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是各国现代化运动的必然现象，既出现在社会层面，也出现在国家层面，与现代化运动相伴相生。现代化所带来的转型，不论是发端于社会，还是发端于国家，都跃出自身，波及另一层面，这使得人们常常将这两个层面的转型混为一体，并用“社会转型”或“国家转型”来概括。卡尔·波兰尼是从社会层面出发来研究转型的，尽管他同时触及社会转型与国家转型，但为了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宏大时空中把握现代化所带来的转型与变迁，他超出了具体的国家及其所对应的社会，从一个时代变迁和一种社会制度体系的转型来把握，为此，他用了“大转型（great transformation）”这样宏观的概念^[45]。然而，一旦将视角聚焦到具体的国家，波兰尼的“大转型”分析只能成为考察具体国家转型的背景因素。如果仅仅从这个背景因素出发，那所能把握的是转型的态势与程度，难以把握具体国家本身转型的内在逻辑及其战略目标和策略选择。所以，把握具体国家现代化所带来的转型，还是应该从社会转型与国家转型两个层面的内在关系入手。

在转型问题上，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是最具深刻性和逻辑性的。马克思将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转型与以经济基础为主体的社会转型分开，并认为社会转型的内在动力来自生产的发展。他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46]依此理论，在马克思的观念中，国家转型实际上是在生产发展所引发的社会革命、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的互动过程中进行的。生产发展是根本，社会革命、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是国家转型的路径和实现方式。至于在具体转型中，社会革命、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展开，马克思在区分两种变革中，给出了这三种革命的双向互动关系：一是基于生产的经济条件所引发的变革，这种变革是物质性的，可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由此，人们可以从生产发展量与质的把握中，推测其可能引发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变革；二是人们基于对现实冲突的主观反应而自觉启动的政治、精神、观念，即上层建筑的主动变革。马克思将后者视为“意识形态的形式”，据此，我们可以将前者视为“生产形态的形式”。由此，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理论所演绎出来的国家转型理论逻辑概括为“三种革命，两种形式”。用这个理论逻辑来透视不同国家的现代转型，可以发现不同国家的国情不同，三种革命与两种形式之间的关系和内在逻辑也完全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国家转型路径与形式，以及转型之后的不同的发展战略与发展形态。在西方的现代国家转型中，这“三种革命，两种形式”总体上混合在一起，即：社会革命、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相互激荡，相互促进；与此相应，变革的两种形式是相向而行、相互呼应的。中国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形。

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推动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根本动力也是生产的发展，只不过这种生产发展主要不是自身的生产发展，而是西方社会的生产发展。这种生产发展不是从内部来推动国家转型，而是从外部来推动国家转型，体现为新经济力量、新市场力量以及背后的新政治力量对旧帝国体制的强烈冲击，力图使其符合外部力量的要求。因而，这种冲击具有强迫性，甚至具有摧毁性。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的国家转型就不可能向西方国家那样等待自身内部的经济与生产发展，而必须“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变革来进行。所以，这种变革不是基于生产发展所产生的精确动能和明晰变革逻辑来展开的，而是基于主体力量对这种冲突性质的把握以及用于克服冲突的国家与社会意志的设定来推动的。面对强大的外部冲突，出于共同体生存与自保的本能，国家转型所需要的变革自然是首先从维系既有的政治体系以及大一统的共同体出发的。鸦片战争后中国所经历的变革无不在这两个基本点上展开。到了维系既有的传统政治体系彻底无望的时候，维系大一统的民族与国家共同体存在就成为国家转型的根本立足点；与此相应，变革所要解决的问题，就从如何通过维系既有的政治体系来维系大一统共同体转向如何通过建构新的政治体系来维系大一统共同体。(www.daowen.com)

由此可见，中国的国家转型从一开始就是从上层建筑入手的，由于它不是面对内生的生产力量对共同体内部结构的冲击，而是外部力量对整个共同体压迫和冲击，所以其转型始终不变的立足点是：阻止外部力量摧毁大一统共同体本身，使其能够在现代化过程中存续。推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关于“保全中国”的思想和主张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尽管他们时时纠结于“保全中国”与“保皇”之间，但其根本的立足点还是落在“保全中国”之上，“保皇”最终仅仅成为“保全中国”的一种策略和手段^[47]。相对梁启超要保守许多的康有为在这一点上明确将“保全中国”放在首位，“检视他的著作可知，他的主要关注是经变法以救中国。他保清是为了变法之需。他并不反对因保中国也保了清廷。但是，假如保清成了现代化的阻碍——即不可能和平而有序地由专制变到君宪，他是情愿不保清的”^[48]。由此可见，中国在推动国家转型过程中，不论观念的更新，还是政体的选择，也不论变法的实践，还是革命的动员，都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主张和行动，但其背后偏离的民族意志及其所决定的核心使命是“保全中国”。因而，在国家转型中，“保全中国”是目的，其他都不过是手段。

纵观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与社会发展，“保全中国”的内在欲求有三，即：保国家不亡、保民族不散、保天下不弃。这决定了“保全中国”为轴心的国家转型，不是简单地为现代化而现代化、为民主化而民主化的转型，而是要以保全国家内在整体性与发展现代性有机统一的转型。否则，国家就可能被现代化潮流所淘汰，被全球天下所废弃，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49]。这决定了国家转型中的制度选择，既要考虑其现代性，也要考虑其整合性；既要考虑担当政治革命可能性，也考虑其推动社会革命可能性。这正是中国近代变革与革命长时间地摇摆于君主立宪与共和民主之间的现实原因。君主立宪失败的关键在于其无法实现应有的现代化转化，这与中国两千年帝制的内在特点有深刻的关系。君主立宪制的失败从反面提示了共和民主所需要的成功要件是：在提供给中国现代化的政治体系的同时，保全中国这个大一统共同体的现代整合，从而实现千年古国整体转型到现代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