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严峻情形下，我国以农村经营方式变革为起点开启了整体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从体制改革的轨迹来看，我国先后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直至1992年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伴随着改革目标的探索及明晰化，我国在实践中推进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增量引入到存量调整、从商品市场改革到要素市场改革、从企业体制改革到金融财税贸易的系统性变革历程。伴随着内部的市场化改革，我国也通过兴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设立内地省会开放城市等方式逐步融入全球化进程，2001年加入WTO则标志着我国从有限开放格局转为全面开放格局。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的交互作用，导致我国商品和要素的流动性在持续增强，要素配置效率和整个经济体的运行活力也在不断提高。以上述变革为前提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经济总量的持续高速增长，从时序比较来看，这种增长具有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的显著优势。表1-1给出了1953—2014年我国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情况，可以发现：就GDP而言，1953—1977年我国GDP总量从824.00亿元增至3 201.90亿元，年均增长率为6.48%，GDP增长率的变异系数为1.617 7。与此相对，1978—2014年，我国GDP规模则从3 650.17亿元增至635 910.20亿元，年均增长率为9.81%，GDP增长率的变异系数为0.274 5，可见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高速度、低波动的基本特征。这种特征在人均GDP比较中也能够得到证实，就人均GDP而言，1953—1977年我国人均GDP从142.00元增至339.00元，年均增长率为4.28%，人均GDP增长率变异系数为2.285 3。相对地，1978—2014年我国人均GDP则从381.75增至46 628.51元，年均增长率为8.72%，人均GDP增长率变异系数为0.310 1。显然，即使引入人口总数的增长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是极为优异的。

表1-1　1953—2014年我国不同阶段经济增长的比较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CEIC数据库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及指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及指数计算得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不仅在时序意义上具有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优势，而且在跨国比较中具有相对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优势，从全球范围来看，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增长奇迹”。表1-2给出了1978—2014年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比较（俄罗斯数据自1990年开始），可以发现：考察期内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9.81%，这一数据领先于主要发达经济体：美国为2.75%、日本为2.22%、英国为2.32%、法国为1.90%、德国为1.82%，欧元区为1.88%，GDP增长率的领先导致中国经济总量赶超了法国、德国、英国和日本，现阶段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相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增长率同样具有令人瞩目的领先优势，考察期内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的GD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95%、2.95%、0.80%和2.47%，均低于中国9.81%的水平。就稳健性而言，变异系数刻画了特定经济体GDP增长率对年均增长率的偏离程度，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增长率的变异系数为0.274 5，这在本表罗列的主要经济体中是最低的，例如：美国为0.718 8，日本为1.136 8，印度为0.476 2，巴西为1.076 7，俄罗斯甚至高达8.608 6。由此可见，无论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还是与主要新兴经济体相比，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济均呈现出高增长、低波动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在人类发展历程中是罕见的，它使中国快速地成长为对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大国。

表1-2　1978—2014年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GDP增长率比较（%）(www.daowen.com)

续　表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特征事实，但伴随着国内外格局的转变，我国经济也呈现出整体增长速度下行、并从超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演变态势。如果说此前GDP年均增长率接近10%对发展中大国而言是超高速增长的话，那么该增长率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在5%—7%则可称为中高速增长。2010—2015年中国GDP增长率已经从10.63%降至6.90%，这从侧面证实“中国潜在增长率有可能在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2017年。增速下降的幅度大约为30%，如由10%降低到7%左右”（刘世锦，2011）。从逻辑上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行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首先导源于经济规模或“基数”增大对增长率的拉低效应，即在经济规模较小时实现超高速增长是容易的，但伴随着基数的持续扩大，则保持此前的超高速增长就是困难的。2015年中国GDP的规模达到了685 505.80亿元，这一规模基数要实现1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大约相当于2000年GDP规模（100 280.10亿元）增长6.84个百分点或1990年GDP规模（18 872.90亿元）增长36.32个百分点。这说明，在经济总量持续扩大的背景下GDP增长率下行是一个自然过程，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例如美国、日本等在高速增长之后均有一个GDP增长率回落的历程。除此之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建立在劳动力供给充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快速发展且国际对中国制造业产品需求旺盛的基础之上，然而，伴随着人口增长率下降和人口结构变动，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正成为我国当前和未来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则导致中国产品的国际需求环境正在逆转。可见，此前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的支撑条件业已出现了减弱态势，如果不能探寻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型动力源泉，则经济增长率逐步下行就必然会发生。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对生态环境的过度破坏，要素组合效率或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率尚不显著，即成本因素在经济增长这一指标中未得到精确地反映，且增长成果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差距并未出现显著收敛，结构性问题的累积和显性化也会成为GDP超高速增长的制约因素。正是导源于上述因素，进入新世纪之后、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持续高速增长之后开始步入增速整体下行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