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是从给予开始的。自由市场与自由交换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但它们是企业家精神带来的结果，而不是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原因。最初并不是交换创造了商品或增加了商品的价值，而是礼物给予唤起了人们对回报他人的愿望，进而催生了交换行为。我在《财富和贫困》这本书中从人类学角度详细阐述了交换产生的依据，表明了市场经济是从礼物的给予开始的，并且随着人们竞相给予而不断发展。

给予者只有在理解接受方需求的基础上给予礼物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接受者才能做出更大的、更积极的回应。人们如果收到了一个昂贵却不需要的圣诞礼物，就会感到困惑不已。这些人的感受就表明给予礼物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需要密切关注对方的生活、期待、品位和才能。如果给予者能够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满足接受方某种隐秘的或无意识的愿望，那么他的礼物就是最成功的，也最能触动接受者的情感。接受者对于给予者表示的同情感到惊喜和满意，并热切地希望能够回报给予者，但接受者也必须理解给予者才能更好地做到这一点。这样一来，人们就会竞相给予，人类彼此之间的同情情绪也会不断得到拓展和强化。

只要礼物的价值在接受者看来始终高于给予者的估计，那么给予者就会越来越多。因此，在决定搜集或制造什么新产品时，捐赠者或投资者必须愿意更多地关注别人的需要，而不是自己的需要。给予者和接受者在评估交换物品的价值时，肯定会存在一定的差额，这种差额便构成了利润。所以，利润是衡量利他性投资的一个指标。

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一条原理，被称为萨伊定律。它表明市场经济产生的顺序就是给予在先，索取在后。在货币经济出现之前，给予者将礼物馈赠给他人，目的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威望，而在之后的交换中得到实际利益，这可以看作是避免物物交换的局限性的一种方式，以避免简单贸易中双方的要求和所需价值必须完全相等的情况。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如果没有货币，那么所有的交换都必须事先确定好，只有在人们乐意给予而不需要立即获得相应回报时，交换的自由度才有可能提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事先确定好的交换不会给交换者带来任何惊异，也不会带来利润。

在货币经济中，资本家给予的礼物被称为投资。资本家将其资源的所有权让渡给他人，希望获得惊异的转变，获得新商品与新服务，获得可以被用于再投资的新价值。给予的真谛并不在于缺少对回报的任何期望，而在于无法事先知道自己将要得到什么样的回报。资本家进行投资就像给予礼物一样，对于回报事先也是一无所知的。回报带有一定的令人惊异的色彩。

与企业家们对社会持续不断的贡献相比，任何计划经济式的财富再分配规划都显得相形见绌。企业家们放弃了消费，不断探索市场需求，将资本用于投资，建立企业，制造产品，创造就业，积累库存，而且他们做这一切时还不确定自己能得到什么样的回报，没有人能保证他们一定会成功，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基于对市场需求的主观猜想。在一个市场经济体内，每一个工人和商人都非常清楚地知道其购买能力决定其供给能力。他们之所以珍惜自己持有的货币，是因为他们明白这些货币是自己用之前付出的努力换来的。

对于一位真正的资本家而言，其主要动力并不是为了消费或放纵自己的欲望，而是为了追求自由，通过提升自己的经济能力来落实自己在创业方面的所感所想。他们是发明家和探险家，他们是社会改良者和问题解决者，他们在自我承担风险的前提下进行投资实验，并坦然地接受最终的结果，即便最后亏损了，他们也无法追回自己的损失。

与医生、作家、社会学教授、美国能源部部长助理、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的主席或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主席相比，企业家们难道更贪婪吗？企业家们的目标可能看起来更加侧重于对货币的追求，但对于企业家来说，货币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生产资料。资本家需要资本，这与社会学家需要书籍和空闲时间以及官僚需要专制权力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不要去嫉妒作家或教授们拥有自由时间，可以使用图书馆，可以配备研究助手，不要嫉妒科学家们配备了实验室和助手，也不要嫉妒医生可以开处方和做手术。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要嫉妒企业家的利润。资本家需要资本去建立企业，为企业提供融资。这是他们应有的角色。

如果一个经济体制无法给个人带来丰厚的收入和利润，那么它所造成的一个致命问题不仅仅包括激励机制的缺失，还包括信息的陨落。如果一个国家建立了一套强制性的财富再分配体制，那么那些富裕群体、权势群体以及其他野心勃勃的人只会通过不断的索取，而不是不断的给予来巩固自己的优势地位。他们通过操纵政治、金融、行政命令和法律体系来获得金钱和权力，而不惜牺牲其他人的利益。正是市场经济让个人创造价值的愿望与能够帮助其实现这些目标的资源结合在了一起，从而实现了最佳结果。

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其传统观念都认为慈善或慷慨本质上是非常简单纯粹的行为，也就是在不计算利益回报、不担心后续用途的前提下放弃了一些东西的所有权。根据这种传统观念，只有那些匿名捐赠者才算得上是英雄，而那些希望能够通过做慈善获得回报的投资者要么被视为放高利贷的夏洛克，要么被视为压榨工人血汗钱的斯克鲁奇。^[1]因此，根据这个观点，福利国家的福利制度就是这种同情与慈善的终极体现，因为在这个制度下，财富是由无数个匿名的纳税人创造的，而那些被纳税人选上台的官员却有权决定将这些财富直接转移给哪些受益人。

然而，政府的福利支出不会创造财富，变成了所谓的傻钱。这些傻钱可谓是弊大于利。如果你既想把钱直接送给某个人，又想让这笔钱对他真正产生帮助作用，其实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因为过度的福利会伤害受益人，让他们对福利制度形成依赖，逐渐陷入堕落的境地，结果会毁掉他们的生活。私人匿名捐助本身可能是一件好事，可以促进助人为乐、慷慨奉献的精神，但如果捐赠者能获得回报，如果受益人自愿回馈捐赠者，那么整个社会可能会变得更富有同情意识与慈善意识，到那时候，奉献精神就会得到发扬光大，一个社会的财富就会流向那些最有可能用财富回馈社会的人手中，流向那些能够利用这些财富造福社会的人手中，流向那些知识更丰富、信息更灵通的人手中，流向那些能够利用这些财富给社会带来更大收益的人手中。在一个企业可以自由发展、投资者可以自由投资的经济制度下，即便那些贫穷的家庭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聪明与勤奋创造财富，他们的日子很可能比依靠所谓的富有温情的、不求回报的社会福利制度还要好。对于一个人性化的社会而言，互惠法则（law of reciprocity）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根据这个原则，你必须先给予才能索取，先储蓄才能投资，先考虑他人才能让他人为你服务。

市场经济明智的地方就在于它认识到了成功给予的难度，明白帮助同胞时涉及的艰辛与牺牲，于是提供了一种能够让企业家的慈善行为更加有效的现实路径。真正的慈善不是那种温情脉脉的、煽动情绪的慈善，不是一味给予，而是负责任地给予。真正的慈善不是一群懒惰的、堕落的人煽动一些容易上当受骗的人去捐款，也不是一些掠夺成性的人打着增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幌子而在抗议浪潮中推行一系列所谓“社会变革”的计划。

市场经济把人们无私奉献的冲动转变成一个约束性的、创造性的投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投资者不能自私自利，必须不停地分析其他人的真实需要。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资本家根本没有能力进行风险资本投资，因为这类投资需要投资者去理解这个世界，去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的需求，需要为了事业而慷慨坚定地献身。

在新一代美国人之中，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贪婪者为了追求福利国家的舒适与保障而接受了反对工业发展的思想，一味反对发展具有创新性且生产率较高的产业。其他许多因素也助长了他们的错误诉求，这些因素包括美联储提供的贴现窗口，包括美国政府对创造“绿色就业岗位”和太阳能企业的担保，也包括房地美、房利美对3A级债券的担保。此外，在当前的美国社会，那些动辄对企业提起诉讼的人反而比那些兢兢业业从事生产活动的人获得更多的利益。与此同时，一大批右翼的畅销书作家不遗余力地渲染悲观情绪，预测美国将出现大萧条和大衰退。这些作家劝说他们的读者不要从事商业行为，而是去购买艺术品、枪支和黄金，以期在这个注定无法给人带来安全感的世界中获得安全感，但这种做法是徒劳无益的。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即便那些原本雄心勃勃的、具有创业精神的人也不愿意将自己的精力与财富投入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之中（至于这些经营活动的结果如何，则主要取决于其他市场主体的消费意愿）。他们宁愿把自己的才能浪费到追求权力上，他们竭力游说政府对金融业务提供稳赚不赔的担保，发起一次又一次的环保运动去阻止工业企业的生产活动，从传统能源公司勒索钱财，或者反复去撼动通用电气公司的地位。

市场经济对两类人构成了挑战：一类是以世界太危险或太腐败而不愿意切实接触世界的人，一类是不愿意承担风险，希望假借意识形态或专业知识去要求获得更多权力的人。如果有人认为自己凭借着优越的智力、出身、资历或理想就应该不劳而获，就应该在不承担任何风险的情况下获得收益，就可以不用屈身俯就地考虑他人的要求，就可以规避生活中的危险因素和不可预期因素，那么对于这类人，市场经济制度只会让他们感受到沮丧和挫败。

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误解主要来自于知识分子的误导，这是丝毫不足为奇的。这些知识分子蔑视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否定企业在社会进步过程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右派思想家显然没有左派思想家那么蔑视商业生活。在亚当·斯密的笔下，市场经济的主导者不是那些有智慧的、桀骜不驯的企业家，也不是那些喧闹的、有创造力的商人，而是以扩大私利为目标的理性经济人。

经济学家们的错误就是在构建经济学理论时只考虑到了市场交换活动，而忽略了市场交换活动赖以形成和扩大的投资活动。要知道，市场交换之所以能够行得通，是因为这个过程的各个参与者议定了一个各方都乐于接受的价格，从而考虑到了各方的私利。但这种私利与参与者的贪欲无关，而是反映出了彼此之间的信息交换，这种交换使资源得到了合理的配置。

经济学理论之所以屡屡失灵，是因为它背离了信息论的一条关键原则。“价值创造”本是一种比较高级、比较复杂的活动，而在经济学理论中却居于低级和次要的地位，相反，“价值衡量与交换”本是比较低级的活动，在经济学理论中的地位却超越了“价值创造”的地位。为了建立一套完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不断提升工具性的交换机制的地位，最终使其占据了整个经济学体系，而生产全新商品的自由企业家们开展的不可预期的活动导致的熵与惊异却几乎没有得到任何重视。

然而，经济增长的核心不是机械的经济人，而是有意识的、任性的、经常无私的以及有创造力的人。尽管市场本身可能机械地运行，但市场上的行为体绝对不是机械地运行。市场只是为跌宕起伏的经济活动搭建了一个舞台，主角是创造力无法估量的企业家，他们在没有事先获得任何收益保障的情况下进行有目的的投资活动，他带领着自己的企业迈入未知的未来。市场只是信道，而不是内容；只是低熵的载体，而不是高熵的信息。市场经济不是从交换开始的，而是从给予开始的。市场经济投资过程的合理性并没有事先决定好，而是伴随着创新和惊异。

在市场经济下相互给予礼物之所以能促进经济发展，主要是因为交换礼物的过程构成了一个认知过程，企业家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不断发现和利用新事物。所以，即便投资失败了，造成了一定的资源浪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是一种成功，因为这些失败的教训将会积累成新的知识，这是一种最重要的资本，这一资本为这些企业家和全社会共同所有。

然而，仅仅依靠信息还不能催生经济体系的发展。成功的企业不仅让企业家积累了知识，还为企业家提供了经济资源。市场经济堪称增加财富的最有效途径，这并不是因为它提供了最强大的激励机制（即胡萝卜与大棒的精妙配合），而是因为它将知识与力量联系在了一起，将资源以及未来投资活动的控制权交给了能够成功管理投资实验的企业家，没有交给由某些“认证专家”组成的官僚机构，也没有交给那些迫切希望追求休闲、奢侈品和私利的人。它让财富流向了那些能够为了实现更高目标而放弃即时满足感、拒绝将收入用于消费和享乐的人。无论是谁，无论多么特立独行或标新立异，只要成功地启动了项目，并将生命与储蓄投入其中，都能获得进一步的收益和力量。经济力量不是流向那些能够操纵他人思想、在自我光环下沾沾自喜的知识分子们手中，而是流向了那些沉迷于自己的创意，并用财富与努力去检验这些创意的人手中。

这些时常自我否定的探索者们的活动超出了现有市场的范围，而没有局限在市场交换机制的范围内。他们拓宽了人类潜力的极限。国家主导下的财富再分配制度和产业政策造成的最大破坏不是导致了“市场的扭曲”、“资源的错误配置”或“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协调性的丧失”，而是资本家作用的弱化、创业思想的式微以及财富价值的陨落。过高的累进税率不仅破坏了市场激励机制，更严重的是，还摧毁了信息，排斥了熵。资本家本是社会的捐赠者，但过高的税率就会从他们手中夺走更多的财富，从而阻止他们再次对社会捐赠，阻止他们根据刚刚积累起来的新信息将新增利润用于再投资。(www.daowen.com)

这个创业过程可以不断地给人们带来惊异。官僚是不可能带来或理解这种惊异的。经济学家杰伊·福里斯特（Jay Forrester）是通过系统动力学模型研究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先驱。他指出：“林林总总的、经过认证的知识都没有考虑到最丰富的思想，即创意的迸发。正是这些创意推动着经济的运行。”企业家拥有海量的技术信息、技能、直觉、习惯和实际经验，如果你没有进行过同样的投资实验，就很难理解它们的意义和妙处。化学家、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称之为“默会知识”（tacit knowing），即人们在进行商业投资过程中在半意识状态下积累起来的经验和知识。

如果我们忽视上面这一大堆繁杂的信息，而一味地从文献堆里寻找投资所需的知识，那么我们将错过不可估量的有效知识，而且即便存在文献记录的科学知识也不是不证自明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相关专业领域的人根本读不懂。几十年前在纽约“咖啡俱乐部”的一次晚宴上，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曾经告诉我：“工业间谍在试图窃取重要军事材料时遭遇的问题就是，在浩如烟海的科学论文、工程图、软件代码、会议报告和打印材料中，无法找出真正重要的材料。只有政府部门对材料进行分类时采用的颜色编码能帮助他们，帮他们指明哪些材料才是最值得盗窃的。”

然而，即便非专业人士看不懂，科学材料仍然不会轻易被披露出来。通常来讲，只有当这些资料已经不再含有任何新东西时（即低熵或零熵的资料），才会被披露出来。面对真正高熵的科学资料或工程资料，如果分析人士缺乏科学背景和相关知识，往往会困惑不已。如果你想利用好一个高熵的重大发现，那么你付出的代价就是必须掌握住催生出这一发现的科学知识。

正如特勒指出的那样，在建立有效的技术官僚体制方面，民主国家不像极权国家那么有优势。“二战”后，美国的科技研发工作由五角大楼这个官僚机构主导，而且大多数信息都被定性为机密，所以美国的效率实际上一直不如苏联。苏联人几乎与美国在同一时间生产出了包括氢弹在内的核武器，而且苏联人更加善于制造导弹。人造卫星使得苏联在太空技术领域获得了领导地位。真正拯救美国的是计算机和芯片领域的信息技术。这类技术在地理上主要集中在硅谷、达拉斯和128号公路沿途等地区。正是这些地方最早突破了官僚机构的制约。虽然美国没有在洲际导弹的物理和化学原理研究方面取得领先地位，但它能够利用微芯片和信息工具制造出多目标重返大气层载具（MIRV）。利用这项技术，美国可以在弹道导弹的鼻端装载多枚核弹头载具，这些载具的特点是它们能够各自攻击不同的目标。

正如杰伊·福里斯特指出的那样，如果忽视书面信息，而一味重视用数学方式组织出来的信息，也就是通过计算机模型分析出来的信息，那么我们同样会错过不可估量的有效知识，这无异于一场知识的灾难。只有不断地取得高熵的发现，创新才能变为现实，而等到创新成果被解密并公布出来之后，往往已经过时了。即便你从苹果公司盗窃了去年的设计方案，那些苹果公司设计师的头脑中仍然装着下一年的新方案，你仍然无法与苹果公司相竞争。然而，每一个计划经济式的方案在制订之初总是存在信息严重缺失的问题，人类很多重要的知识和技能被过滤掉之后，便留下了一堆毫无新意的统计资料、一堆枯燥乏味的数字，而他们仍然试图在此基础上构筑经济活动的大厦。

任何一个理性的、事先制订好的计划都不具有企业家的熵。库尔特·哥德尔和阿兰·图灵论证了大部分创新成果的“不可计算性”。企业家的熵超出了固有的理性范畴，属于一种新发现，也突破了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企业家精神超越了确定性的范畴，进入了往往一闪而过的创新范畴。当企业家从其以往的实验项目中收获知识时，这种知识坠入了过去的范畴，成为历史，不再具有熵和信息。企业家总是关心未来，总是处在创造的巅峰。

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个问题，没有什么“计划经济”能履行或完成自己的计划。为了避免灾难，规划者必须始终保持开放的态度，积极接纳人类的学习成果、默会知识、直觉和经验。但即使具备了这些类型的信息，也远远不够。经济运行不仅需要光线，还需要热量和能量；不仅仅需要信息，还需要勇气和约束。

企业家们在投资过程中学到的知识比起那些在学校里讲授的、在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有限的实验中得到的，以及从社会主义经济的尝试中取得的知识更为深刻，因为企业家们进行的实验也是一种冒险的事业，投资者将其未来的生计孤注一掷地押在了它的事业上。他们是怀着高度的自觉和热情以及机警和勤勉投入这一事业的。这些因素非常有助于增进企业家的经验。这种实验会达到它的最大可能性。它遇到的危机和意外收获也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

哈佛大学的哈维·莱本施泰因（Harvey Leibenstein）提供的大量证据表明，在公司之间和国家之间造成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关键因素，既非经济学教科书中着重强调的资源分配方式，亦非生产过程中可以计量的资源投入。1产生差别的根源在于管理、动机和精神因素。他无法精确地认定这是一种什么因素，便姑且将其称为X因素。他指出，在特定工厂从事同一工作的工人，彼此之间的劳动生产率会出现重大差别，最高者可能是最低者的4倍。两家设备相同、工人数量相同、工资报酬也相同的工厂，其劳动生产率水平可能会相差一半。有关管理、动机以及精神方面的问题—以及它们对人们进行革新和探索新知识的积极性所产生的影响—无论对个人还是对集体，无论对经理人还是对普通工人而言，都比一切可以计量的投入要素更能提高生产效率。关键的差别往往在于人们是否愿意把笼统模糊的信息或假设转变为有用的知识。用信息论的术语来讲，对生产效率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企业家在可证伪的投资实验中是否能制造出积极的惊异和熵。

如果没有X因素，经济中各种最高的可能性大多只能停留在潜在的状态，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也只能慢慢汇集成知识资本。股权的精神激励作用最强，莱本施泰因的资料说明了这一点，而且长期观察以及历史经验都证实了这一点，所有权最能激发起精神的因素。所有权意味着对生产资料承担风险和获得收益，不管这种财产是他自己的土地或劳动，还是公司的股权。这就意味着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处在竞争性经济中的财产所有者生活在创造的顶峰，各种关于时尚、品位和技术的新消息不断地激发、鼓舞、启迪和鞭策着这些财产所有者，因为这些方面的消息往往能够使他拥有的财产的利润（即未来收益）发生重大变化。

在计划经济中，所有社会成员本以为这种社会经济体制能为自己提供经济保障，结果却导致他们无法了解经济环境内普遍存在的真正的风险和机会。他们不是从礼物和实验的多样性中受益，却宁可让整个经济去承担在动态的世界中保持停滞的更大风险。在市场经济中，每个公民和企业家都必须承担更多的风险，因此在评价和处理风险时就会格外审慎，整个制度也许就会更加稳定。

伯顿·克莱因（Burton Klein）在为《财富与贫困》一书提供了诸多灵感的《动态经济学》（Dynamic Economics）一书中区分了微观稳定和宏观稳定，这种区分是非常有价值的。2政府可以专注于微观层面的经济稳定（即个别公司和个别行业的稳定），也可以专注于宏观层面的经济稳定（即货币总量、宏观经济学、国民生产总值、通货膨胀率和货币的稳定）。如果政府利用财政、货币、税率以及汇率等方面的政策为个人和行业提供担保，帮助他们免于遭受住房贷款、银行存款和学生贷款等微观层面的风险，则会导致宏观层面的不稳定。如果政府为微观层面的所有风险提供担保，那么整个经济就会丧失灵活性和创造性，进而引发宏观经济层面最严重的风险，即经济萧条。

市场经济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能够适应不确定性因素，而计划经济却需要制订一项全国性的计划，确定业已存在的市场需求模式，然后命令企业完成生产任务，这是一种需求在先的做法。一种制度是在不断地、无止境地开展实验、检验假设、发现知识，而另一种制度却是在搜集投入和产出数据，执行据此制订的计划。

计划经济认为我们必须根据既定的需求模式来决定生产目标，而市场经济则认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具有深不可测的复杂性、盲目性和危险性，如果我们没有主动精神、同理精神、探索精神以及仁爱精神去坚持不懈地努力，那么我们就无法克服所有这些困难去发现不断变化的需求模式。计划经济断言我们能够可靠地预测和得到我们所要求的结果，而市场经济认为我们必须在得知将获得哪些报偿之前就学会给予和风险。计划经济是凭借经验估算人力资源，而市场经济则是以乐观和信任为本。这些就是当代世界上相互对立却决定我们命运的两种基本制度。

学会探索，你才能有所发现；为别人奉献，别人才会为你奉献。供给与需求的先行后续的关系是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一个分水岭。

投资者在一个由道德和天意支配的世界中从事理性的投资行为，这个投资过程蕴含着很大的风险。投资者的投资只有在对他人有利且充分考虑到他人需求的情况下才能收到成效。投资者的投资活动表达了他们对社会的一种信任，相信社会会给予他们公正的回报，相信顾客会对他们的投资做出应有的反应。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们可以先给予而不要求立即获得回报，可以在报酬毫无保障的情况下从事风险投资活动。投资者可以去追求惊人的利润，而不是通过预先确定好的合同获得有限的报酬。人们可以在极端危险和难以预料的环境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当这种信任精神消失之际，企业家精神便也走到了尽头。人们不可能既创造出一种集体管理和保障的制度，又不使它最终切断那种令人甘愿赴汤蹈火、冲锋陷阵的道德源泉，或不使它压抑那些自发进行的投资实验。正是这些投资活动才使得世界的空间和人类同情的范围得到扩大。

自由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既有终极的优势，也有致命的弱点，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过于依赖个人的创造。但这些制度仍然具有不可替代性，否则只有选择那种碌碌无为和停滞不前的制度了。一个市场中可能有数百万、数千万，甚至数亿个潜在顾客，而这些顾客的行为方式是根本无法预料的，各种市场因素之间也会发生错综复杂的互动，企业家在投资过程中必须时刻设身处地地揣测顾客的需求，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成功。不然，如果在投资之前就预先假定了顾客的需求，制订好了投资方案，在投资过程中只考虑既定的方案，而不考虑顾客需求的变化，那么这种投资方式是不可能成功的。

凡是努力寻求保障、寻求确定性的人，总是生活在过去的时代里，因为只有过去才是稳定可靠的，而他们的策略虽然用了所谓“进步”的字眼来装点，肯定也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如果不去积极探索，而是寄希望于某些固有的知识，那么等我们得到它们的时候，恐怕已经错失了很多机遇。如果一位风险投资家只是坐等稳赚不赔的市场，如果一位政客只有在出现新的财政收入来源之后才肯减税，如果一个领导者想方设法平息公众舆论，那么他们的行动必然是怯懦的，必然会错失大好机遇。未来只属于那些不断创造、不断进行高熵投资的企业家们。

【注释】

[1]夏洛克是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一书中刻画的一个冷酷无情的放高利贷者，斯克鲁奇是狄更斯在小说《圣诞颂歌》中塑造的一个老吝啬鬼。—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