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底，我前往以色列，对一些初创科技公司展开了旋风式拜访。在飞行途中，我在座位的折叠小桌上放了两本探讨技术之源的新书。我知道，在我到达以色列之后，只要没有睡着，我的脑袋里就会一直充斥着与技术人员的讨论，讨论的内容是他们关于机器内部构造的设想。但此刻，飞机距离地面还有11千米高，我的眼前只有这两本书，这两本书的腰封上都是热情洋溢的溢美之词，但它们对技术之源的观点却截然不同。

一本是《连线》（Wired）杂志创始人凯文·凯利（Kevin Kelly）所著的《技术的欲望》（What Technology Wants）一书。1对于这本书，《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的作者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评论道：“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技术类书籍。”凯利的书展望未来，恰恰相反，史蒂文·约翰逊的《创意源自何处：发明的自然史》（Where Good Ideas Come From: The Natural History of Innovation）则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2曾为史蒂夫·乔布斯写传记的著名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将约翰逊称为“技术领域的达尔文”。

凯利和约翰逊都从达尔文主义的角度提出了对机器的思考。他们最核心的主张是：人类智力和技术产品都只是进化生物学的拓展，并且只有根据进化生物学原理才能理解它们。那些专心从事芯片、光纤、模拟和数字化工作的人可能永远都理解不了这个主张。我清楚地记得，当我第一次在乔治·戴森（George Dyson）无与伦比的《机器中的进化论》（Darwin Among the Machines）一书中发现这个观点时，心情十分激动。3

大约30年前，戴森只是一个没有名气的作家，居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个离地面95英尺高的树屋里。他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学位，但有强大的家族遗传基因—他的父亲是受人尊敬的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母亲是库尔特·哥德尔的传记作家，姐姐埃丝特（Esther）是航天软件领域的权威。乔治以达尔文的理论和技术为课题开始进行研究。他开始探究能否将技术和技术的发明者分离，将技术视为达尔文进化论中独立的延伸物。戴森终于从他的树屋上爬了下来，并撰写了《机器中的进化论》。这本书简洁完整，自下而上地介绍了关于技术的理论，而书名则是采用了博学多才的英国学者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于1863年发表的文章名。

凯利和约翰逊只是近年来戴森的追随者中比较有名的两位。这些思想家们的主要目标是将上帝或至高无上的创造者的概念从自然中驱逐出去。他们更高的目标则是贬低作为创造者的人类。虽然这个目标没有明确说出来，但的确是存在的。他们的作品主题是“你们没有造出东西”。就像上帝没有创造宇宙一样，人类个体也没有创造技术文明，技术只是生物进化过程中出现的独立角色。

在《机器中的进化论》一书中，戴森尽可能详细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之前喜欢这个观点，但是当时它并没说服我，凯利的新三维动画版本现在也没能说服我。如果仔细想想你会发现，进化生物学几乎没对机器做任何解释。将机器从物质世界的进化中分离开的是人的思想和意识，即制造惊异的能力。试图用达尔文主义的决定论来解释人类创造力和科技，几乎是毫无启发性的。

争论的焦点从人类能力和经济自由（正是这两者导致了技术的进步）转移到所谓的技术内在动力和趋势。这个研究方法在作家和学者中较为流行，对于这不可思议的发明历程，它倾向于赞美那些奥林匹亚式的观察者，而不是真正参与其中的技术迷和企业家。有趣的是，我的名声正是受益于这种观点。因为我预测了互联网发展过程中的多种趋势，比如万维网的兴起、搜索与分类技术（用于针对性广告）的出现等，有些人甚至认为这些技术的出现也有我一份功劳。我也许在这些发明项目中投资了点美元，但最重要和关键的功臣还是真正建造那些必要机器的工程师和发明家。

戴森和他的许多追随者不同，他从未将思想归结为纯粹的达尔文进化论产物。在《图灵的大教堂：数字宇宙的起源》一书中，4戴森不仅将现代计算机技术描绘成达尔文进化论产物，也指出它同样源于几百年来化学、物理学和工程学的进步，最关键的是，来源于包罗万象的信息论（信息论的核心是人类的创造力）。

像凯利和约翰逊这样的新预言家直接越过信息论，在解释发明行为时构建了一个错误的模型。这个模型忽视发明家的作用，将大部分的创造活动简单地描述为自然进化、“秩序”和“自组织”的产物，结果扭曲了人们对创新过程的看法。根据这种观点，就连珊瑚礁和热带雨林也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因为它们作为自然进化的产物，也体现了一种技术演变模型。

约翰逊通过进化论的角度发现，发明必须利用现有的资源和工具，否则它们便来得“不是时候”，无法受到大众的欢迎。然而，当他考虑到专利的功能时，问题就来了。他试图通过一个由四部分组成的扇形图分析四类创新环境的优势。这四类环境之间存在交叉重叠现象，它们分别是：独立创新环境与网络化创新环境，私营部门环境与公共部门环境。他发现新思想的最大源泉是图中的第四扇区的内容，即由网络化的创新者组成的非市场（比如私人的）团体。他指出：“这个分析的目的不是看市场计划经济制度下的表现……而是看市场在第四扇区的影响下的表现，在第四扇区中，现代研究型大学发表新思想（通常没申请专利），并允许其他的参与者修正和完善它们……当然，学者是领工资的，而成功的思想能为他们赢得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终身教职，但他们获得的经济收益相对于在私企的经济收益是微不足道的。”5

约翰逊宣称像牛顿和达尔文这样的大学研究者们竭尽所能地传播他们的观点（历史记录表明他们已经为此努力了几十年），但约翰逊这一说法有误导作用。他曾经提出“知识产权保护法妨碍信息公开”的观点，也遭到了人们的质疑。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法体系确实涉及太广，不仅囊括了“软件专利”，就连“商业方法”也包括了进去。（对于同一行业的程序员来说，软件专利越来越多是很好理解的，而商业方法只是企业家们竞争的方式。）法律体系存在的这些误区导致了诉讼案件的爆发，这些案件被记录在波士顿大学一项严谨的研究当中。在过去10年间，这些不必要的诉讼案件导致美国的科技公司损失了5 000亿美元的市值。6但是人们不能因为这个错误而质疑保护原创发明的初衷。

如果废除专利，就会失去保密性，从而妨碍创新的进程。军事科学研究中之所以将某些材料定性为机密材料，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爱德华·特勒（Edward Teller）曾说过，在开展秘密的、官僚化的科技研究方面，民主国家并没有比专制国家好到哪里去。“二战”以后，苏联在核武器、卫星和导弹技术方面都与美国齐头并进，美国之所以后来能领先，得益于那些受到专利保护的、非机密性的、商业性的计算机公司。

约翰逊的错误在于认为创新之所以受到限制，是因为缺乏想法，而不是因为缺乏创业资本和工程技艺来将其付诸实践。马克·扎克伯格理所应当地拥有脸谱网的控制权，布林和佩奇也理所应当地拥有对谷歌的控制权，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将想法具体化，在这个变化莫测的世界中成功地让这些平庸的概念大放异彩。市场经济之所以能成功，不仅是因为它催生了创新的理念，还因为它将这些理念带到市场上，发明成果实现了资本化，给发明者带来了经济收益。在其他经济制度下往往也不缺少发明成果，但这些制度无法将这些成果进行分门别类并确定优先次序，无法给发明家们创造收益，因此许多发明家心怀不满。

市场经济赋予之前获利的赢家再次投资新想法的权利。利润十分关键，因为利润不只是由利息带来的可预测收益，利润还意味着企业家捕获了成功的发明所带来的出乎意料的高熵信息。这是一个能保存企业家经验的知识体系，因为它允许企业家继续原来的工作，并根据计划的需要扩大其投资。

如同其他许多思想家一样，约翰逊也认为技术是进化的产物，不过他的思想至少具有一些实践价值，而凯利的思想有多少施加价值呢？凯利认为，所有的事物，从银河系到海星，再到人类的思想以及人类的发明成果，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同时他认为苹果公司推出的平板电脑本质上是物理学定律的产物。

凯利是一位能干的技术分析员，也是一个有天赋的科学诗人，他的书有些部分十分富有启发性。他有力地驳斥了“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并证明“预防原则”只会阻碍技术发展。他说：“任何物品都会在某种情况下造成损害，因此如果严格根据预防原则行事，那么所有的技术都会被禁止。”他指出，过去对杀虫剂和石棉的预先禁止造成的损害比杀虫剂和石棉本身的威胁还大。凯利指出，人类对威胁因素出现过激反应是很普遍的，机场为了应对潜在威胁，往往会增加安保人员的数量，但这样一来也会增加有权进入关键区域者的数量，反而降低了安全系数。努力减少威胁因素反而会直接引起“替代性风险”。7

“某一项特定技术的风险水平必须由在现实生活中的反复试验来决定。”凯利写道。危险只有达到一定规模才变得明显。如果某些技术落入敌人手中会造成很大的威胁，那么抑制这些技术的发展也会减少我们对它们的掌握情况，从而增加它们的危险性。因此，最好增加我们对这些技术的认识，并学会如何消除它们的危害性。自由的代价是永久提高警惕，它会造成人们采取凯利所说的“先行动原则”（proactionary principle）。“先行动原则”强调“临时的评估和持续的纠正”。风险确实存在，但同时也是无止境的，必须对风险的种类区分优先次序，像我们区分如天气、地震和流星这些自然灾害的风险一样区分技术的风险。

然而，当凯利为他的书《技术的欲望》取名时，他是严肃的。他承认：“此时此刻我并不相信技术元素（technium，他用以概括所有人类文化和人造物品的词）是有意识的。”但当他知道硅谷一家名为柳树车库的新兴企业制作出一种机器人，能寻找插座并在电池耗完时自己充电，他觉得这件事意义深刻。“这个机器人并没有意识，但站在它和电源插座中间，你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它的需求。”8

也许我们应该暂停一下，停止思考戴森对这件事的讨论。在17世纪70年代，托马斯·霍布斯和威廉·莱布尼茨也就此进行讨论过。当时的哲学家竭力寻找从逻辑的可预测性（比如，为柳树车库机器人提供信息的软件程序）转移到思维的不可预见性的隐形要素。

与今天的雷·库兹韦尔相似的是，霍布斯也认为大脑只是一个复杂的机器，思想只是可以用神经齿轮和连接装置解释的物质现象。^[1]莱布尼茨则设想大脑可以扩大到磨坊那么大，人们甚至可以在这个磨坊里行走。“现在，人走进去只能发现一个个相连的工作原件，但永远找不到能解释知觉的东西。”你会找到齿轮和连接装置，但找不到认知。

20世纪80年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约翰·塞尔将大脑解释成一个巨大的封闭房间，里面充满了工作人员，他们照着运算法则的一连串规定将中文材料翻译成英文，这些中文材料则通过一个狭槽传给他们。这些工作人员像计算机一样将中文翻成英文，但他们对中文的掌握并不比计算机多多少。9(www.daowen.com)

凯利顺着库兹韦尔的思路，推测计算机中交换电路或者晶体管电路的数量可以达到某个极限数值，从而损害智能和意识的质量。10但是计算机在本质上是一个数学逻辑机器，库尔特·哥德尔、阿兰·图灵和他们的追随者也清楚地表明，所有这些系统都是不完整并依赖外部条件的。计算机拥有迷宫般的交换电路和分支，但无法创造出自己的符号。如果没有真实的思维，即使是拥有密密麻麻、精巧细致、梳理整齐、带有反馈环路和稳态平衡器的交换电路网络，也无法成为一个有意识的实体。所有这些装置都是符号处理器，而这些符号系统和编码却必须来源于机器之外。

《技术的欲望》的核心观点是这样一个非常宽泛的结论：“技术元素只能被理解成生命进化的一种类型……它可以被追溯到原子的生命……在宇宙大爆炸的火光之中被创造出来。”11

戴森指出，这种想法在查尔斯·达尔文时期，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就产生了。最初是霍布斯断言“人类（在社会契约里）的集体联系意味着人类掌控自然时，对技术的幻想就破灭了，而不是反过来”。戴森将这种见解引申到我们的时代：“人类为了能更容易操作计算机网络所做的一切努力也同时让计算机网络更容易操纵人的思想（虽然这两者的原因是不同的）。”12

现代的技术哲学家无法领会机器和人类的差别，这是当前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一大失误。他们会使我们相信发明家和企业家是进化过程中的被动角色。这些自私的知识分子们独自超越了这个过程。如果他们可以看穿进化过程，并揭示人们对人类创造力的错误认识，他们就必须超越它。

生物中心论失败的根源在于误解了信息论。所有生物中心论的倡导者，从戴森到凯利到约翰逊再到库兹韦尔，都倾向于把信息当成秩序。凯利把思维称为“将形成现实的信息单位组合起来的一种高度进化的方式”，认为“思维创造了秩序”。13他把发明比作雪花和水晶，雪花和水晶确实是体现秩序的事物。可是信息和秩序不是同一回事，它们是对立的。正如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的那样，熵不代表秩序性与可预测性，而是混乱的和令人惊异的，表现为不可预测的比特。在一条信息中，完全可预料的比特不含“信息”，因为接受者已经知道交流的内容。

凯利和约翰逊两人因为没有弄清信息与秩序的差别，就完全忽略了利润，都没能看到进化力量和人类创造之间的分界线。进化力量也许可以产生水晶、斑马身上的条纹、旋涡、分形体和其他的重复模式，这些都能通过一个简单的运算法则制造出来（比如斑马条纹是由一点点核苷酸决定的）。然而这些现象都缺乏用信息熵来衡量的复杂性。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hman）写道：“创造力永远都以惊异的形式出现。”14它是高熵事件。创新并非像水晶和雪花那样是均衡与秩序的体现，而是对均衡与秩序的打破。

回忆一下信息论的规则：高熵信息（创造性的惊异和发明）需要低熵载体（不含惊异）承载。在生物学中，低熵载体就是脱氧核糖和磷酸交替连接构成的DNA骨架，它的核苷酸携带着生命的高熵密码。不含惊异的低熵载体使得信息在到达终点站时，能从载体中被识别出来。而秩序，具体表现为法律、传统、可预测的政治活动、稳定的家庭、可靠的货币，对于一个充满出人意料的发明的创新型社会是必要的。

凯利和约翰逊的错误还在于，他们相信创新的主要目的是取得效率，而效率是衡量秩序和进化渐进主义的程度。然而，彼得·德鲁克强调，创新的重要性不在于效率而在于效力。15它们不会让人们更好地完成现有的工作，但它们能重新定义工作。它们无法让人们正确地完成任务，但它们会指出正确的、应该去做的事情。创新不是线性的，而是跳跃式的。

像保罗·罗默那样，凯利和约翰逊将发明视为材料复合（material recombination）的过程，这个过程形成了一些新的原子和化学元素。他们认为企业家们的创造行为本质上是材料的异变，属于“市场”的自然选择。企业家只是在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中回应外在的刺激，这有点像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金纳的操作学习理论。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发明先于市场。马车、真空管和打字机的制造商并没有根据相邻可能原则来调整产品的组件。他设想了一个新的系统。汽车、晶体管或计算机吸收了现有的组件，组成了更高级的机器。确实像德鲁克写的那样，要取代一个现有系统，这个新的发明必须至少比原来的好上10倍。

即使是那些最坚定不移地相信进化生物学效率说的人都可能会质疑，它是否适用于微软游戏机、巡航导弹的发展甚至是约翰逊和凯利的书籍撰写。用生物进化论类比技术进步既勉强又无用，它完全忽视了技术演变的本质，即人类的觉悟力和创造力。

我在乘坐以色列艾拉航空公司（El Al）的波音747飞机前往以色列的途中，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凯文·凯利在硅谷附近的山顶上；而史蒂文·约翰逊则在加州马林县，凯文的北边；乔治·戴森在更远的西海岸，在贝林厄姆海湾的一艘皮艇上。对这些人来说，技术是一个选项，可以提升选择。凯利引用布赖恩·阿瑟（Brian Arthur）的格言“问题是解决方案的答案”肯定地指出，在许多意义模糊不清的进步中，技术最终利大于弊。

然而我即将飞往战争区域的中间地带，因此我无法如此孤立地看待技术。对于环境恶劣的以色列来说，技术并非是可选择的或是意义不清的，它对于生存必不可少。它并不是意外的好运或是“外熵”或是自组织，它是在掌握了以下学科后产生的果实：数学、化学、算法、冶金学、凝聚物理学、分子生物学、光学、数字信号处理、医学、工程学以及不可或缺的信息论。也许这些学科都源于大爆炸，但生物进化论无法解释它们之间的联系。基于同样的原因，化学不能被简化为物理学（信息的密度更高），生物学不能被简化为化学，人类创造力也不仅仅是生物学的范畴。

这里我们还要提到无神论者、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所说的自然选择中的“万能溶剂”（universal solvent）。万能溶剂能将所有系统分解为更小的组件、元素和混合物，并消除目的、结构、目的论和创造力。为了让他的“技术元素”披上一层神圣的光芒，凯利在书的结尾部分以激动的言辞再次提到了这种“万能溶剂”。然而，《技术的欲望》一书的前320页主要是关于如何通过一个自下而上的物质模型消除宇宙中的等级秩序的内容，这个模型甚至用其达尔文主义之巨胃吞噬了人类思想。诺贝尔奖得主马克斯·德尔布吕克（Max Delbrück）曾经评论说，将大脑简化为物质通量^[2]这种说法只会让他想到“巴龙·孟乔森男爵为了将自己弄出沼泽，更用力地拉扯自己的头发”。^[3]16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罗伯特·劳克林也指出这种看法是没有意义的，“今天许多生物学方面的思考只是停留在意识层面”，也就是说这种解释“无法说明问题也无法被检验”。这种观点“并没有刺激思考而是阻止了思考”。答案永远都是“这是进化造成的”。17

与此同时，硬技术正在式微。对于如何取得突破，约翰逊的想法是通过推特网。将风险投资侧重在社交网络的细节上，预示着美国未来的领导能力和其自我防护令人担忧。全球变暖一说也许会使得约翰逊的观点成为过去200年来最伟大的思想，并促使凯利放弃对预防原则的批评。但这些恐惧并不科学，其他的政治活动都不比这种恐惧对创新过程的破坏力更大。

只要还有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支持创新，还有军事和工业的迫切需求促进和保护创新，创新的大戏就会继续上演，而目前美国的流行观点（以凯文·凯利和史蒂文·约翰逊的书为代表）则加剧了技术的陨落。

【注释】

[1]霍布斯从机械论观点出发来研究人的生理心理活动，解释人的感情和欲望。他指出，人同其他事物一样，是一个物体，是受力学规律支配的一架机器。人的心脏像钟表上的发条，神经和关节像其中的游丝和齿轮。不仅人的生理活动遵循机械力学原理，而且人的思想、感觉、欲望都是由机械力学决定的。—译者注

[2]物质通量，material fl ux，是表示物质分子移动量的大小，指某种物质在每秒内通过每平方厘米的假想平面的摩尔或毫尔数。—译者注

[3]相传在18世纪，德国孟乔森男爵时常向人吹嘘自己的英勇事迹，其中一项便是拉着自己的头发，将自己从受陷的沼泽中提起来。—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