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DEA-Malmquist方法的测算结果显示：1978—1994年我国TFP增长率及其对增长的贡献率在波动中呈现出上升态势，但在此之后，尤其是2003年以来，TFP增长率及其对增长的贡献率却表现出下降格局，且下降程度在2008年之后表现得特别突出。如果说技术创新驱动了TFP增长的话，那么从时序来看，我国围绕技术创新进行的各类投入是持续增长的，表6-6显示：1991—2015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从150.80亿元增至14 220.00亿元，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从67.05万人增至393.30万人，同期研究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即R＆D经费支出/GDP）也从0.69%提高至2.10%。从研究与试验发展产出的角度看，1987—2015年，我国专利申请受理数从2.61万件增至279.85万件，专利申请授权数也从0.68万件增至171.82万件。上述情形表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针对创新的投入和专利产出均有了较为显著的增长，然而TFP增长率及其对增长的贡献率却并未呈现出持续提高趋势，在1994年之后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下降。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创新投入增加-TFP增长率下降”的不对称格局，这种格局显然与经济体制转轨背景下TFP影响因素的制度背景紧密相关。

表6-6　1987—2014年我国针对研发进行的投入和产出情况

续　表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

前文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市场化进程、人力资本、开放程度和财政支出水平对我国的TFP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市场化进程和财政支出分别对TFP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和抑制效应。从这两个因素出发，我们认为：1994年的财政分权化改革重塑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关系，进而导致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和行为方式发生变动，其结果是显著影响了市场化进程和财政支出格局，这是导致1994年之后我国TFP增长率整体下行的政治经济学成因。这里的主要机制在于：1994年的财政分权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导致地方政府在本级财政收支普遍存在缺口的条件下，追求在行政绩效激励体系中具有主导性和显示性的经济增长。约束条件下的目标取向影响着地方政府在辖区内的资源配置和政策选择，即政府间的制度安排对政府-市场的关联机制产生了影响。从时序角度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历了向农村和企业下放经济自主权的市场化改革，并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等方式开启了对外开放进程。更重要的是，此时段我国尚未形成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不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水平与要素配置需求较为耦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取向也较为一致，其结果是1994年之前TFP增长率具有在波动中持续提高的特征。然而，1994年之后，地方政府的增长目标导致其在产业选择中往往聚焦于个别具有短期增长效应的产业，同时在经济运行中凸显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的带动作用，这种格局意味着市场化改革因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而步入深度调整阶段。与此同时，在财政分权化改革的情形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往往服务于自身的经济增长目标，其结果是相对忽视了科教文卫支出以及研发支出中的长期性投入，其结果是对TFP的持续提高产生了负面影响。上述机制在经济增速下行的条件下显得尤为突出，这正是1994年之后（尤其是2008年以来）我国TFP趋于下降的主要诱因。

就政府财政支出而言，在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服务于短期内的经济增长目标，相对忽视能够在长期内提高要素组合效率的支出项目。在现有统计资料中，可以获取1995—2006年我国31个省区财政支出中的基本建设支出数据。相对于其他财政开支，基本建设支出与地方政府的短期增长目标存在更紧密的关联，据此，可以使用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揭示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偏好。表6-7给出了计算结果，可以发现：在考察期内，绝大多数省区的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出现了快速提升，2000年相对于1995年，有27个省区的基本建设支出占比在提高，4个省区的基本建设支出占比在下降（天津、福建、山东、海南）。2006年相对于1995年，有23个省区的该项占比出现了提高，8个省区的该项占比表现出下降（北京、天津、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四川、云南）。这种格局证实：1994年以来，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中更加凸显了基本建设支出的重要性，它有助于各省区进而全国的短期经济增长。但从TFP提高的角度看，这种财政支出结构会派生两个结果：一是财政支出项目中科教文卫等开支占比相对下降，这会通过抑制居民消费以及人力资本形成而对TFP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在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内部市场扩展乏力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相对下降的背景下，由企业创新所驱动的TFP提高必定难以产生优异绩效。二是财政支出项目的基本建设支出强化了投资以及经济决策的短期化，与之相伴随的是，在整体的研究和试验发展投资中，更能形成持续生产效应的基础研究占比长期处在较低水平。统计资料显示：1995年之后，我国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支出在全部R＆D经费支出中的占比始终在5%左右波动，2015年该比例甚至已降至4.72%。由此可见，在财政支出偏好短期增长的条件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水平提高会通过多种机制对TFP的提高产生负面作用。

表6-7　1995—2006年我国各省区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www.daowen.com)

续　表

数据来源：原始数据来自CEIC数据库。

相对于财政支出水平，市场化程度对我国TFP提高的正面影响更为突出。1994年以来，地方政府在财政收支缺口条件下凸显了增长目标取向，这同样对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产生了不利影响。从逻辑上说，依靠提高居民消费率来实现经济增长以国民收入分配调整为前提，而依靠推动创新或要素组合效率来刺激经济增长则意味着政府的经济职能转变，且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也具有长期性和外部性。基于此，相对于居民消费和创新这些因素，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往往是通过吸引和刺激投资来实现短期的经济增长，投资、尤其是重点产业和项目投资就成为地方政府目标实现的重要载体。考虑到房地产市场的景气格局、产业关联效应及其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因此，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凸显房地产开发投资随之成为地方政府的普遍选择。经验数据显示：1994年财政分权化改革以来，我国整体以及各省区的投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动，图6-5表明：1994年之后，我国整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占比（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DP）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跃迁过程。1978年至1992年，固定资本形成占比均低于30%，但1993年和1994年该比例分别攀升至34.23%和34.12%，此后持续走高并在2014年达到55.28%。各省区的固定资本形成占比与全国情形极为一致，且在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越大的背景下，固定资本形成占比的攀升程度越是显著。

更值得强调的是，1994年之后，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也在逐步攀升，1986—1992年该比例始终低于10%，但1993年和1994年其数值快速提高至14.82%和14.98%，此后持续攀升并在2014年达到18.56%。从各省区来看，1994年之后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重要性几乎都得到了增强。就市场化改革而言，地方政府普遍地强调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其出发点是在短期内拉抬本地的经济增长并舒缓本地的财政压力，但其客观结果却是不同地区的生产要素难以依据价格信号进行优化配置，且地区间的产业同构特征也极为显著，经济发展格局不能充分地耦合各自的禀赋条件或比较优势。上述情形的例证是：为了刺激固定资本投资、尤其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时也为了获取土地征用、整理和开发过程中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倾向于利用对城乡土地资源的实际主导权，促使更多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国有属性的城市建设用地，这种土地所有权及土地使用类型的转变对地方政府而言是有利的。然而，城市建设用地扩大不能引致企业进入、就业创造、社会保障供给等因素的跟进，在城市房价持续攀高的条件下，农村转移劳动力又难以形成对城市商品房的有效需求，其最终结果是我国城市人口密度的持续下行。图6-2显示：1981—1992年我国城市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上的城市常住人口万人数）在下降，1993年之后这种下降态势得到了延续，1993—2014年城市人口密度已经从2.15万人下降至1.499万人。在土地资源高度短缺且城市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事实上是降低的。这折射出土地市场化进程的迟缓以及地方政府对要素配置的影响，其结果必然会通过市场化进程这个渠道而抑制我国的要素组合效率改善。

图6-2　1978—2014年我国投资结构及城市人口密度的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原始数据来自CEIC数据库。

协调发展包含要素组合效率取代要素投入以在增长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此而言，TFP增长是要素组合效率提高、投入结构优化的重要表征，因此也就是我国实现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实证分析而言，本书基于DEA-Malmquist方法和31个省区1978—2014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1978—1994年我国TFP呈现出在波动中增长的态势，但1994年以来却出现了持续下降的格局，这种下降在2008年之后尤为突出。从全国和省区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TFP增长率及其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度仍不显著，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仍高度倚重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因此仍面临着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转为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使命。面板数据分析还表明：市场化程度对我国TFP增长具有极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和开放程度也有推动作用，基础设施的积极作用不显著，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却对TFP增长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在经济体制转轨背景下，1994年以来的TFP下降应立足于政治经济学进行阐释，其核心机制是：1994年之后的政府间制度安排导致地方政府的行为方式发生了变化。为了在财政收支缺口条件下实现增长目标，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中凸显了基本建设支出，在市场化进程中凸显了固定资本投资（尤其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土地过度征用），由此引申出对TFP提升的阻滞作用。反过来说，我国要立足于TFP提高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优化投入结构进而实现协调发展，就需要基于上述制度运行逻辑改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政府-市场之间的关联方式，这是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减弱对要素投入倚重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