却是主体的自觉选择，并赋予其很强的现实使命，即用其实现中国的“旧邦新造”。正是这种主体性，使得中国建构共和民主的过程，实际上既是一个学习、引入西方共和民主，也是一个重新装配中国共和民主的过程。不论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全宪法”和“权能理论”，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民主”“民主集中制”和“民族区域自治”，都是重新装配现代共和民主要件而形成的适合中国国家转型与发展需求的共和民主。在这个过程中，每一项共和民主制度的设计与建构，都力图平衡共和民主的原则要求与“保全中国”“旧邦新造”的现实要求之间的关系。这种平衡的最典型事例就是：中国犹豫再三之后，没有选择所有大国运行共和民主普遍选择的联邦制。对此，孙中山先生是在将现代国家建构逻辑与中国国家转型的历史基础结合之后才参悟到其中的真理的：“十多年来，我国一般文人志士想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根本上拿中美两国的国情来比较，只就美国富强的结果而论。以为中国所希望的，不过是在国家富强；美国之所以富强，是由于联邦，中国要像美国一样的富强，便应该联省；美国联邦制度的根本好处，是由于各邦自定宪法、分邦自治，我们要学美国的联邦制度变成联省，根本上便应该各省自定宪法，分省自治；等到省宪实行了以后，然后再行联合成立国宪。质而言之，就是将本来统一的中国变成二十几个独立的单位，像一百年以前的美国十几个独立的邦一样，然后再来联合起来。这种见解和思想，真是谬误到极点，可谓人云亦云，习而不察。像这样只看见美国行联邦制度便成世界顶富强的国家，我们现在要中国富强也要去学美国的联邦制度，就是像前次所讲的欧美人民争民权，不说要争民权，只说要争自由平等，我们中国人此时来革命也要学欧美人的口号说去争自由平等，都是一样的盲从！都是一样的莫名其妙！”^[51]孙中山先生所说的莫名其妙之处就在于：人们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实行联邦制，对美国来说，是从原来的邦联走向联邦，即从分散走向集中；而对中国来说，则是从中央集权的单一制走向联邦制，即从集中走向分散。而不论是中国千年形成的大一统社会结构的特性，还是现代国家的内在要求，都是需要集中的。没有集中的结构，就不可能有世界上的现代国家，同样也不可能建设真正的现代中国，以维系中华民族的大一统。

然而，对于人口四万万，但却是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来说，这种主体性，不仅需要主体的自觉，更需要自觉的主体。主体的自觉可以体现为一种思想和观念，而自觉的主体才能将这种思想和观念付诸实施，从而真正建立起适合中国发展需要的共和民主。由于中国国家转型所基于的变革不是“生产形态的形式”，而是“意识形态的形式”，是从政治变革与政治革命入手的；所以这个自觉主体不可能是现实经济生产发展的结果，只能是基于政治革命运动所孕育出来的力量。政治革命运动一定能够创造两种力量：一是致力于政治革命动员和组织的政治力量，其现代表现形式就是政党；二是政治革命最终所不得不依靠的武装力量，即军队。在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中，这两种政治力量都出现过，中国的社会与历史发展最终选择了政党，即动员与组织人民进行革命的革命党这一力量。之所以最终选择政党，一方面是因为旧体系建构的军队没有完全现代化，名为“新军”，只是组织与装备是新的，但其思想和精神还是旧的，所以最终无力承担起建构现代共和民主的使命。不仅如此，袁世凯为代表的“新军”还成为复辟“帝制”、反共和民主的力量。另一方面则与中国现代政党在政治革命中逐渐演化为具有动员和凝聚民众力量的革命党有关。中国国家转型中最早出现的政党是完全西方化的政党，即基于议会选举而产生的选举性的政党，这种政党只不过是力争赢得议席或最终政权的阶层与集团的代表，因而无法真正承担凝聚全社会力量进行革命的使命。只有到了中国陷入军阀混战，共和民主的生存与发展面临全面危机，国家需要救亡图存的时候，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家为了挽救国家，实现共和民主，提出要建立凝聚全社会力量，并拥有自己军队武装力量的革命党。孙中山指出：“窃以中国今日政治不修，经济破产，瓦解土崩之势已兆，贫困剥削之病已深。欲起沉疴，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本其历史的使命，依民众之热望，为之指导奋斗，而达其所抱政治上之目的。”^[52]孙中山认为，这种政治团体的力量之源在于赢得民心和凝聚民心：“所谓吾党本身力量者，就是人民的心力。吾党从今以后，要以人民的心力为吾党力量，要用人民心力奋斗。人民的心力与兵力，二者可以并行不悖。但两者之间，究竟应以何者为基础？应以何者为最足靠？自然当以人民的心力做基础，为最足靠。若单独倚靠兵力，是不足靠的，因为兵力胜败无常。吾党必要先有一种基本力量做基础，然后兵力有足靠之希望。假使没有一种基本力量做基础，虽有兵力，亦不足恃。”^[53]这种政党的出现使得共和民主在中国的实践不仅有了自觉的主体，而且有了自觉主体所广泛动员起来的民众力量。(www.daowen.com)

分析至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国家转型的独特逻辑与要求，赋予共和民主在中国实践与成长以特殊的使命和明确的中国取向；正是这种共和民主实践的努力，孕育和发展了其在中国的实践主体：凝聚民心、民力，全面主导政治革命与国家转型的革命党。更为重要的是，正因为有了这种革命党，共和民主在中国的实践就不仅能够在价值选择与制度安排上满足中国实现国家整体转型对维系内在一体化的要求，而且能够通过其所孕育的组织力量和社会基础，维系和保障国家转型过程中的一体化基础。

从古至今，民主不是要解构共同体，而是要解决人如何在特定的共同体中得以有效发展，并有效平衡人与共同体的关系。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不论是从共同体需求出发所建构的民主制度，还是从人的自由发展出发所建构的民主制度，其最终都要考虑到人的发展与共同体的维系。相比较而言，自由主义民主更多地以人的自由权利为中心展开，共和民主更多地以国家权力公共性为中心展开，但不管哪种倾向的民主建构，都不会去冲击国家共同体的维系，相反，都会以创造和维系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为内在使命和现实前提。正因为如此，基于共同原则实践的民主，在不同的国家却创造了差异很大的现代民主制度体系及其所决定的不同的现代国家形态。例如，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法国的共和制、美国的总统制等。可以说，现代国家在建构民主的同时，民主也在建构现代国家制度。换言之，国家的现代转型必须建构现代民主制度，但是现代民主制度要在特定的国家得以建构，它也会在被建构的过程中反作用于国家建构本身，从而使得民主建构与国家建构有机统一起来。从这个角度讲，担负起建构中国共和民主使命的革命党，既可以看作是国家转型与政治革命的产物，也可以看作是共和民主满足中国国家整体转型的历史事件的具体产物。由此可见，这种以凝聚全体民众力量进行国家建设的革命党实际上是与共和民主在中国的实践相生相伴、相互塑造的。如果没有以共和民主推动国家转型的历史选择，中国也就不可能出现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和最后成为国家建设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反之，没有孙中山创造的以革命党的力量建设国家的中国国家建设模式，没有中国共产党对全社会、全民族的凝聚，共和民主也不可能在中国最终确立，并使千年古国整体迈向民主和现代化，创造人类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新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