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高速经济增长仍伴随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二元经济结构首先表征为城乡两大部门具有差异化的劳动生产率、收入水平和消费状态（高帆，2012a）。国际经验表明：城乡居民之间存在着收入差距，且在一定时期这种差距会持续扩张，这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张红宇，2004）。问题在于，从时序比较和跨国比较来看，现阶段我国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问题均是突出的，它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就时序比较而言，已有文献显示：1995—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从2 705元增至14 832元，这表明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呈现出显著扩大的趋势（朱子云，2014）。如果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名义值进行比较，则当前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超过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从剔除物价因素之后的实际值来看，城乡收入差距也已经重回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张建辉、靳涛，2011）。直接的城乡居民收入比较忽视了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为此，可以引入城乡人口结构变动并采用泰尔指数来精确反映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结果显示：1978—2006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数从0.091提高至0.180，这表明：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总量的持续增大，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在波动中呈现出逐步扩大的态势（王少平、欧阳志刚，2008）。就跨国比较而言，蔡昉、杨涛（2000）对36个国家非农业和农业标准劳动者的收入比率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原计划经济国家，这一比率大都低于1.5倍，明显不同于中国通常的在2—3倍之间波动的情形，1985年只有4个国家城市平均收入超过农村1倍，1990年和1995年城市平均收入超过农村1倍以上的国家分别只有5个和3个。如果把实物性收入和补贴均算作个人收入的组成部分，则中国可能属于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列（李实，2003；陈斌开、林毅夫，2013）。

城乡经济反差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征事实，考虑到整体国民经济可区分为城镇和农村两大部门，据此可以推断我国整体的收入分配与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紧密相关。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再扩大且日益严重的过程，日益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已成为中国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之一（张建辉、靳涛，2011）。Sicular etal（2007）也将中国整体的收入不平等归结为不断上升的城乡收入差距，因为城乡收入差距是总体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主要原因。与这种思路相类似，Ravallion＆Chen（2007）运用2002年CHIP（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survey——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并采用泰尔指数分解后发现：中国整体收入差距中有超过47%的部分可以由城乡收入差距变动来解释，该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仅为30%，而在21世纪初期为50%，解释程度呈现出一个稳步上升的态势。Shorrocks A.、万广华、田士超（2005）则认为，利用已有的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分解方法进行测算，则城乡收入差距对全国收入差距的贡献度达到85%左右。刘学良（2008）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分解表明：1997年以来中国城乡间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呈现出持续上升的态势，1997—2006年该数据从57.98%攀升至72.84%。高帆（2012b）基于泰尔指数的二阶嵌套分解，并利用1978—2009年31个省份的数据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对我国两个泰尔指数（Theil T和Theil L）的年均贡献度分别为75.31%和73.89%，城乡收入差距变动对Theil T和Theil L变动的年均贡献度分别为84.19%和75.33%，这意味着城乡收入差距是导致我国总体收入差距变动的主要因素。城乡收入差距在波动中渐趋拉大，且城乡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的高贡献度，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及效率提升的关键变量。田新民、王少国、杨永恒（2009）建立了一个劳动剩余型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理论模型，并利用该模型研究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波动及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劳动剩余型发展中国家持续存在的城乡收入差距，是这些经济体城市蔓延、经济效率提高受到抑制的主要原因。与此思路相类似，高帆、汪亚楠（2016）分析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机制。王少平、欧阳志刚（2008）实证研究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与实际经济增长的长期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1999年之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对实际经济增长产生了阻滞作用，且负面效应呈现出逐年增加趋势。

二元经济结构不仅体现为城乡收入差距，而且体现为城乡消费差距。从指标选择的角度看，收入是城乡居民用于消费和福利水平改善的“工具”，且我国存在着收入数据复杂和城乡收入数据难以直接比较等因素。这意味着：与收入指标相比，消费是度量城乡居民不平等的更合适、更准确的代理变量（徐振宇、郭志超、荆林波，201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研究视角转向消费不平等，以期更全面地衡量居民福利水平差异（邹红、李奥蕾、喻开志，2013）。在这一线索中，林毅夫、陈斌开（2009）强调城乡消费差距是一个能够直接标度居民生活状态的生计指标，它相对于收入差距能够更好地反映城乡居民福利的差异。徐振宇、郭志超、荆林波（2014）则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名义消费水平数据的中国城乡经济差距，经历了一个收敛、扩大、再收敛、再扩大、再收敛的不稳定过程，且2011年中国的城乡消费差距仍高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初期。薛鹏、王倩（2009）比较了1978—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倾向、消费支出和消费结构，结果发现：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每年均在增长，但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占比在逐年降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占比却在逐年增大。此外，还有文献探究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差异（凌晨、张安全，2012；高帆，2015a；王小华、温涛，2015）。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类似，上述研究也显示：城乡消费差距呈现出在波动中渐趋拉大的态势，这对整体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了负面效应。例如，徐敏、姜勇（2015）指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导致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扩大，我国农村与城镇的消费水平差异依然很大，2012年城乡消费比（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3.24倍，城乡消费差距显著不仅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产生了阻滞，也对人们的福利提升以及和谐社会构建形成了制约。(www.daowen.com)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存在以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为标度的二元经济结构，已有文献除了探究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动趋势，还试图阐释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的变动成因。解释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着两条代表性的线索：一是经济发展战略的工业化偏好理论（Krueger etal，1992）；二是基于政治结构所形成的政策影响差异理论（Lipton，1977；Bates，1981）。就本土问题而言，学术界也试图基于上述两种解释框架探究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变机制。巴里·诺顿（2010）认为中国城乡二元体制深植于政府为工业化获取资源的战略之中，政府使用强制性管理方法来购买低成本的农业产品，这一政策使中国政府可以保持劳动者工资的低廉以及国营企业的利润。陆铭、陈钊（2004）基于1987—200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城市化对降低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作用，但地方政府实施的城市倾向经济政策则引致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陈斌开、林毅夫（2013）基于1978—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指出：旨在鼓励资本密集型部门优先发展的政府战略，造成了城市就业需求的相对下降和城市化进程迟缓，这是导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欧阳志刚（2014）则表明：改革开放初期城乡经济持续分割推动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20世纪末期之后，伴随着城乡再平衡政策的实施，我国城乡经济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一体化趋势，城乡经济一体化阻滞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上述思路相区别，蔡昉、杨涛（2000）则基于利益集团压力来分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其研究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周期变化主要导源于城市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及传统经济体制遗留的制度障碍。蔡昉、都阳、王美艳（2003）进一步强调：城乡之间的消费和收入差距是政府歧视农业的政策后果，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城乡经济差距幅度反映了政府农业歧视政策的相对强度。如果将户籍制度理解为发展战略和利益集团压力的综合产物，则万海远、李实（2013）借助2007年和2008年的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数据，研究发现：户籍本身被作为一个甄别和筛选机制，它使得获取城市户口的农民或农民工免受职业选择的歧视，从而获得一个好的职业并在短期内导致收入水平提高了3.5%。在剔除户籍的歧视因素之后，我国整体的基尼系数从0.499下降为0.488，这说明户籍制度的歧视效应是引致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除上述研究之外，雷根强、蔡翔（2012）发现：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的下降、城市偏向的财政再分配政策是导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孙永强（2012）则显示：在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且此种影响具有滞后性，这种结论能够得到其他文献的支持（叶志强、陈习定、张顺明，2011；杨楠、马绰欣，2014）。

除城乡收入差距之外，还有文献探究了城乡消费差距的变动原因。伍其亮、史元亭、万广华（2015）指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存在三个倾向：重城镇工业而轻农村农业、重资本密集型行业而轻劳动力密集型行业、重国有经济而轻非国有经济，实证研究发现这些倾向会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徐敏、姜勇（2015）利用1993—2012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城镇化发展、政府行为等缩小了城乡消费差距，经济开放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则拉大了城乡消费差距。吴海江、何凌霄、张忠根（2014）试图基于人口年龄结构来阐释我国城乡消费差距，其研究显示：城乡少儿和老年人口抚养系数比与城乡消费差距分别呈负相关和正相关关系。徐振宇、郭志超、荆林波（2015）基于对1998—2011年我国城乡消费数据的研究指出：政策曾经是造成城乡分割并加剧城乡消费差距的根本原因，而近些年来全面的政策调整却是促进城乡消费差距加速收敛的基本力量。依据上述对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成因的理解，人们可以引申出消除城乡经济差距、促进二元结构转换的相应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