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是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两大结构性问题，除上述两者之外，还有文献讨论了经济运行中的其他结构失衡问题，由此将我国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的探究拓展到一个更广泛的范围。从支出法角度看，特定国家的经济增长可分解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流出三个部分，基于此，分析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投资率）和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消费率）也就成为理解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主题。在这一主题下，高帆（2014）指出：1978年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之后，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支出/GDP）和居民消费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GDP）的渐趋下行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进程的特征事实。1992—2012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从62.41%降至49.47%，居民消费率也从47.16%降至35.98%。尽管有文献强调：我国普遍存在的企业灰色收入、投资腐败现象以及公款消费报销制度，共同导致居民消费率被严重低估（王秋石、王一新，2013），然而晁钢令、王丽娟（2009）基于钱纳里标准结构发现：我国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显著低于钱纳里模型测算的消费率标准值，且下降速度更是远高于标准值的下降速度，可见我国目前的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是偏低的，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是缓慢的。毛中根、孙豪、黄容（2014）表明：1978—1990年我国实际居民消费率与最优居民消费率基本吻合，1991—2000年实际居民消费率平均低于最优居民消费率7.8%，2001—2010年实际居民消费率平均低于最优居民消费率18.3%。与消费率下降相对应的是投资率的持续攀高，李稻葵、徐欣、江红平（2012）发现：中国经济20世纪90年代平均境内投资率低于福利最大化的投资率6%，国民投资率4%；2002年之后平均境内投资率高于福利最大化的投资率5%，国民投资率12%。上述格局意味着：消费率偏低而投资率偏高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征事实。针对这种特征事实，雷潇雨、龚六堂（2014）发现：城镇化水平提高能够推动消费率增长，但城镇化速度过快则会阻碍消费率增长，中部城市比东部城市更容易通过扩大人口规模来提高城市生产能力和消费率增长，而东部城市只有通过提高农民工福利待遇才能够促进消费率增长。范红忠、黄永明、连玉君（2013）表明：在我国劳动者收入中，职工收入占比和非职工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有显著正影响，提高劳动力就业生命时间和就业稳定性，进而提高职工收入占比是改善居民消费率的有效途径。陈健、陈杰、高波（2012）则利用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总体上我国的房价上涨会抑制居民消费率，且这种负面影响会随信贷约束的放松而发生非线性变化。张全红（2009）则显示：我国消费率下降主要是由居民消费率下降引致的，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居民消费倾向的下降以及居民收入占比的降低是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主要成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伴生着生态环境的趋势性变化，无论是将生态环境对增长的影响视为“投入”，还是将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视为“产出”，则我国均面临着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匹配问题，这是影响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协调性的重要议题。围绕这一议题，周海林、刘荣霞（2006）测度了1980—2000年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成本，结果发现：在经历了20年的奇迹般增长之后，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正接近库兹涅茨环境“倒U型”曲线的顶部，考察期内单位GDP的生态占用呈现下降趋势，这表明我国通过技术进步替代等方式提高了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钞小静、任保平（2012）采用1978—2007年的各省市面板数据也发现：我国转型时期经济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代价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区别于上述研究，田银华、贺胜兵、胡石其（2011）估算了1998—2008年我国各省份环境约束下的TFP增长率，结果显示：考虑环境约束之后，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足10%，这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具有粗放型的显著特征。杨继生、徐娟、吴相俊（2013）构建了经济增长的环境和社会健康成本测度模型，其研究结果显示：1998—2010年我国环境污染成本约占实际GDP的8%—10%，且经济发达地区明显高于欠发达地区，可见我国经济在迅猛发展同时，以高投资、高能耗、高排放等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支付了沉重的资源和环境代价。黄茂兴、林寿富（2013）研究了污染损害、环境治理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我国存在着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且当前仍处于该曲线拐点的左端，污染损害和压力随着经济增长而渐趋增大。王敏、黄滢（2015）利用112座城市在2003—2010年的大气污染浓度数据，实证考察了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显示：所有的大气污染指标都呈现出“U形”曲线关系，这表明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环境污染程度的下降。刘瑞翔、安同良（2012）则发现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已成为我国环境无效率的主要来源，区域环境效率由东到西呈现出明显的阶梯分布，且我国经济增长绩效下降主要与近年来的要素投入和污染排放有关。除上述讨论之外，洪大用（2012）还从环境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指出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断强化环境保护，追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体现出生态现代化的基本取向，但技术条件不足、经济发展不充分和不均衡、以制造业为支柱产业、增长带有鲜明的政府主导色彩，又使中国的生态现代化具有自身特点及潜在风险。

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经济增长取决于要素投入和TFP所标度的要素组合效率，这促使人们审视要素投入对中国持续高速增长的贡献度。考虑到能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能源的供给约束属性，因此能源消耗、能源利用效率就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研究主题。围绕这个主题，孙巍、赫永达（2014）研究了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强调指出：我国GDP约占世界的8.6%，但能源消耗占世界的19.3%，单位GDP能耗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这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对能源消费的依赖程度依然是突出的。查建平、唐方方、傅浩（2011）利用脱钩理论研究了我国能源消费与工业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从工业经济与能源消费的变化趋势来看，两者的变化趋势微弱相似，虽然我国工业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处于弱“脱钩”状态，但工业能源消费总量仍以年均8.8%的速度递增，这反映出工业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强“脱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与上述研究类似，曾胜、黄登仕（2009）利用C-D生产函数研究了我国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能源效率的关系，结果发现：1980—2007年能源消费每增长1个百分点，会引致我国经济增长0.632 3个百分点。汪克亮、杨力、杨宝臣、程云鹤（2013）则利用2000—2010年的数据研究发现：我国28个省份的平均能源经济效率（EEE）和能源环境绩效（EEP）分别为0.569和0.475，这凸显出中国当前能源利用水平偏低和碳排放量过高的特征事实。杨子晖（2011）发现：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是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现阶段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下，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刚性需求导致了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增加，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呈现出高增长、高能耗、高排放的特征。蒲志仲、刘新卫、毛程丝（2015）利用增长核算模型，估算了1952—2012年我国不同阶段能源的产出弹性以及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度，结果发现：1952—2012年能源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达到41.8%，仅次于资本投入因素，而2003—2012年能源对增长的贡献率超过资本达到53.1%。除讨论能源利用程度之外，也有文献研究了能源利用强度变化的影响因素，例如齐绍洲、云波、李锴（2009）显示：产业结构、能源价格、技术进步、固定资产投资对我国能源消费强度产生了积极影响，而外商直接投资（FDI）对能源消费强度却产生了消极影响。(www.daowen.com)

概括起来，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结构性问题的累积以及发展理念的转变，学术界针对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以及其他结构性问题展开了广泛研究，围绕我国经济协调发展命题也涌现了较多的研究成果。这些为人们深入理解协调发展命题提供了思想素材，然而已有文献仍存在持续改进的空间，这体现为：首先，已有文献分散地讨论了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以及其他结构性问题，虽然不同的结构失衡均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且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在结构性问题中较为突出，然而，分散地研究结构性问题难以使人们精确地理解我国经济的整体演进轨迹，由此容易引致对协调发展现实状况的把握出现严重偏差。其次，任何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均可能滋生某些结构性问题，尽管这些问题的表现和程度可能不同。区别于其他经济体，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推进的，社会主义制度集中体现为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最终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这意味着：在经济增长前提下化解结构性问题，并实现经济协调发展是社会制度内在规定性的逻辑必然，理解协调发展的理念提出和实践过程应体现出对基本社会制度的回应。最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动了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市场化体制转型表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制度、经济运行制度等方面，现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转型仍在进行之中。更重要的是，经济体制转型也会引致社会结构的适应性调整，当前我国正在推进的是经济、社会等多维度的改革深化或制度变革。探究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应立足于这种系统性转型，从经济社会制度的变革中讨论城乡差距等结构性问题。显然，整体测度、社会嵌入、制度分析是理解我国经济协调发展命题的基准，考虑到政治经济学强调人的发展准则以及社会结构对经济系统的影响，例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特别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机制，则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理解中国经济的协调发展命题就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