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TFP增长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着波动特征，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之后，我国整体以及省区意义的TFP增长率（及其对增长的贡献度）出现了下降态势。这暗示着我国经济增长对资本和劳动等因素的倚重程度是增强的，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因TFP贡献度下行而呈现出恶化趋势。从推动协调发展以及投入结构转变的角度看，TFP增长率的上述演变格局需要给予经济学阐释。这种阐释即是回答：决定我国TFP增长率的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在TFP变动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TFP反映了剔除劳动和资本等投入之后，由技术-组织创新以及资源再配置导致的要素组合效率提高程度。因此，从逻辑推演的角度看，TFP增长率主要受如下因素的影响：（1）人力资本，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是提高要素组合效率的重要因素，特定经济体的人力资本含量越高，则其劳动力的产出效率越是突出，技术进步、市场创新以及管理改进的基础越是厚实，而这两者均会对TFP增长产生积极效应；（2）市场化程度，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更能加剧生产要素在企业、产业和地区之间充分流动，促使生产要素依据价格信号配置到最具效率的领域。因此，市场化程度提高能够因优化要素配置效率而对TFP增长产生正面作用；（3）基础设施，TFP提高有赖于不同经济主体的市场交易活动，而基础设施则关联到商品和要素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对接成本。良好的基础设施可以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而优化资源配置，进而对企业和地区的生产效率提高带来正面影响；（4）开放程度，在全球化背景下，特定经济体与域外的贸易往来、资本流动和信息互动，有助于其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要素配置、促进市场创新并调整产业结构。因此，开放程度提高在逻辑上可以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TFP增长产生重要作用；（5）财政支出水平，从政府-市场的关系来看，财政支出水平不仅关系到特定经济体的公共产品供给状况，而且关系到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上述两者会通过影响微观主体行为而对TFP产生作用。从方向上看，政府财政支出水平对TFP的影响可能会因时期和地区而存在差别。概括起来，TFP变动在逻辑上受到人力资本、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开放程度以及财政支出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为了检验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本书采用1979—2014年我国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并设立如下模型来考察TFP变动的成因：

在6-8式中，i和t分别表示第i个省区和第t时期，TFP为被解释变量，其值为我国31个省区的TFP累积增长率。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解释变量的指标和数据来源如下：

人力资本（HC），采用各省区每万人中在校大学生人数表示人力资本存量。在计量分析中人力资本也可以用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然而，现有统计资料公布了1990年之后分省区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难以得到1979—2014年31个省区的相关数据。1979—2008年各省区人口数以及在校大学生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9—2014年数据来自CEIC数据库。上述资料中，辽宁缺少1979年的在校大学生人数，此处采用内插法进行了填充。

市场化程度（MR），采用各省区职工人数中非国有单位职工人数（非国有单位职工人数等于职工人数减去国有单位职工人数）占比表示市场化程度，1979—2008年各省区的职工人数和国有单位职工人数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9—2014年数据来自近年的各省区统计年鉴。已有资料中内蒙古缺少1979年的职工人数，安徽缺少1979年、1996年和1997年的国有单位职工人数，此处采用内插法进行了填补。

基础设施（IN），采用各省区单位国土面积的公路里程数作为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其单位为每一万公顷国土面积的公路里程数。1979—2008年各省区的公路里程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9—2014年数据来自CEIC数据库，各省区国土面积采用2011年数据。上述资料中，天津缺少1979—1981年的公路里程数，此处采用内插法进行了处理。

开放程度（OP），采用各省区出口贸易额在GDP中的占比作表示开放程度，1979—2008年各省区出口贸易额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9—2014年数据来自CEIC数据库，出口额按照汇率折算为人民币以便于与GDP比较。上述资料中缺少北京1979—1982年、内蒙古1979年、海南1979—1986年的出口贸易额数据，此处采用内插法和回归法进行了填充。

财政支出水平（FI），采用各省区一般预算支出在GDP中的占比表示财政支出水平，1979—2008年各省区财政支出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9—2014年数据来自CEIC数据库。已有资料中缺少四川1979—1984年的财政支出数据，此处采用回归法进行了添加。

从计量分析的角度看，针对1979—2014年我国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分析，被解释变量TFP以及解释变量HC、MR、IN、OP、FI各有36×31=1 116个样本数。表6-3给出了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6-3　全要素生产率分析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www.daowen.com)

从计量分析的流程出发，首先需要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共6个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上述变量的演变均存在着截距项和趋势项，单位根检验时均应采用含有截距项和趋势项的类型。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方法包括Levin，Lin＆Chu t*、Breitung tstat、Im，Pesaran＆Shin w-stat、ADF-Fisher Chi-square、PP-Fisher Chi-square。其中，Levin，Lin＆Chu t*、Breitung t-stat的原假设是存在同质面板单位根；Im，Pesaran＆Shin w-stat、ADFFisher Chi-square、PP-Fisher Chi-square的原假设是存在异质面板单位根。利用Eviews6.0得出的结果显示：6个序列的水平检验不能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但1阶差分均能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1阶差分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6-4。观察检验结果可知：被解释变量TFP和被解释变量HC、MR、IN、OP、FI都是1阶单整的。

表6-4　模型中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注：括号内数据为1阶差分检验相应统计量的P值。

相关序列通过了单位根检验，且均为1阶单整序列，据此可对序列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协整检验主要有两类方法：一类以残差回归为基础，代表方法是Pedroni、Kao和Engle-Granger两步法；另一类以最大似然比为基础，代表方法是Johansen-Fisher检验。尤其是，Pedroni P.（1999）提出了7个统计量：Panel v-statistic、Panel rho-statistic、Panel PP-statistic、Panel ADF-statistic、Group rho-statistic、Group PP-statistic、Group ADF-statistic，其中前四个是组内统计量，后三个是组间统计量。综合采用上述方法对此处的序列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可以得到：Pedroni检验中除了Panel.rho的P值大于0.05，其余统计量的P值均小于0.05。Johansen-Fisher检验和Kao检验的P值均小于0.05，能够在1%或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基于上述结果，可以得出：1979—2014年我国31个省区的TFP与人力资本、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开放程度、财政支出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

6个序列通过了单位根检验且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由此就能利用预设的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为了确定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我们首先利用Hausman统计量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Hausman统计量的值是12.343 0，相应的P值是0.003 4，P值小于0.05，该结果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的假设。因此，应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建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式的结果仅作为参考。回归结果汇总为表6-5，表6-5显示：两个回归模型大多数变量的P值小于0.05，特别是，除了基础设施之外，固定效应模型其他变量的P值均小于0.05，这说明被解释变量的估计值能够通过检验，且具有统计显著性。模型的判定系数R2和调整后的判定系数R2均较高，特别是固定效应模型的两个判定系数分别为0.673 5和0.662 9，可见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人力资本等变量对TFP增长率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依据固定效应模型，人力资本HC的系数为0.004 9，P值为0.000 0，这说明人力资本增加有助于提高我国各省区的TFP，人力资本每提升1个百分点，会导致TFP提高0.004 9个百分点。市场化程度MR的系数为2.269 6，P值为0.000 0，说明市场化进程会引致各省区TFP增长，市场化程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会导致TFP增长2.269 6个百分点。基础设施IN的系数为-0.0019，P值为0.077 9，说明现阶段基础设施改善对我国TFP提高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OP的系数为0.7233，P值为0.000 2，说明对外开放对各省区TFP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开放程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会导致TFP提高0.723 3个百分点。上述变量的符号与前文的逻辑推演具有很强的一致性。然而，财政支出程度FI的系数为-0.4734，这说明各省区的财政支出水平对TFP增长具有抑制作用，财政支出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会导致TFP增长率下降0.473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背景下，我国各省区财政支出水平的攀高会对TFP增长带来不利影响。

表6-5　各省区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模型的回归结果

上述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显示：对我国TFP正向影响最大的是市场化程度，其余变量的正向影响依次为开放程度和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对TFP提高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各省区的财政支出水平对TFP增长却具有显著的负面作用，这显然与我国体制转轨的时空背景以及此背景下的制度安排紧密相关。人力资本、市场化程度、开放程度对TFP的积极作用容易理解，但市场化对TFP增长具有关键性作用，这是因为：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时期，生产要素依靠价格信号在不同领域的充分流动和优化配置，既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前置条件，也是影响生产效率的核心因素。在要素流动性和资源再配置受阻的情形下，企业难以依据正确的价格进行要素组合，并进行产品、技术、市场和组织的创新，据此我国整体和各省区的TFP增长也就无法想象。由此，市场化进程对TFP的促进作用就超过了其他因素，“将价格做对”仍是各省区以及我国整体提高TFP最为基础的工作（高帆，2015b）。当前，财政支出水平对各省区的TFP增长具有负面作用，其原因在于：适度的财政支出会通过公共产品供给而对TFP产生积极作用，但在中国的体制转轨时期以及“为增长而竞争”的行政激励机制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往往偏向短期具有增长效应的大项目，而不是长期能够带来更高生产力的公共产品领域，这种格局很可能会诱发出要素价格扭曲、多种资源错配以及对技术-制度创新的抑制。除此之外，基础设施对TFP增长的作用并不突出，这很可能是因为现阶段我国基础设施往往是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并作为经济调控方式而实施的。从地域角度看，近年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往往在区域统筹发展的理念下集中在人口净流出的中西部地区，上述投资主体和地域的结构特征抑制了基础设施的效率发挥。基于面板数据的计量结果为我国TFP增长率的时序变动提供了解释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