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和发展理念的时序转变，导致协调发展成为我国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在增长背景下实现多维度的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社会演变史的重要命题。在实践层面，我国政策制定者曾以不同形式强调过协调发展的重大意义，例如：1956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系统地阐释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不同部分的关联，例如：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等。这既体现了我国结合国情探索经济发展方略的探索，也体现了我国对经济各部分之间协调均衡发展的追求。问题在于，导源于秩序重建和总量增长的目标追求，在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协调发展整体上并未构成我国经济领域的基本理念，决策者针对协调发展的论述在操作层面也并未得到切实地执行。在理念提出及实践操作的意义上，“协调发展”这个命题的明确提出是在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此次全会凸显的科学发展观即将协调发展作为发展观转换的基本要求，换言之，协调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途径。此后，伴随着我国经济超高速增长的支撑条件逐渐减弱、负面效应不断显露，且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开始步入增长速度下行、增长动力转换的新常态，协调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由此不断凸显，直至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协调与创新、绿色、开放、共享并列，共同作为我国回应内外部挑战、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等目标的重大理念，这样协调发展就从此前的工具层面被提升至功能层面或价值层面。上述格局意味着：协调发展命题并非天然根植于我国的经济演进之中，它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因经济实践倒逼而提出的，且在提出后人们对其有一个认识逐步深化、意义渐趋增强的过程。

“协调发展”命题的提出及其作用增强，是我国经济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作用的结果，是我国经济阶段性特征以及发展理念转换的产物。从实践的角度看，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促使我国在秩序重建的基础上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伴生着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城乡之间、产业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增长与能源利用、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国内增长与域外依赖等诸多方面。结构性问题的累积将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减弱，且波动风险加剧，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下，上述结构性问题将不断显露并成为经济发展的拖累因素。换言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既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也面临着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挑战。结构失衡正是我国在经历超高速增长之后开始步入增速下行阶段的主要原因，同时它也验证了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结构性问题需要结构性的回应，上述实践倒逼协调发展在21世纪初期成为我国回应挑战的必然选择。从理论的角度看，在经历了秩序重建和总量增长两个阶段之后，我国在新世纪初期转向统筹协调发展理念，这标志着中国对发展目标和工具的理论认识发生了跃升。经济发展具有超越于总量增长的多元指向，在时序意义上，经济发展既要考虑短时间的高速增长，也需要考虑长时段的持续发展，人们必须关注高速增长的成本以及能源生态在不同时期的最优配置。在时点意义上，经济发展既要考虑GDP的总量增长速度，也要考虑增长红利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状态，人们必须重视高速增长对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福利的改善价值。作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我国的基本制度需要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需要通过先富带动后富进而实现共同富裕。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对增长成本和增长成果分配的追问日益成为发展的重要内涵，“协调发展”命题正是上述发展理念转换和发展理论认识深化的产物。概括起来，我国提出“协调发展”命题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指向性，它是对高速增长背景下结构性问题的积极矫正，是对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的有效回应。反过来说，如果继续忽视协调发展的价值取向和具体操作，则我国经济体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就难以得到有效化解。(www.daowen.com)

协调发展耦合了我国经济实践和理论演变的双重逻辑，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等目标具有重要价值。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强调协调发展理念的重要性、必要性和急迫性，而在于探寻协调发展命题的实施方案和政策选择。基于此，围绕协调发展这个命题就需要在学理层面追问：（1）如何评价已有的探究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文献？什么是我国协调发展问题的有效分析框架？为什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理解我国协调发展问题是重要的？显然，回答这些问题即是在探究剖析协调发展命题的理论基础。（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协调发展呈现出怎样的演变轨迹？如何评判现阶段我国协调发展的实现程度？就实证研究而言，当前我国经济不协调的主要表现及其成因是什么？针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构成了分析协调发展命题的现实特征。（3）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存在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据此应如何理解城乡两部门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哪些因素制约了现阶段城乡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城乡之间的经济关系是我国协调发展命题的第一个解析对象。（4）区别于其他小国经济，我国经济应在消费、投资、净出口等需求维度保持平衡，特别是消费率构成了连接经济增长与居民福利的中间变量。由此就需要探究，在时序意义上我国以居民消费率所标度的需求结构呈现出怎样的演变轨迹？现阶段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因素及其机理是什么？不同需求因素之间的关系是我国协调发展命题的第二个解析对象。（5）能源利用、生态环境和增长分配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延伸，这一延伸是社会发展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在理论层面还需要论证增长的持续性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此问题的实质是要探究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增长的贡献率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是我国协调发展命题的第三个解析对象。（6）当前中国正处在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新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视为破解经济社会困境的根本出路，为此就需要解答：与协调发展理念相适应，我国经济制度和体制安排需要做出怎样的适应性调整？相应的经济政策改进方向和思路是什么？围绕这些问题的论证构成了分析协调发展命题的政策含义。显而易见，协调发展的理念提出及其实践过程是实践和理论逻辑演变的产物，而围绕协调发展命题不能仅仅满足于论证其重要意义，更需要立足于经济社会制度的变迁背景，基于政治经济学视阈分析我国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实施思路和政策方案，后者对我国的经济实践更具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本书正是围绕“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核心议题，沿着理论基础-现实特征-解析对象-政策含义这个逻辑主线展开论证，这一论证过程体现了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具体论证则力图采用逻辑分析、实证分析、比较分析等工具，研究结论则力图契合准确性、有效性、可行性等基准，以此为我国协调发展理念的有效实施以及发展方式转变的顺利推进提供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