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费率是反映经济需求结构变动的重要指标，提高居民消费率对我国贯彻落实协调发展理念具有重大意义。前文针对居民消费率的变动提出了三个假说：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前提下，平均消费倾向伴随着收入增长而不断下降；在平均消费倾向递减的情形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与平均消费倾向反相关；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居民消费率与劳动者报酬占比正相关，而与居民收入差距反相关。依据这种逻辑推演，采用1992—2014年我国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上述假说，考察期内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下降，更重要的是，中国居民消费率受到收入差距、人口结构以及政府财政格局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形下，劳动者报酬占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会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提高0.286 9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每提高1个百分点，会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0.080 7个百分点。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渐趋下降，城乡收入差距也在渐趋提高，这些因素是导致居民消费率出现趋势性下降的重要成因。在某种意义上，居民消费率下降是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以及居民收入分配在宏观经济领域的客观产物，尤其是劳动者报酬占比所体现的国民收入分配是引致居民消费率变迁的核心因素。在考虑政府作用的前提下，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也成为理解居民消费率变动的重要维度。

如果将劳动者报酬和地方政府财政能力作为分析居民消费率的切入点，那么转型时期我国居民消费率变动可利用前文的政治经济学框架进行深层解析。这里的解释逻辑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动了针对企业、居民等微观经济主体的放权，但在渐进式体制转型背景下，各级政府还程度不一地掌握着较多的经济运行资源。20世纪90年代初期之后，分权化改革重新界定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关系，即形成了所谓的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这一体制的核心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具有决定权，而地方政府官员则在行政锦标赛中竞争稀缺的升迁机会。在经济增长发展理念下，行政锦标赛主要是围绕经济增长等短期可显性化的指标而展开的，但在财政分权前提下，地方政府通常面临着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不匹配，且不匹配程度伴随着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级别而渐趋加剧。作为对上述格局的回应，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通常是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增加财政收入，借以弥补财政收入和支出的不匹配，同时提高资本经营性收入，借以为本地的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此种情形必然伴随着劳动者报酬占比出现持续下降。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在财政收支缺口背景下推动经济增长，必然会引致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通常激励地方政府将更多的财政资源投向能够在短期内产生增长的项目，而相对压缩科教文卫等民生项目开支，事实上，民生项目开支在市场化背景下已过度被居民所承担。上述制度安排和行为选择的结果是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地方财政支出中民生项目占比下降，而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居民消费率的走低也就成为体制转型格局的客观产物。

1978年之后，我国采用市场化体制转轨和开放程度提高来刺激经济增长，以此形成对计划经济时期经济低效率的积极矫正。从政府间关系的角度看，1994年之后的财政分权化改革则开启了地方政府注重经济增长的进程，在分权化改革背景下，经济增长在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为了揭示经济增长对地方政府决策和行为选择的含义，表5-6给出了1978—2015年我国整体与31个省区经济增长的相对关系。可以发现：就GDP增长率而言，以1994年为分界点，各省区的GDP增长率与全国的GDP增长率比较发生了深刻转折。1994年之前，31个省区中GDP增长率高于或等于全国的省区数、与低于全国的省区数是比较平衡的，在多个年份（例如：1983年、1985年、1986年、1987年、1988年、1991年、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低于全国的省区数甚至超过了GDP增长率高于或等于全国的省区数。然而，1994年之后，GDP增长率高于或等于全国的省区数始终大于GDP增长率低于全国的省区数，在个别年份（例如：2004年和2013年）GDP增长率低于全国的省区数甚至为0。就GDP总量而言，也以1994年为分界线，31个省区的GDP之和与全国GDP的比较关系发生了显著改变。1994年之前，31个省区的GDP之和基本低于全国GDP，在个别年份，例如1986年，31个省区的GDP之和比全国GDP小697.2亿元，这种差额占全国GDP的比重为6.76%。但1994年之后，31个省区的GDP之和快速追赶全国GDP，并在2003年之后，前者超越后者并延续至今。例如：2005年31个省区的GDP之和比全国GDP多出1.19万亿元，该差额占全国GDP的比重为6.41%。GDP增长率和GDP总量的比较显示：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在财政分权化改革的背景下，经济增长在地方政府的目标选择中不断凸显其重要性，这自然会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产生影响。

表5-6　1978—2015年我国整体与31个省区经济增长的关系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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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原始数据均来自CEIC数据库。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的财政分权化改革，不仅导致地方政府将经济增长作为主导的目标取向，同时也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地方政府的本级财政往往面临着支出大于收入的失衡格局。表5-7给出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变化情况，不难发现：1978年以来，全国财政收入、地方本级财政收入、全国财政支出、地方财政支出均呈现出不断提高态势，这与经济总量的持续高速增长格局是耦合的。从地方财政收支在全国的相对地位看，1994年之前地方财政收支总体上是平衡的，此时段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多数年份是大于支出的。1994年财政分权化改革之后，地方本级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出现了急速下滑，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却在持续攀高。1994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比为44.30%，而财政支出占比为69.71%，两者的落差为25.41个百分点，此后该落差伴随着时间推移在渐趋扩大，并在2011年达到考察期的落差最大值34.30个百分点。2011年之后，导源于国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地方政府面临的本级财政收支落差有所减弱，2015年该数值下降至30.95个百分点。在经济实践中，我国在实施财政分权化改革的进程中也注重中央税收返还和补助收入的调节功能，借此部分地缓解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收支缺口。表5-7显示：1999年之后，中央税收返还和补助收入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合计中占据重要份额，其占比最低为39.94%（2015年），最高为46.70%（2009年）。问题在于中央税收返还和补助收入往往集中于特定地区或特定领域，其数额具有较大弹性且难以成为多数地区稳定的主体财政收入来源。概括起来，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促使地方政府将增长视为主导的目标取向，这为我国经济总量的持续高速增长奠定了制度基础。但地方政府是在财政收支缺口的约束条件下追求增长目标的，约束条件下的目标最大化必定会影响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选择，从而通过国民收入分配和财政支出结构而对居民消费率产生影响。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地方政府在财政收支缺口背景下开展增长的竞争，这种格局首先导致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从收入法角度看，特定国家的经济产出可分为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固定资本折旧和劳动者报酬四个部分，它们大致对应了政府、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等不同主体对经济产出的分配方式。为了在约束条件下有效实现增长目标，我国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通常是：相对抬高生产税净额以缓解自身面临的财政收支缺口，同时通过影响要素定价等方式相对地提高营业盈余，以刺激资本在推动地区经济增长中更好地发挥要素粘合作用，其最终结果是在经济产出中，生产税净额占比和营业盈余占比两者在相对上升，劳动者报酬占比却在相对下降。现有统计资料尚未发布我国整体的收入法GDP数据，但发布了31个省区收入法GDP的变动情况，据此可分别计算各省区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和劳动者报酬的相对情况，并通过31个省区加总的方式得到全国的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劳动者报酬以及收入法GDP等数据。图5-5给出了1993—2014年我国收入法GDP中不同部分的占比变动情况，可以发现：1994—2007年营业盈余占比从23.50%提高至28.45%，增加了大约5个百分点，2008年之后该占比在波动中渐趋下降，并在2014年达到了24.97%。1994—2014年，生产税净额占比整体上在渐趋提高，从13.73提高至15.64%，增加了大约2个百分点。与此相对，1994—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却出现了显著的下降，从50.31%下降至42.86%，下降超过了7个百分点，2008年之后逐步攀升并在2014年达到46.51%。值得强调的是，我国31个省区收入法GDP中不同部分的占比情况，与全国整体的变动格局是高度类似的。可见20世纪90年代初期之后的较长时期内，我国不同省区、进而全国整体的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占比在攀升，与此伴随的是劳动者报酬占比的下降。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但迄今为止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并未提高至1994年的水平。前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劳动者报酬对我国居民消费率存在具有显著的正向刺激效应，在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的情形下，要促使居民消费率保持在较高水平无异于缘木求鱼。反过来说，2010年之后我国居民消费率出现了小幅提高态势，这种情形也与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小幅增加紧密相关。

表5-7　1978—2015年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的变化情况

续　表(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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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原始数据均来自CEIC数据库。

图5-5　1993—2014年我国收入法GDP中不同部分的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CEIC数据库中31个省区收入法GDP计算得出。

地方政府行为不仅通过劳动者报酬占比影响居民消费率，而且通过财政支出结构影响居民消费率。地方政府在财政收支缺口的条件下追求经济增长，因此围绕极为有限的财政资源，地方政府往往首先将其配置到短期能产生增长效应的大项目、大工程，这会导致科教文卫等民生类财政支出的相对下降。民生类财政支出关联的是城乡居民的生活性公共产品，在此类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条件下，城乡居民的理性行为是选择“自我保障”或“被动储蓄”，以应对未来在教育、住房、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大宗开支。此种行为选择必然会对居民消费率产生抑制效应，这从前文分析中财政能力对居民消费率的负面影响能够得到证实。从经验数据来看，各级政府财政支出中科教文卫支出占比可作为反映财政支出结构的代理变量，该变量刻画了民生类财政支出在政府财政支出总体中的相对重要性。表5-8给出了1978—2014年我国整体及典型省区民生类支出占比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1978—1980年全国整体的民生类财政支出占比经历了快速提高，之后缓慢提高至1994年的28.83%。1994年之后，导源于财政分权化改革以及地方财政收支格局和行政激励模式的改变，民生类财政支出占比出现了持续下行，2010年该指标下降至16.01%。在此之后，受惠于统筹协调发展理念的提出和实施，该指标有所回升并在2014年达到16.86%。31个省区的财政支出结构也经历了类似变化，例如：在东部地区，江苏的民生类财政支出占比在1994年达到了36.36%，之后逐步下降至2009年的16.94%。在中部地区，安徽的民生类支财政出占比在1994年达到了34.92%，之后持续下降至2010年的14.93%。在西部地区，陕西的民生类财政支出占比在1994年达到了31.48%，之后逐渐下降至2010年的17.03%，其余省区的变化特征与全国和这些省区的趋势高度相似。这说明：20世纪90年代初期之后，我国地方政府、进而全国整体的财政支出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这集中表现为民生类财政支出占比的持续下降。民生类财政支出占比下降与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相互叠加，共同引致了此时段我国居民消费率的持续下行。

表5-8　1978—2014年我国整体及典型省区
财政支出中民生支出的变化情况（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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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CEIC数据库中31个省区的财政支出、财政支出中科教文卫支出计算得出。2007年之后，我国财政支出口径发生了变化，各省区的科教文卫支出用教育支出替代，这种处理方法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的方法一致。

概括起来，居民消费率是反映国民经济需求结构变动的重要指标。1978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率呈现出一个先提高、再降低、又提高的变动历程，居民消费率的波动特征以及现阶段的偏低格局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特征事实。为了阐释这种特征事实，可以针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因素推演出相应假说，这些假说强调：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居民消费率与劳动者报酬占比正相关，而与居民收入差距反相关。依据这种逻辑推演，可以采用1992—2014年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上述假说，劳动者报酬占比相对于居民收入差距对我国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程度更为突出，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也对居民消费率形成了抑制作用。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书利用协调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进一步揭示了居民消费率变动（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之后居民消费率走低）的深层原因。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在市场化体制转轨背景下，以财政分权化改革为标志推动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经济关系的重塑，即形成了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这种体制凸显了地方政府的增长目标及财政收支缺口。为了在财政收支缺口的约束条件下尽可能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是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相对地提高政府和资本所有者份额，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相对地减弱民生类财政支出占比。其结果是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和民生类财政支出占比下降，在这两者同时下降的情形下，我国居民消费率的持续走低就不可避免。由此延伸开来，提高居民消费率、实现我国经济需求结构的优化必须将其放置在体制转型的大背景中，并依靠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关系、进而政府-市场关系的良性改变才能有效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