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和居民是数量最为庞大、分布最为广泛的经济参与者，它们依据商品和要素市场的价格信号开展经济活动，并构成了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的主要实施者。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央政府向农户、企业以及地方政府的渐进式放权，我国微观经济主体也呈现出区别于计划经济时期以及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特征。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就农户而言，农民经济学中存在着两种针对农户性质的理解：以“恰亚诺夫-斯科特命题”为核心的“道义小农”假说，即认为农户的经济活动具有区别于市场经济背景下企业行为的异质性，农户的要素投入过度倚重劳动力，农户的生产主要是为满足自身消费，农户在经营中特别强调风险规避；以“舒尔茨-波普金命题”为基础的“理性小农”假说，即强调农户的行为方式与其他微观主体没有本质差异，农户具有足够的理性去优化资源配置并实现利益最大化，即使对最贫困的小农来说其行为方式也具有“便士资本家”特征。就我国而言，1978年以来的农业经营方式变革赋予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政府对农户农业经营行为的干预程度大幅度下降。在此背景下，我国农户的生产目标正从风险规避向利润追求演变，要素投入正从劳动密集向资本-技术密集演变，市场条件正从市场不完全向逐渐完善演变，可见当前农户的经济特征具有从“道义小农”向“理性小农”的过渡性质（高帆，2008）。理解我国农户的经济行为必须关注其与市场条件的关联及动态演进特征，针对农户的商品和要素市场发育以及各类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户的经济决策具有重要影响。(www.daowen.com)

就企业而言，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企业往往是中央政府指令性计划的严格执行者，这既导源于此时段我国缺乏真正意义的商品和要素市场，也导源于此时段国有和集体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就增量改革而言，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个体经营等非公经济迅速发展，并在推动增长、创造就业、促进创新、增加税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现阶段非公经济已成为我国多类型所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存量改革而言，我国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采取了承包制、股份制、抓大放小、混合所有制等形式的改革，目标在于通过完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和国有资本管理方式，更好地提升国有经济的市场竞争力和社会效益。非公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均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两类企业在资源获取和市场准入等方面仍存在差别，它们对经济制度和政策实施的反应方式并不总是相同的。这意味着：政府行为对我国企业的经营活动是有影响的，但应关注这种影响在不同产权类型企业中的差别。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我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是微观经济主体开展经济活动的结果，分析协调发展问题必须对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予以精确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