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输入多重元素的结果—输入了几种不同的思想，输入了多位编辑的指导意见，最终目标就是输出《知识与权力》这个成品。最初的两位编辑—理查德·维吉兰特（Richard Vigilante）和路易莎·吉尔德（Louisa Gilder）在本书写作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我决定拿出本书的部分版税收入来报答他们，而涉及本书的赞誉、指责、法律责任以及其他问题必须由我这个作者来承担。

我大学毕业以来的老朋友、老同事布鲁斯·查普曼（Bruce Chapman）虽然没有得到本书的版税，却为本书做出了卓越贡献，莱格尼里出版社（Regnery）的编辑汤姆·斯宾塞（Tom Spence）接手本书之前，查普曼做了大量仔细的编辑工作。他表现出了坚韧的毅力和认真的态度，据说这即便对主流的出版社来说也是相当难得的。

我在本书中表达的许多思想得益于西雅图发现研究所（Discovery Institute）的独特论证。查普曼及其能力卓越的继任者史蒂夫·布利（Steve Buri）是该所的领导者，而且长期担任Madrona风险投资集团总裁的汤姆·艾伯格（Tom Alberg）为该所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指导。该所汇集了一大批在信息论和生物学领域领先世界的学者，其中包括道格拉斯·阿克斯（Douglas Axe）、《达尔文的黑盒》（Darwin’s Black Box）一书的作者迈克尔·贝赫（Michael Behe）、《算法的上升》（The Ascent of the Algorithm）一书的作者戴维·伯林斯基、《没有免费的午餐》（No Free Lunch）一书的作者威廉·登布斯基（William Dembski）、《自然的命运》（Nature’s Destiny）一书的作者迈克尔·丹顿（Michael Denton）、《细胞里的特性》（The Signature in the Cell）与《达尔文的困惑》（Darwin’s Doubt）这两本书的作者斯蒂芬·迈耶（Stephen Meyer）、《恩宠之星》（The Privileged Planet）一书的作者杰伊·理查兹（Jay Richards）、《DNA的形而上学》（The Metaphysics of DNA）一书的作者理查德·斯滕伯格（Richard Sternberg）和《垃圾DNA的神话》（The Myth of Junk DNA）一书的作者乔纳森·韦尔斯（Jonathan Wells）。除了发现研究所的这些学者以外，还有很多人对我的思想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人包括《量子投资》（Quantum Investing）一书的作者史蒂文·韦特（Steven Waite）、《最崇高的胜利》（The Noblest Triumph）一书的作者汤姆·贝瑟尔（Tom Bethell）以及为我提供以色列最新科技动态和科学思想的詹姆斯·切尼（James Cheney）。

以色列Immusoft公司的业务体现了信息论在生物学等涉及人类的学科中的重要应用价值。这家公司的发起人是马特·肖尔茨（Matt Scholz），他曾经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在西雅图发现研究所担任主观信息技术的经理。正如本书所指出的那样，医学界长期以来迷信般地根据物理和化学现象去审视人类机体。根据这种观念，医学界在抗击人类疾病时，要么往病人的血管里注入化学物质，要么让病人服用药片或胶囊。但人的机体包含了数万亿个核糖体，可以在必要的时间和部位制造蛋白质。

Immusoft公司旨在利用核糖体这一资源将人类的细胞变成制药厂，其理论前提就是人类机体主要是受到DNA产生的信息流的管理，因此，就像其他信息系统那样，可以将人类机体视为一个可编程平台。这家公司得到了杰出风险投资家彼得·蒂尔的资助。目前，该公司正在使用病毒（最终会使用合成的病毒载体）来为干细胞或骨髓中的B细胞，进行编程，以产生治疗机体慢性病所需的化合物，可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发挥作用，必要的话，也可以一生的时间发挥作用。这种方法已经在动物身上得到了成功检验，而且该公司已经提出了一份存在性证明，论证了西雅图发现研究所的信息论和生物学理论的前景。我在这本书中也描述了这种前景。(www.daowen.com)

人的机体和经济体都是信息系统，都可以通过信息论去理解。宇宙也是如此。最终而言，大部分为生命注入活力的信息都需要由家庭来组织。我的家人也为本书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女儿路易莎做了很多编辑工作，梅丽在泰国帮助难民治疗疟疾期间也给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理查德和纳尼娜总是不失时机地给我鼓励，莱诺克斯咖啡屋为我提供了必要的咖啡因。

我的所有活动都是围绕着妻子妮妮开展的，她让这些活动有了意义、内涵和灵魂。

—乔治·吉尔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