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2年总统竞选中，被誉为“国会智囊团”的无党派研究机构—美国国会研究处（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发布了一篇惊人的报告，提出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降低个税最高边际税率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增税却能刺激经济增长。这篇报告肯定了经济学领域内最流行的教条之一。1

目前，比尔·克林顿、保罗·克鲁格曼和《纽约时报》经济专栏作者戴维·莱昂哈特（David Leonhardt）等知名人物似乎达成了一个新的共识，即高税率能够刺激经济增长。“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曾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而当时政府支出却减少了61%，这让凯恩斯学派的很多专家感到困惑不已，他们便认定高税率政策（最高边际税率长期维持在91%的水平）是战后经济繁荣的动力之源。这批专家们还无比怀旧地回顾克林顿时期，似乎认为当时对应税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上的富人加征了10%的附加税是出现网络和电信产业迎来繁荣景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有一个事实他们没有提到，即克林顿政府除了对富人增税以外，还降低了关税，并将资本利得税削减了30%。

国会研究处的那份报告列出了自1945年以来的经济数据，以此表明美国经济在“二战”后以及在20世纪90年代的高速增长的一个共同原因就是当时的美国政府实行了高税率政策，并且认为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往往也最快。此外，国会研究处还指出，没有发现削减税率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具有什么相关性。该机构甚至披露出一些表明减税会导致经济停滞的证据。

可以说，所有这些关于“减税会威胁经济增长”的“深刻思考”可能让政治和媒体精英陷入一阵狂欢。莱昂哈特迫不及待地拿着国会研究处的这份报告去质问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热情洋溢的减税支持者保罗·瑞恩。在这份报告中，跃然纸上的是一条状如高山的曲线，形象地展示了减税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放缓的关联性。2008年，也就是爆发了毁灭性金融危机的那一年，这条曲线达到了最高点，而这一年与小布什总统“为富人减税”只隔了短短5年。面对莱昂哈特的质问，瑞恩的回应是：“相关性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这是一条统计学上不言自明的真理，但《纽约时报》的这位经济专栏作者居然没有听进去。

如果相关性真像莱昂哈特及其朋友所坚持的那样意味着因果关系，那么我们不妨探讨一下全球变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从“二战”结束之后到1999年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数十年间，全球变暖，经济增长，股市上涨，或多或少地呈现出了一致的变化趋势。之后十多年间，全球气温呈现出了降低趋势，美国股市经历了崩盘，美国经济陷入滞胀。从趋势图上来看，全球气温和经济增幅的变动趋势具有令人惊讶的关联性。

然而，你可能已经开始猜测这种比较方法是否存在一些问题，开始怀疑全球变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比如，再往前推几年，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美国也存在变暖现象。因此，这样一来，全球变暖与经济增长的趋势线就出现了偏离，打破了二者之间的关联性。

那种认为减税阻碍经济增长，而增税刺激经济增长的说法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就没有必要控制税收和支出。在里根政府初期那段黯淡的岁月里，我和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等供给学派经济学家声称降低边际税率通常能够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增加计税基数^[1]，因此反而能弥补减税造成的财政损失。2所以，当时供给学派的理论引起了轰动。国会研究处的报告则排斥了这种理论，促使我们回归凯恩斯学派的主张，即政府支出才能促进经济增长。政府把私营部门的储蓄用于支出，能够促进经济产出的增长，加剧乘数效应，扩大就业，才不至于总是让美联储去提供救助。所以，凯恩斯学派这些专家们无异于在暗示我们政府支出越多，可以用来支出的收入就越多。

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这种观点，可能就像满脸通红的酒鬼自信地坚持认为自己喝的酒越多，车开得就越好。更加认真地审视一下国会研究处给出的数据，我们可能就会发现一些异常。到2013年，美国很多地方的最高边际税率已经达到了50%。这个税率反而刺激那些富人（即关键的纳税人）隐藏财富，而不是竭力去增加财富。比如，美国现在的股息税最高为91%，但只有127个纳税人披露的收入属于这一档，因此这一档以及之后的86%那一档几乎没有带来多少税收。在当前这个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时代，50%的税率只会刺激企业家更加倾向于通过裁员来控制成本和少交一些税，而不是鼓励他们雇用新的工人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因为收入越多，缴的税也越多。

在评价减税和增税的影响时，我们不能将注意力局限于老布什、小布什以及克林顿时期，而要扩大研究范围，比如考虑一下20世纪20年代哈定和柯立芝时期的减税、“二战”后杜鲁门的减税（主要是大幅下调公司的税率和并通过“夫妻所得税联合申报”举措将家庭纳税额减少50%）、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的减税和20世纪80年代里根的减税。

对于思维不太狭隘的经济学家而言，可以研究一下全球范围内成百上千个税收政策案例。1983年，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基思·马斯登（Keith Marsden）把世界上多个高税率国家同低税率国家（含实行减税政策的国家）做了个比较，结果发现在税率低的国家，政府支出的增速是高税率国家的3倍，因为它们的经济增速是高税率国家经济增速的6倍。31992年，新泽西州莫里斯城的政治经济政策研究机构Polyconomics在马斯登的基础上，根据最新经济数据进行了更大范围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4

马斯登与Polyconomics进行对比研究已经过去了20年。在这20年里，以中国为代表的大约50个国家都已经大幅削减了税率。继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个实现长期增长的例子之后，大约25个国家或地区采取了税率较低的单一税制。几乎每个国家或地区采取单一税制之后，经济都会加速增长，都能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2001年，俄罗斯将最高个税税率从30 %降低到13%，在随后的4年里财政收入翻了一番。塞尔维亚、乌克兰、斯洛伐克、格鲁吉亚和罗马尼亚也纷纷加入了减税的队伍。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采取单一税制之后，利率最终低于20%，而其实际经济增长率均在连续10年的时间里维持了8%的平均水平。波兰（以降低公司利率为主）、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也采取了类似力度的减税举措。经济学家丹尼尔·米切尔（Daniel Mitchell）和克里斯·爱德华兹（Chris Edwards）在《单一税制革命》（Flat Tax Revolution）一书中指出，在20个采取单一税制的国家里，都没有出现财政税收方面的问题，而且之后也没有一个将其废除的。5事实上，在单一税制下，这些国家的个人税率降低到了16.6%，而公司税率则降低到了17.9%，大约是美国联邦政府税率的一半。(www.daowen.com)

与此同时，美国公司和个人承担的税率却一路攀升，跻身世界最高之列。美国的税率远远高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东欧等地区的平均税率。与采取单一税制的国家不同的是，美国出现了世界领先的赤字和债务负担，而且自从卡特时期以来，首次出现了净资本外逃。美国越来越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速甚至还不如之前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

我们或许不用带着一种恐惧的情绪去看待减税问题。6

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在解释税收政策时容易迷茫困惑，因为他们把经济视为一个权力主导的系统，而不是知识主导的系统，而供应学派容易将知识主导的系统与激励主导的系统混淆起来。

在经济思想史中，低利率和高收入之间的联系可能是一个证据最丰富，却依然遭到普遍否认的命题，7就连一些虔诚的供给学派专家，比如可敬的布鲁斯·巴特利特（Bruce Bartlett）也陷入了怀疑，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咀嚼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模糊的经济数据，而没有注意到美国海岸线以外的世界各地掀起了税制改革浪潮。

从里根时期到现在，已经隔了整整一代人的距离，现在的人们之所以不理解这套理论，显然是因为我们最早那一代供给学派经济学家没有尽到传道解惑之责。我们显然不够激进，所以才任由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那套机械的经济学理论削弱了供给学派的地位。即便拉弗那些新颖的、精彩的描述也主要集中在如何实现人们的合理预期，认为只有对贫穷的、被动的经济人才适合采取经济激励措施，这是一种误区，无论对穷人而言，还是对富人而言，经济刺激措施都是有效的。我们供给学派认为，如果让人们更多地保留其劳动成果，那么他们就会更加努力地劳动。增加投资者的税后收入，投资者才会投入更多的资金。

这些命题当然是正确的。人们肯定会对经济激励产生反应。比如，婚姻和家庭遭受着日益沉重的税负，这就逐步侵蚀了对美国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如同减少监管的理由一样，降低税收也必须从激励措施开始，即必须先采取一些措施刺激生产效率的提高。

要实行激励措施，秘诀不仅仅在于激励人们为了获得更大的回报而努力工作或接受更大的风险。降低边际税率能给政府带来更多收入的原因就在于它能释放或激发企业家的创造力，使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他们可以在学习曲线的指引下更加快速地学习和积累经验。他们能学到更多，因为他们掌握着更多的资本，可以将这些资本用于贸易，也可以从世界各地吸引更多的熟练劳动力。他们再也不必像以前那样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思索如何避税，去解读监管措施以及去咨询律师和会计师。他们可以进行更多不确定的实验、测试更多可证伪的假设，尝试更多商业计划，积累更多高效的知识。流向政府官僚的资源减少了，那些能创造利润、能成功投资的人则掌握着更多的利润。

从企业家手里抢夺资源，并通过政治手段重新分配，是扼杀创造力的行为。以损害企业家利益为基础的税收制度一定无法带来预期的收入，因为它忽略了真实的经济道理和真实的人性。

【注释】

[1]计税基数指属于纳税管辖范围的收入或房地产等财产。—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