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经济结构持续转化:探寻动力机制的新时期

经济结构持续转化:探寻动力机制的新时期

时间:2023-05-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单位GDP环境治理投资占比从0.91%攀升至1.51%,这显示出我国经济增长中的环境污染程度和治理投资在逐步增加。然而,发展进程中累积的失衡问题和跨国比较的结构劣势,共同导致我国经济结构变动正面临新的挑战,现阶段我国需要在增速下行背景下探寻结构转变的新型动力机制。无论是从内部的失衡格局来看,还是从国际的横向比较来看,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化“仍在路上”,现阶段仍需依靠新的动力机制有效地促进多重结构的持续转变。

经济结构持续转化:探寻动力机制的新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在总量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经济不同部分的相对关系——即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持续转化。国际经验显示:特定国家的经济增长总是伴随着农业产值占比和农村人口占比的下降,即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提高是一国经济结构变动的基本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背景下也经历了持续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表1-3表明:1978—2014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7.90%下降至9.17%,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农业“小部门化”特征,与此相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则从72.10%攀升至90.83%,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较为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值得强调的是,考察期内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大致维持在40%—48%之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则从24.54%逐步增至48.09%,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这说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伴生着服务业的高速发展,我国已经从第二产业主导(尤其是工业中的制造业主导)的经济体转变为服务业主导的经济体。三大产业产值结构的转化伴随着就业人口结构的变化,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流转在产值维度会导致工业化率提高,在社会结构则会导致城镇化率提高,1978—2014年按照常住人口计算我国的城镇化率从17.92%增至54.77%,2011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50%,这意味着我国已经从农村人口主导的经济体转变为城镇人口占主导的经济体。除产值结构和社会结构之外,我国经济结构的趋势性变化还发生在需求结构和投入结构等诸多维度。从需求结构来看,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在不同时段对经济总量的相对重要性存在着差别。进入新世纪以来,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在我国GDP总量中的占比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2000—2014年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从63.68%下降至51.42%,尤其是,居民最终消费占比从46.95%下降至37.92%。与此相对,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则从33.94%提高至45.85%,这意味着固定资本形成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或贡献度是渐趋增强的。从投入结构来看,单位GDP能源消费和单位GDP环境治理投资分别反映了经济增长对能源的利用效率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1978—2014年我国每百万GDP所需的标准煤从286.71吨下降至75.47吨,可见经济增长进程中的能源利用效率在渐趋提高。单位GDP环境治理投资占比从0.91%攀升至1.51%,这显示出我国经济增长中的环境污染程度和治理投资在逐步增加。上述情形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系中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需求结构、投入结构等均发生了持续和显著的变动。

表1-3 1978—2013年我国不同经济结构的变动情况

续 表(www.daowen.com)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其中单位能源消费为国内生产总值(2010年价格)能源消费,单位为吨标准煤/百万人民币,单位GDP环境治理投资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GDP,单位为%。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经济结构的趋势性变化导源于多重因素,例如:经济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程度提高、要素流动性和再配置功能增强、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演变和带动、技术进步以及政府调控方式变动等等。可以预期,基于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仍将伴随着经济结构的持续调整。然而,发展进程中累积的失衡问题和跨国比较的结构劣势,共同导致我国经济结构变动正面临新的挑战,现阶段我国需要在增速下行背景下探寻结构转变的新型动力机制。上述判断的主要依据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经历了快速的产业产值结构和社会结构转变过程,但这两者之间的“落差”始终存在且未呈现出明显的收敛态势。表1-3显示,1978—2014年我国非农产业产值占比始终高于非农村人口占比,即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特征,1978年我国工业化率(用第二三产业产值占比表示)与城镇化率(用城镇常住人口占比表示)的落差为54.18个百分点,2014年该落差仍达到36.08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城市化率的内涵是农村劳动力以及人口的流动伴随着社会保障获取方式的变动,即城乡居民更能相对对等地获得生活性公共产品,由此,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相对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更能精确反映人口结构变动。就此而言,198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领先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2.75个百分点,2014年这种落差则升至18.14个百分点,如果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测度,则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程度更为严重。除产值结构和社会结构之外,我国经济结构的失衡还表征为需求结构中消费率下降以及投资率攀升。在经济起飞阶段,资本形成总额在GDP的占比(即投资率)提高有助于形成未来的生产力,但持续的消费率(即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走低却伴随着内部市场的持续缩减、外部市场的依赖加剧和宏观政策的选择约束。在跨国比较意义上,我国经济结构变化与主要经济体也存在较大差距,例如:在时序意义上中国经济增长伴生着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但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3年每千克石油当量的能源消耗产生的GDP(2011年不变价购买力平价)中国为5.30美元,而世界平均水平为7.63美元,美国为7.42美元,日本为9.97美元,英国为12.53美元,法国为9.71美元,德国为10.93美元,欧元区为10.79美元,印度为8.47美元,巴西为10.63美元,俄罗斯为4.63美元,南非为8.84美元。该组数据说明:在能源利用效率的意义上,中国相对于世界和其他主要经济体仍存在着增长粗放特征。无论是从内部的失衡格局来看,还是从国际的横向比较来看,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化“仍在路上”,现阶段仍需依靠新的动力机制有效地促进多重结构的持续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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