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将中国放在人类文明谱系考察的时候，都会形成这样的基本共识，即：作为独立生成与发展的中华民族及其所建构的社会和政治共同体，保持了内在的延续性，绵延几千年，延续至今。英国哲学家罗素赞叹这其中蕴含的统一性；美国政治家基辛格则赞叹这其中蕴含的绵延性，他认为，对中华民族来说，统一性是其绵延性的基础，而其绵延性则是统一性的强化，共同铸造出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特性与形态。

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认为，中国能够持久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贡献人类文明辉煌发展的根本所在，不是基于大一统政治而形成的传统国家，而是中国历史与文化铸造出的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因为，中华民族所具有的这种文明特性，不仅能够创造过去的成功，而且也能够创造未来的成功。他深刻地分析指出：“在世界历史上，可以和我们比较的国，只有一个罗马。然而罗马早就灭亡了。这是为什么？因其只造成国家，而未造成民族。罗马的兵力，何尝不强？其疆域，何尝不广？其治法，何尝不完备？其宫室，道路……物质文明，何尝不堂皇富丽？然而一解纽，就风流云散，不可收拾了。欧洲再没有一个大帝国出现了。各民族各自发展，分歧的益复分歧，而且日趋固定，遂成为欧洲今日的局面。为什么罗马不会造成民族呢？即由罗马人的政策，近于朘削四方，以庄严罗马；这就是朘削异族以自肥。所以，‘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惟不歧视他人者，人亦不能与之立异；在民族与民族，个人与个人之间，并无二致。这就是我国民族，可以为世界民族模范之处；亦即从前的所以成功。从前业已成功，今后还宜照此进行。”^[18]吕思勉先生从历史比较中所道出的历史事实，恰恰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国现代化转型以及现代国家建构的最基本、最关键的事实依据。

必须首先指出的是，所谓的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就是在吕思勉先生所指出的罗马解体之后，“各民族各自发展”的“欧洲今日的局面”基础上形成的。从这些“民族国家”的视野出发，在一直没有解体且日益一体化的中华民族基础上建立的中国现代国家，自然就不是欧洲典型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因而由此断言：中国不可能形成与典型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相匹配的现代民主政治。于是，就有学者从这个角度来否定中国的大一统。显然，这比从政治上否定中国的大一统要更加深入。然而，问题在于这种否定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正如罗马的解体是西方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必然一样，中国拥有持久维系大一统的中华民族是中国历史、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必然。罗马解体的历史及其效应是不能否定的，同样作为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形态的大一统及其历史效应也是不容否定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像尊重和接受西方现代民族国家成长与建构的逻辑一样，尊重和接受中国基于中华民族的大一统而形成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成长与建构的逻辑。

从吕思勉先生的分析中，我们至少能够得到两个基本观点：首先，中国传统国家之所以能够在朝代更替中得以维持到近代，是因为中华文明不仅造就了大一统的传统国家，更为重要的是造就了大一统的民族；其次，中国之所以能够造就出大一统的中华民族，是因为中华民族对异族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以及中华民族内部具有雄厚的互敬共存的传统。比照中国的大历史，这两个观点是成立的。从中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是传统国家建构大一统政治的前提；而中华民族的大一统，从根本上讲，不是基于外力，而是基于中国民族所秉承的最基本的生存与发展原则：“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9]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根本，它保证了中华民族旺盛的生命力和发展力；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关键，它保证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内聚力和吸引力。可见，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是中华文化与文明之根本；而传统社会所建构的大一统政治，不过是中华民族的这种生存与发展方式对国家和政治要求的产物。客观地讲，不论从中华民族的造就来说，还是从传统国家及其政治体系的建构来说，中国人民的实践和创造都是相当成功的，从而全面造就了独特的中华文明体系。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民族与国家紧密相关。国家是政治共同体，民族则是历史与文化的共同体。在不同的文明中，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这与不同民族建立国家的基础不同有很大关系。就中西方来说，尽管亚里士多德认为西方的城邦也是经历了家庭、村坊，然后进入城邦的，但在马克思看来，希腊所代表的古典国家建构形式与东方国家完全不同。因为，西方古典国家是建构在部落社会解体而形成的阶级社会基础之上的，国家实际上是维系既有的阶级结构和阶级秩序的产物；相反，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是建构在没有完全解体的部落组织转化为农村家族公社的基础之上的，即亚细亚社会基础之上的，其实质是家族公社的聚集而形成的，所以中国有“集家成国”之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东方社会的国家是基于族群聚合而形成的，相反，西方国家则是基于族群的阶级分化而形成的。这使得东方社会往往将族群共同体与国家政治共同体视为同一体。在西方社会，由于人们在族群属性之外，还存在鲜明的阶级属性，而国家主要是从人的阶级属性出发来建构的，结果，人们往往不是把国家看作族群发展的产物，而是将其视为维系陷入阶级分化社会的产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学者安德森把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看作“想象的共同体”^[20]。就具体的中国来说，与东方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民族聚合是基于中心对外围的强大吸纳和融合而形成的。所以，中国不可能按照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来建构现代国家。这不仅是因为中西历史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因为中西民族的内在结构与存续形态存在巨大差异。在这方面，葛兆光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在文化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它作为‘中国’这个‘国家’的基础，尤其在汉族中国的中心区域，是相对清晰和稳定的，经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明推进之后的中国，具有文化上的认同，也具有相对清晰的同一性，过分强调‘解构中国（这个民族国家）’是不合理的，历史上的文明推进和政治管理，使得这一以汉族为中心的文明空间和观念世界，经由常识化、制度化和风俗化，逐渐从中心到边缘，从城市到乡村，从上层到下层扩展，至少在宋代起，已经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实际的，而不是‘想象的’，所谓‘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新理论的有效性，似乎在这里至少要打折扣。”^[21](www.daowen.com)

在中文中，“中华民族”这个“中”，首先是个方位概念，但在历史上，其一直具有很强的政治和文化含义，并在商代与代表当时的政治单位“国”这个概念结合，构成“中国”这个概念，指称部落共主时代的“共主”所在国。这个所在国，既是政治中心，也是地理中心。到了西周，中国就成为作为“共主”的天子所掌控天下的支撑^[22]。中国传统社会的王朝、帝国及其支撑的民族力量都是基于“中”所形成的政治秩序、地理秩序以及文化秩序而建构起来的。“中”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以及一种文化建构的核心支点，是因为中国人始终将“中”与“四方”结合在一起。“‘四方’是一种‘以我为主’的方位概念，即自居为‘中’，进而整合为所谓‘五方’”，“中”就以聚“四方”为前提和基础的“中”，失去了“四方”，“中”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于是，“以我为核心的‘统一’意识从这里产生”^[23]。这种“统一”，在政治上构成中央集权的传统国家，在民族上构成以汉族为核心、多民族一体的“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是在多元一体的结构基础上建构民族大一统的。历史与现实表明，这种民族的大一统，不是以消除民族差异为前提的，相反，是以承认并尊重民族差异为前提的。因而，其根本不在于民族的同化，而在于民族的凝聚与团结。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促进这种凝聚与团结的力量，主要是内在力量，而不是外在的。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中华文明与历史的发展始终是在汉族与其他民族的不断交融中展开。首先，就汉族来说，其本身也是一个以中原为腹地的多族群的联合体，而且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它一方面吸纳进入汉族居住区的其他民族，另一方面也与其所深入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融合。费孝通先生就明确认为：“汉继秦业，在多元的基础上统一成为汉族。汉族的名称一般认为到其后的南北朝才流行。”汉族“经过2 000多年时间向四方扩展，融合了众多其他民族的人”。“汉族主要聚居在农业地区，除了西北和西南外，可以说凡是宜耕的平原几乎全是汉族的聚居区。同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要道和商业据点一般都有汉人长期定居。这样汉人就大量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正是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24]其次，就其他民族来说，中国历史上不仅出现过由非汉族人统治的王朝（如元朝、清朝），而且在国家分裂的时候，还出现过各种非汉族人统治的政权（如北魏的鲜卑族政权等），这些非汉族的王朝和政权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接受汉文化，进而接受其民族与汉族相互融合的事实。可见，多民族聚合一体，既与中国特定的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有关，也与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综合生态有关。二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始终存在着一个凝聚核心，这就是汉族。费孝通先生认为，汉族之所以能够成为多民族凝聚一体的核心，主要不是其体量优势，而是其所基于的经济生产方式。“如果要寻找一个汉族凝聚力的来源，我认为汉族的农业经济是一个重要因素。看来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服帖帖地主动地融入汉族之中。”^[25]三是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及其所带来的统一王朝，在为多民族的大一统提供政治支撑的同时，也提供了很强的文化支撑。李学勤先生就认为：“长期的统一，为中国文化带来了相当普遍的共通性，由中原以至边远，在很大程度上道一风同，这又反过来使政治、经济的统一更加持久巩固，成为中国人凝聚力的基础。”^[26]

综合上述分析，大一统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产物，也是其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方式。中华文明的所有创造都直接源于这种大一统，并体现这种大一统。这其中不仅有统一的国家，还有统一的文字、统一的纪年等。可以说，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存在与发展方式，铸造了中华文明；同时，中华文明也深化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存在与发展方式。因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尽管出现过王朝更替、其他民族统治中原、国家四分五裂，但中华民族的内在大一统性始终维持，并不断得到巩固，成为“一项举世无比的遗产”^[27]。这决定了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逻辑起点和历史使命与西方国家是完全相反的，即：不是以不同民族成为独立单位体为前提，而是以维系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存在与发展为前提来建构现代国家，并使这种大一统确立在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