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阶段，我国经济面临的禀赋条件和目标选择是有差别的，经济的协调发展程度也存在着差异。本书基于5类结构性问题的多个细分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了1990—2014年我国经济的结构失衡程度和协调发展综合指数。依据指标含义和测度方法，各子系统指数以及协调发展综合指数数值越高，则表明经济的结构失衡程度越严重，协调发展进程越受到掣肘。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测度结果可以清晰地揭示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经济协调发展的进程及其主要表征：

首先，整体上看，协调发展综合指数I以2003年为拐点经历了一个先提高再下降的“倒U型”变动过程。具体地说，1990—2003年我国的协调发展综合指数从0.255攀高至0.687，而2003—2014年该指数则从0.687下降至0.435。上述情形说明：2003年之前我国经济的结构失衡或发展不协调程度整体是加剧的，但2003年之后结构失衡有所缓解，经济的协调发展程度在逐步提高。从时点上看，2003年是我国从经济增长发展理念向统筹协调发展理念的转折时期，协调发展综合指数的变动证实：2003年之后的发展理念转变整体上缓解了经济不平衡、不持续问题。然而，上述指数变动不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协调问题已经得到了完全彻底的解决，协调发展理念已经得到了切实有效的落实，事实上，中国仍面临着实现经济协调发展的严峻挑战和重大使命。这是因为：（1）我国经济的协调发展综合指数存在着较为显著的波动性，即使在2003年之后的整体下降阶段，该指数在某些时段仍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攀升态势，例如：2006至2009年即从0.559提高至0.649。这种情形暗示着：结构性失衡的整体下降和特定时段的攀高是相互交织的，对协调发展综合指数的趋势判断需要建立在更长时期的观察和分析之上。（2）以1990年为基期，则现阶段我国经济的结构失衡程度相对于基期来得更为严重。1990年协调发展综合指数Ⅰ为0.255，而2014年其数值为0.435，这说明即使2003年之后我国经济的协调发展程度整体在提高，但当前这种提高程度仍低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3）协调发展综合指数I是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增长质量结构、增长与能源生态结构等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从这些子系统的变动态势来看，2003年之后导致协调发展综合指数下降的主要是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的演变，反映其他结构性问题的指数并未呈现出持续走低的基本态势，产业结构失衡甚至表现出单向度攀高的格局。

其次，从城乡结构失衡来看，城乡差距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一个重要表征。本书的测算结果显示：我国城乡结构失衡指数（X1）以2002年为拐点，也呈现出一个先提高再下降的“倒U型”变动轨迹。1990—2002年该指数从0.872逐步攀高至1.510，此后则经历了持续缩减并在2014年降至0.872，可见2002年以来我国城乡结构失衡问题整体得到了较大程度的缓解。这种缓解主要导源于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差距在持续下降，城乡居民人均医疗保障支出差距、城乡人均消费支出差距在2003年之后也出现了缩减。换言之，相对于考察期内2002年的最高点，现阶段标度城乡结构失衡程度的X1指数出现了下降。然而，这种格局并不表明我国的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已经有效达成，原因在于：以1990年的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城乡人均医疗保障支出差距为1，则2014年上述两个指标仍达到1.325和1.283，可见其落差程度相对于基期仍是加剧的。考虑到上述两个指标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重要作用，则当前我国仍面临着持续缩减城乡结构失衡的重大使命。

第三，从产业结构失衡来看，产业结构失衡指数（X2）标度了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产业结构与人口结构之间的匹配程度。本书的计算结果表明：1990—2014年我国的X2指数呈现出单向度的持续攀高态势，其数值从0.415提高至0.742，可见考察期内产业结构失衡程度是不断加剧的。在产业结构失衡的细分指标中，用工业化率/城市化率标度的工业化-城市化偏离程度有所下降，但其他三个指标均呈现出较为显著的提高趋势。以1990年基期的差距为1，则2014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产值偏差度攀高至1.429，常住人口城市化-户籍城市化偏离度攀高至1.181，土地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偏离度攀高至1.560。上述三个细分指标的变化情况说明相对于其他产业，我国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比较劣势趋于加剧，而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粗放利用和农民城市融入困难也尚未出现显著改观。

第四，从区域结构失衡来看，区别于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动轨迹，我国区域结构失衡指数（X3）在1990—2003年始终维持在高位，但2003年之后则出现了持续下降。1990—2003年X3指数的波动非常小，其数值始终处在0.757—0.807的狭窄区间，2003—2014年该数值从0.807降至0.472，可见2003年之后我国区域结构失衡程度整体上出现了减弱态势。这种减弱主要是由各省区经济增长率变异系数、人均GDP落差、人均财政收入变异系数的变动所引致的。相对而言，各省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变异系数却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格局，以1990年基期的变异系数为1，2014年我国各省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变异系数为0.944，并未出现明显的缩减趋势，而各省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异系数为1.398，呈现出显著的攀高态势。上述测算结果意味着：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收敛主要发生在2003年之后，且现阶段城乡居民收入维度的地区差距仍值得高度警惕。(www.daowen.com)

第五，从增长质量结构的角度看，标度该类结构变动的X4指数呈现出波动频繁、且在波动中逐渐走高的重要特征。本书的测度数据显示：1990—2014年的X4指数出现了4轮“先增后减”的变动过程，这4轮周期变动的极高点分别发生在1993年、1998年、2003年和2009年，极低点则分别发生在1995年、1999年、2006年和2014年，这说明我国增长质量结构失衡的波动特征极为显著。就时序比较而言，1990—2014年该指数从0.857攀高至1.618，这意味着增长质量结构的失衡程度整体上是加剧的。从各细分指标来看，相对于1990年的基期差距，2014年所有的7个细分指标数值均在提高，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结构失衡格局表现在诸多维度。尤其是，以1990年的基期数据为1，则2014年我国货币化与经济增长的偏差扩大至2.370，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偏差扩大至1.664，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落差扩大至3.253，人均GDP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落差扩大至1.256，可见这些领域的结构失衡问题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恶化趋势。

最后，从增长与能源生态结构的角度看，刻画此类结构失衡的指数X5在2000年之前逐步下降，但2000年之后较为稳定，中断了此前持续下降的基本态势，甚至呈现出小幅度的攀高趋势。1990—2000年X5从0.756下降至0.387，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生态结构的失衡得到了缓解，但2000—2014年该数值从0.387变化为0.427，这说明相对于2000年之前，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国增长与能源生态的结构性问题表现出某种“固化”特征。从细分指标来看，X5的变动（尤其是2000年之前的缩减趋势）主要是单位GDP能源消耗、单位GDP工业废水排放、单位GDP工业废气排放、单位GDP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的变动引致的。从人均能源消耗、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工业增长值来看，如果令1990年基期为1，则2014年这两个细分指标分别攀高至2.487和1.487。2000年之后指数的相对固化以及两个细分指标的提高说明：现阶段我国持续缩减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程度仍面临着严峻挑战。

基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解析经济协调发展问题，首先需要测度我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演变进程和主要特征。由此出发，本书对协调概念进行梳理并对协调发展测度方法进行了探究，进而利用协调发展综合指数刻画我国经济的结构失衡或协调发展程度，并将协调发展综合指数分解为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增长质量结构、增长与能源生态结构5个子系统的28个细分指标。这些指标较好地满足了系统性、独立性、一致性和可得性等基准，在子系统内部的细分指标之间和不同子系统之间则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权重。基于此，本书利用1990—2014年的实证数据研究了我国5类结构性问题和协调发展综合指数的变动过程，结果显示：考察期内我国经济的协调发展综合指数以2003年为拐点经历了一个先提高再下降的“倒U型”变动过程，2003年之后我国的经济结构性问题趋于减缓，协调发展程度有所提高。然而，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增长质量结构、增长与能源生态结构有不同的演变方向，协调发展指数存在波动特征，且当前整体结构失衡程度仍高于1990年的考察期起始点。这些表明：现阶段我国的经济结构性问题仍是显著且表现在多维度的，我国为实施协调发展理念、实现协调发展目标仍需付出持续努力。立足于本书的协调发展综合指数测度结果，城乡结构中的城乡收入差距、增长质量结构中的居民消费率、增长与能源生态结构中的要素组合效率仍值得关注，本书后续将集中对上述三个结构失衡问题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以此深刻阐述这些结构性问题的制度成因及其可能的化解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