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不同地区的禀赋条件、发展水平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的经济高速增长并未导致区域经济差距的连续缩减，这意味着区域经济差距也是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一个重要表征。从研究的角度看，许多文献集中于探究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演变趋势以及演变成因。许召元、李善同（2006）采用人均GDP和居民消费水平的基尼系数，研究发现以1990年为拐点，1978—2004年我国区域经济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扩大的演变历程。林毅夫、刘培林（2003）同样发现：1978—2000年我国地区经济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之后逐渐拉大，31个省区市的人均GDP和劳均GDP变异系数、以及人均GDP和劳均GDP基尼系数在1990年之后均呈现上升趋势。杨明洪、孙继琼（2006）采用多层次分解的泰尔指数测度了1978—2003年我国区域经济差距变动，结果发现：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特别是1993年以来，地区经济差距的上升幅度明显加大，1996年以后地区差距开始高于1978年的初始值，2003年的地区差距程度为1978年的2.66倍，从动态角度看地区经济差距是渐趋扩大的。石磊、高帆（2006）基于我国31个省区人均GDP（以及劳均GDP）的基尼系数和变异系数，研究发现：1978—2004年地区经济差距不存在递减或递增的单调演变趋势，而是呈现出以1990年为拐点的先减后增的“U”型演变趋势。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对我国区域经济差距演变的认识也得到了深化，例如：洪兴建（2010）指出地区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难题，采用人均GDP基尼系数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地区经济差距可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0年基尼系数呈现出下降趋势；1991—2003年基尼系数呈现出上升趋势；2003—2008年基尼系数再次出现逐年下降态势。上述结论得到了其他文献的支持，干春晖、郑若谷（2010）采用泰尔指数测度也表明：1978—2008年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增加、然后再缩小的倒“N”型演变轨迹，1990年和2003年分别是这种演变轨迹的两个拐点年份。

区域经济差距除了表征为人均GDP、劳均GDP之外，也表征为居民收入、劳动者工资、生产率等等，由此也有文献从居民收入等角度出发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区域经济差距演变问题。在这一线索中，金双华（2011）强调：地区发展不平衡是各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伴生着一系列的不平衡、不协调情况，进而导致我国不同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在渐趋扩大。高连水（2011）指出：伴随着1985年之后经济改革从农村延伸至城市，我国不同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又在改革与发展进程中呈现阶梯型上升的态势，2006年以来差距程度有所下降，但与1985年相比差距仍然过大。钟笑寒（2005）考察了1978—2002年我国各地区的平均工资演变状况，结果显示：1978—1992年地区工资差距表现为显著收敛，但1992—2002年间却呈现出明显的发散态势。与此类似，刘修岩、贺小海、殷醒民（2007）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地区工资差距存在着日益扩大的趋势。杨仁发（2013）则强调：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各地区间的工资差距逐渐拉大，地区工资差距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这也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发展需要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除上述视角之外，还有文献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的增强，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差距在扩大（顾乃华、朱卫平，2011），这引致了相关文献从生产率视角来理解我国区域经济差距问题（梁琦、李晓萍、简泽，2013）。

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差距的变动特征以及差距的多种表现促使人们追问差距变动的内在机制，对此研究文献从要素投入、要素生产率、经济发展战略、产业结构、劳动力转移等视角进行了解释。对于特定地区而言，其经济增长取决于要素投入和要素组合效率（通常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来标度）两类因素。据此，彭国华（2005）在测算1982—2002年我国各省区TFP的基础上发现：TFP解释了省区间收入差距的主要部分，TFP的收敛模式与收入的收敛模式相类似，但TFP的收敛速度明显高于收入的收敛速度。石风光、李宗植（2009）基于1985—2007年我国28个省区的数据，研究发现：TFP冲击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远大于要素投入冲击产生的影响，考察期内TFP冲击的贡献率呈现出连续上升趋势，其占地区经济差距预测方差的46.99%，而要素投入冲击的贡献率则保持了下降趋势，其仅占地区差距预测方差的7.91%。郭玉清、姜磊（2010）则将各地区劳均产出增长率分解为效率改进和资本深化，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地区差距持续扩散的动因在于非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所诱致的效率改进。与上述结论截然不同，李国璋、周彩云、江金荣（2010）利用1978—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要素投入差异是我国地区差距变动的主要决定因素，但其贡献程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下降，而TFP的贡献程度却在不断提高。高帆、石磊（2009）探究了1978—2006年我国31个省份的劳动生产率敛散性，结果显示：劳动生产率敛散性的主要动因是不同地区的资本深化存在差异，特别是东部地区具有相对于中西部地区的资本深化优势。高帆（2012d）对我国地区经济差距进行了空间和动力的双重分解，结果表明：1978—2009年资本产出比、资本劳动比和劳动参与率对地区差距的贡献率分别为70.00%、18.72%和11.28%，资本产出比是引致我国区域经济差距变动的关键因素。(www.daowen.com)

除了基于生产函数分解来阐释区域经济差距演变，还有文献从其他视角对此差距演变进行了解释。例如，林毅夫、刘培林（2003）强调我国地区间发展水平差距的主要成因在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形成的生产要素存量配置结构，与许多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相违背，从而导致大量的赶超企业缺乏自生能力。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出现了大规模的跨部门、跨地区流动，这使部分文献集中于考察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段平忠、刘传江（2012）显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显著扩大了东部地区的内部差距、中部地区的内部差距、三大地带间的差距以及中国整体的地区差距。强调人口和劳动力流动扩大了地区经济差距，这在其他文献中得到了支持（樊士德、姜德波，2011；余吉祥、沈坤荣，2013；彭国华，2015）。此外，万广华、陆铭、陈钊（2005）研究了全球化和其他变量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全球化对我国地区间收入差距的贡献显著为正，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而加强。高帆（2007b）、干春晖和郑若谷（2010）从产业结构角度探究了地区差距的演变动因，其结果显示：第二三产业的产业内差距是地区经济差距变动的主要成因，而不同地区二元结构转化的差距对地区经济差距走向具有关键性影响。高连水（2011）基于1987—200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得出：物质资本对不同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贡献率为34.5%，人力资本、政府政策和全球化因素的贡献度均超过10%，城镇化和经济体制改革因素的贡献度却相对较低。依据各类因素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机制和程度，不同文献随即提出了缩减区域差距、统筹地区发展的相应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