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我国的经济发展与政府的经济行为紧密相关，探究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必须关注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具体地说：

首先，政府行为对经济发展是重要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和居民主要依据市场价格信号开展经济活动，但此过程有赖于一系列的经济制度安排，政府作为经济制度的主要供给者，可以通过制度供给方式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及结果产生影响。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市场是处理复杂交易信息并能提供稳定激励的“精巧的机器”，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时往往存在着公共产品供给、外部性、信息不对称、收入分配等失灵现象，政府的经济行为则构成了减缓或消解市场失灵的一种选择。比较制度分析进一步拓展了上述理解，青木昌彦（1998）强调“政府政策的职能在于促进或补充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而不是将政府和市场仅仅视为相互排斥的替代物。……政府应被视作是与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的一个内在参与者，它代表了一整套的协调连贯的机制；而不是一个附着于经济体系之上的、负责解决协调失灵（coordination failures）问题的外在的、中立的全能机构”。就此而言，经济发展内在地要求特定国家或地区具备“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林毅夫，2012）。基于政府作用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道格拉斯·诺斯，1994）。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应关注政府的行为逻辑，探究协调发展问题也应联系我国政府的经济制度安排进行深入解析。

其次，在体制转型阶段，我国政府对经济发展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为了在资本高度短缺条件下推进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内生出计划经济的经济运行机制、普遍化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缺少经济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方式。政府的指令性计划成为计划经济时期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而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具有超越于其他主体的经济影响力。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开始推进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转型，体制转型意味着：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各级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控制程度渐趋下降，企业和居民等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度持续提高，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相比，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对经济资源的控制以及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依然是突出的。更重要的是，在体制转型背景下，政府在经济干预下降的背景下能否成为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者，也成为判定我国各级政府经济职能转变进程的重要基准。由此可见，区别于其他经济体，中国政府对经济发展状况（包括协调发展实现程度在内）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www.daowen.com)

最后，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政府的内部结构多层次性是重要特征事实。在已有的政府-市场两分框架中，政府和市场通常被视为同质性概念，进而剔除了对政府内部结构或层次性的分析。事实上，政府是一个包含不同纵向层级及横向部门的复杂系统，政府结构的层次性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具有更为重要的实践指向性。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具有极强的利益一致性及信息对称性；改革开放之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及信息偏差渐趋显现，这两者的互动方式则成为影响经济制度以及经济绩效的重要变量。在这个意义上，何显明（2013）将政府职能延伸至政府内部的组织架构，强调指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互动关系，政府内部多元治理主体之间职责权限的分工，构成了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成长的两大主轴。前者的核心问题是合理地界定政府、市场、社会相对自主的行为边界，形成三者既相互制约又相互支撑的合作治理框架，以共同应对公共事务治理的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及组织失灵问题；后者涉及的是如何在合理地厘定各个政府的职责和权限的基础上，建立纵向和横向的政府间合作关系，以提升政府治理的整体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