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一次见到彼得·德鲁克是在2000年初。当时，《福布斯》杂志正在西雅图举办一场面向首席执行官的会议，德鲁克做主旨演讲。他坐着轮椅被推到讲台中间，然后坐在一个铺着软垫的椅子上。他当时已经90多岁了，他出现在那次会议上，似乎是有什么“神谕”要传递给大家。每个人都向前倾着身子，迫切希望能聆听他的教导。

谁知忽然之间发生的一件事却让那些坐在台下的首席执行官们倒吸了一口凉气，就连大会的工作人员也怔住了，因为这位老者的头突然向后一仰，躺在了椅子上，似乎睡着了，我甚至担心出现了更坏的情况。我当时简直吓坏了。可能《福布斯》杂志真的不应该找这么一位健康状况不佳的老者参加这么重大的一个会议，一旦老者出现什么不测，会议可能就开不成了。

后来，他的身体突然向前倾了过来，似乎快要跌倒了一样，我都准备好跑过去扶他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自己又恢复了平衡。他睁开双眼，专注地看着坐在下面的首席执行官们。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他还醒着！所有的人都为他揪心了一把！他右手的食指指向观众，用低沉而有力的音调说：“我今天只告诉你们一件事。只说一件事……”

我自言自语道：“哦，能说一件事也挺好。”

他继续说：“在你们的公司里，最不了解业务的就是首席财务官。”

什么？我不禁犯了嘀咕。要知道，现在这个时代，首席财务官都被奉为英雄。世通公司的首席财务官斯科特·沙利文（Scott Sullivan）以及安然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安迪·法斯托（Andy Fastow）都是聪明绝顶的人。虽然这两家公司都黯然倒闭了，你可能还记得这两个人吧。纵观整个美国，无论在什么公司里，首席财务官都掌握着很大的权力。通用电气公司的首席财务官丹尼斯·达默曼（Dennis Dammerman）由于为公司规模庞大的财务工作做出了贡献而曾经得到了杰克·韦尔奇的嘉奖，后来还晋升为副董事长。首席执行官们如果不事先征询一下首席财务官们的意见，恐怕会寸步难行。

既然如此，为什么德鲁克说首席财务官们最不了解公司业务呢？他究竟有什么深意呢？

事实上，德鲁克给大家讲述了企业的头号定律：知识，尤其是金融知识，是关于过去的。企业家精神是关于未来的。

首席财务官处理的账目都是关于过去的数字。等到他们把所有的数据理清并整理好之后，可能已经脱离了当前的实际情况。实际上，首席财务官试图引导公司凝视后视镜。过去的数字与未来几乎没有多少相关性。记得肯·费雪的一条投资原则：一个公司的收益与股票价格的变动不存在序列相关性。

正如德鲁克所指出的那样，公司收益不取决于公司内部。公司只能决定自己的成本，而无法决定最终的收益。某一项成本是否能产生利润，要看公司外部的客户和投资者怎么做决定。要想赢得客户和投资者的支持，需要有外向的视野和领导力，而不能只顾着从企业内部着手解决问题。1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德鲁克提出的规则：企业家应该寻找机会，而不是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听起来不错，但这是首席财务官的专长，对企业家而言，则是一个陷阱。当你专注于解决问题时，你在助长过去的失败，消耗你的力量，最终，虽然名义上纠正了错误，取得了进步，但错误的影响得到了延续，导致你不仅趋于平庸，还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德鲁克对于首席执行官的看法不仅应该引起公司的警觉，而且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首席财务官实际上是研究一个公司的经济状况的“经济学家”。他们从现有的数据摘取重点，描述出公司在某个特定时刻的状态，看看利润和亏损背后的因素是什么。首席财务官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确保他的公司拥有足够的、低熵的现金，以确保公司在财务状况恶化的情况下也能够利用现金储备扭转颓势。法斯托、沙利文等首席财务官给公司造成了灾难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太富有冒险精神了，而这恰恰是财务人员的大忌。如果让胆子太大的年轻人去做首席财务官，他肯定做得一团糟。

经济学家们之所以无法解释经济增长，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是宏观上的首席财务官。当他们做好自己的工作时，可以就某些风险给我们提出预警，比如联邦和州的债务规模攀升时，他们可能会警告我们提防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但如果经济学家渴望展示自己的创造性，如果他们想通过操纵政府开支、货币政策和行政授权来展示自己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才能，那么他们给经济造成的危害不亚于法斯托给安然公司造成的危害。

倡导经济增长的人现在面临着一个戴维·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的困境。里根政府时期，他曾担任管理与预算局的局长，实际上就是里根总统的首席财务官。他年轻聪明，在冷战时期被分派了一个艰巨的任务：紧缩政府开支。在担任这个职务期间，他登上过所有顶尖流行杂志的封面。由于他疯狂地削减政府的福利性支出，砍掉了很多为穷人提供生计的关键项目，所以他被称作“小麦飞刀”（Mack the Knife）^[1]或“华盛顿屠夫”。

最后，斯托克曼在他的批评者面前屈服了，谄媚地放弃了供给学派的经济学理论，将其视为一个幼稚的错误，于1985年辞去公职，后来加入了一个在华盛顿地区根基深厚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黑石集团。值得称赞的一点是，他反对黑石集团内部任人唯亲的风气。最终，他离开了黑石，创建了自己的私募股权公司Heartland Industrial Partners（哈特兰德工业伙伴），募集资金达到13.5亿美元，结果大部分都赔掉了。企业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斯托克曼显然没有从其失败的投资中总结出正确的教训。为了附和奥巴马总统和保罗·克鲁格曼的经济智慧，他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期间重新出山，在预算问题上不断抨击他人，成为银行家们的死对头。他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保罗·瑞恩（Paul Ryan）^[2]只是发表了让人耳目一新的竞选言论，他所主张的压缩大政府以及为创造就业者（即最富有的2%）减税的措施丝毫无助于扭转这个国家的经济衰退趋势，无助于阻止财政崩溃。2后来，《新闻周刊》刊登了一些从斯托克曼即将出版的新书里摘录的内容。这本书名为《大变形：裙带资本主义如何毁掉了自由市场和民主》（The Great Deformation: How Crony Capitalism Corrupts Free Markets and Democracy）。3这个书摘巧妙而辛辣地批判了米特·罗姆尼控制的贝恩资本损人利己的掠夺行为。贝恩资本是黑石集团为数不多的竞争对手之一，但其裙带资本主义色彩要薄弱得多，而且业务也更成功，即便如此，斯托克曼仍然对贝恩资本非常不满。斯托克曼一直认为美国经济政策为1%的人创造意外财富的做法具有极度不公平性。

斯托克曼援引自己在长达17年的时间内从事杠杆收购业务的经历，引出了贝恩资本在罗姆尼离开之后所做的一些失败投资。他嘲笑贝恩资本使用垃圾债券的行为，因为这些债券与驰骋华尔街的“垃圾债券大王”迈克尔·米尔肯有联系，他还指责贝恩资本在业务重组过程中的高杠杆率问题，认为贝恩资本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华盛顿智库加图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艾伦·雷诺兹（Alan Reynolds）曾经就此在 《国民评论》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斯托克曼实际上相当于告诉贝恩资本：“你们现在的成功根本不是你们自己的功劳。”4

果不其然，《新闻周刊》刊登的书摘为斯托克曼赢得了媒体的叫好声，也令民主党阵营欣喜不已。然而，后来在接受自由意志主义者最主要的杂志—《理性》的记者尼克·吉莱斯皮（Nick Gillespie）和其他媒体采访时，斯托克曼明确表示他在竞选中的行为大多时候是错误的。5谁知道他当时怎么想的呢？他大肆宣扬自己的自由主义信仰，奥巴马总统坚决主张采取增加医保覆盖面等提升社会福利的政策，助长了人们对社会保障的依赖，而且他放任私人市场中裙带资本主义的狂欢。斯托克曼帮助这样一位总统谋求连任，能取得什么成就呢？斯托克曼的书表明他在几乎每一个细节上都不同意奥巴马和克鲁格曼的经济主张。在奥巴马和克鲁格曼的经济主张下，美国的债务问题越来越严重。虽然斯托克曼反对这样大幅增加政府支出，但他说的话并不管用，因为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位负责统计债务的首席财务官。

每个人都了解美国的负债，每个人都知道必须解决负债问题，而且很多人都相信保罗·瑞恩的方案将来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实现预算平衡或直接压低负债规模几乎无法为美国今天的领导者们带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机遇。债务问题是一个具有全局性和复杂性的问题，背后是美国政府支出的大规模攀升。这种政策降低了美国人力和资本的价值，导致负债问题成为美国日益无法承受之重。资本不只是权力的流动，还是具体知识的积累。

联邦政府每年在福利开支方面投入的资金规模大约是9 000亿美元，如果人们失业、未婚、退休、生病、贫穷、无家可归、走霉运、残疾、负债，甚至吸毒或被监禁时都可以获得足以维持生计的社会保障。如果人们想摆脱对社会保障体系的依赖，就会失去这些福利，付出沉重的代价，相当于向打算摆脱依赖的人强制征收了一种税。因此，这类福利政策就降低了大部分工作岗位、机遇、婚姻和事业对人们的吸引力，似乎去工作还没有懒惰地接受政府救助划算，这就抑制了公民和企业的学习过程，不利于刺激本国公民通过在工作中创造社会财富。在美国很多城市的内城区，很多年轻人由于犯罪而被判入狱，或处在缓刑期，或畏罪潜逃，导致家庭生活残缺不全，以至于美国政府不得不为那些单身妇女们提供福利保障，警察也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担负起保护孩子们的职责。然而，由于福利国家提供的福利对于贫穷的单亲家庭而言过于优厚，所以这就相当于不鼓励人们成立一个完整的家庭，过上完整的家庭生活。正如女权主义者菲利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 y）指出的那样，税法中有数十个项目用来保障单亲家庭的生活，而如果夫妻二人都有工作，那么他们缴的税一般比同样收入的单亲家庭缴的税还要多，这就相当于征收了一种“婚姻惩罚税”。

这些声称能够解决问题的所谓方案和计划却导致政府支出的规模越来越膨胀，非但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导致更多人对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了依赖，无形之中毁掉了数百万人的生活、家庭和职业生涯。当一个人试图摆脱社会保障体系时，付出的代价比富人缴的税还要多。因此，真正残酷的人并非那些试图毁掉这些失败政策的人，而是那些导致数百万人对社会保障体系产生永久依赖的人。对一个福利国家进行改革是一种积极的、正面的、向上的做法，能够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卸下沉重的包袱，为追求幸福的人们扫除障碍。

积极的政策变革能够扭转美国经济的整体颓势，能够削弱人们投资于股票和债券的积极性，刺激更多的资金流入实体经济，能够消除无数项影响企业上市的费用和监管举措，能够减轻发展乙醇、风能、太阳能等所谓绿色能源对土地资源的侵蚀，能够鼓励工业创新和风险投资，能够释放出那些受到各种监管措施抑制的传统能源，能够让那些因联邦经济政策失误以及保险骗局而荒废的房地产得到重新利用，能够减轻债务负担对年轻人的拖累，重新激发出他们奋发向上的雄心壮志。此外，积极的政策变革还能够为那些在裙带资本主义泥潭中越陷越深的银行注入活力。目前美国联邦政府为那些与政府人员具有裙带关系的公司提供的救助政策、零利率政策和财政优待政策等，都是裙带资本主义的表现形式。斯托克曼永远不会意识到的一点是，积极的政策变革能够恢复美国在军事领域的领导地位、威慑能力和创新能力。里根时期、老布什及小布什时期曾经确立了这些方面的优势，但到奥巴马时期就不复存在了。

斯托克曼可能会蔑视里根时期的政策，但与斯托克曼相比，里根对德鲁克提出的那条规则的理解要深刻得多。里根注重发现新机遇，抓住新机遇，而斯托克曼却只会被过去的问题分散精力，结果导致问题越来越多。里根时期政府支出规模大幅增加，远远超过了他失败的前任—吉米·卡特总统时期的支出规模。这让斯托克曼惊恐不已。里根让政府账目出现了赤字，允许美国进口规模迅速提升。他理解美国的战略利益是什么。他清醒地意识到，与增加债务规模相比，更重要的是提升美国的技术水平，是获得自由的企业家为社会做出的贡献。为了这些战略利益，即便增加政府债务规模也在所不惜。

在美国领导西方取得冷战胜利的过程中，里根政府增加政府支出的积极作用逐渐开始显现了出来。里根时期近万亿美元的国防开支增幅导致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力量对比，税率的降低和监管的减少催生了美国企业家精神的复兴，刺激了股市、能源、风险资本、房地产和就业等领域的繁荣，私营部门资产价值增加了约17万亿美元（这一数字让公共部门将近1万亿美元的赤字增幅显得微不足道），新增加了4 500万个工作岗位，工人薪酬水平不断提升。在大幅增加国防支出的同时，里根总统还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社会经济政策改革，削减税率和利率，压缩政府规模，增加政府赤字和国债，降低福利开支，给予企业和个人更大的经济自由。这一系列改革措施缓解了美国经济“滞胀”，刺激了经济增长，为新形势下市场经济的发展探索了新路径。

自从里根出任总统之后的20年间，美国资产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私营部门的净资产增加了60万亿美元。到2010年，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停止了。在奥巴马政府的管理之下，美国经济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首次出现了大规模的资本外逃现象，而且高技术人才有史以来首次出现了净流出现象，那些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工程师纷纷选择前往印度、中国和以色列发展事业。

要改变目前这种状况，不能单纯地依靠会计规则的调整。今天已经兴起了一股反对政府之手伸得过长、财富分配不合理的运动，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抓住这次机会，就有可能减轻美国经济背负的重担。

对于斯托克曼以及其他带着首席财务官思维去审视美国经济的分析人士而言，美国企业效益，或者说经济发展成果的很大一部分都流入了资本家和投资者手中。然而，资本和劳动力之间不是相互竞争的关系，而是互补的关系。当工人变得更加高效时，雇主就会雇用更多的人，而不是更少的人。

里根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大幅提升造就了就业领域的繁荣景象。私人部门掌握的资本表现出了极大的创造力，增加了不计其数的工作机遇。此外，里根时期大幅降低针对个人收入和企业收益的税率，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机会，提高了工人的薪酬水平。正如保罗·瑞恩所提出的那样，用8.5% 的消费税替代企业所得税，极大地削弱了人们逃避税收、逃避利润的动机，有利于更大程度上促进创新，发挥企业家精神。

如果首席财务官去仔细审查美国政府的账目，那么他们肯定会认为医疗保健领域极大地耗费了国家的资源，认为这会给国家带来危机。但医疗保健并不是一个问题，相反，它还会带来巨大的机会，只不过这种机会被政府官僚机构、价格管制措施和过度监管行为掩饰了。比如，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医改方案就弄巧成拙了。奥巴马错综复杂的医改方案非但没有增加医生的数量，反而需要国税局另外聘请16 000名税务工作人员，且对总销售收入超过500万美元的医疗设备生产商和进口商征收2.3%的消费税，以便给联邦医疗筹措资金，纳入征税范围的医疗设备包括人造髋关节、核磁共振扫描仪和心脏除颤监护器等，但眼镜、隐形眼镜、助听器等其他零售设备不需缴纳消费税。此外，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些规定也非常不利于医疗保健行业的创新，在7年时间里为药企增加了将近10亿美元的成本。联邦政府的这些措施限制了医疗行业的创新和就业，导致制药企业宁愿把资金和精力用来研发那些市场空间巨大、无须缴纳巨额消费税，且对生命健康可有可无的小药丸，也不愿意去研发那些治病救人的药品和设备，最终，消费税带来的苦果将不得不由广大消费者承担。

如果医疗行业的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那些技能熟练、经验丰富、健康状况改善的老年人可能不再是一个负担或问题，因为这样一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继续工作，发挥余热，变成社会的财富，弥补了年轻劳动力日益减少造成的问题。正确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健制度是保持老年人健康、让老年人继续发挥余热的一个大好机遇。如果政府之手伸得过长，管得过多，征收惩罚性的医疗设备税，阻碍医疗行业的创新，那么无异于将老年人赶出了劳动力队伍。

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一条最明显的规律可能就是一切免费的物品都会遭到滥用。如果唤起无限需求的同时却抑制供应，那么免费物品和免费服务就会破坏信息，并影响决策过程。根据这个规律去分析，免费医保就意味着很多人即便患的是不需要立即就医的疾病，仍然会选择尽快去就医，从而造成大量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挤占了大量医疗资源，久而久之，医疗服务的质量越来越低，最终的结果就是病人在这些官僚机构的管理下走向安乐死。免费药物还会导致人们对现有药物产生依赖性，从而终结了医疗创新。免费资本也是同样的道理。美联储提供的零利率贷款就是免费资本的一个表现。这类贷款把储户的财富转移给了政府部门和裙带资本家。

历史多次表明，供给方面的政策变化可以立即大幅增加企业家财富的价值。今天的改革将会推动美国迈入一个新纪元。

20多年前，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国家的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一书中描述了民主经济体内官僚主义和利益集团日趋固化的过程，以及这些经济体是如何衰落的。6他看到美国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根据《圣经·旧约》的记载，以色列人每过7个安息年，也就是49年之后的第50年，就是自由的“禧年”，在这一年里，一切都获得释放和复原，为奴的人可以重享自由，卖出的地权在这一年中获得清理，归回本人。此外，以色列人对欠债的弟兄或邻居每到第七年也要豁免。现在，美国也需要这样一个新的“禧年”以清理多余的法律、法规、特殊利益补贴、税收规则和特权，因为这些因素破坏了自由经济的认知功能，抑制了知识的形成，让企业变得更愚蠢。7

很多首席财务官式的分析人士在分析美国衰落的原因时，在气候变化、收入分配秩序等诸多方面存在分歧，但他们一致认为债务和赤字是对美国未来的重大威胁。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政客和舆论领袖们都认为，要扭转美国的衰落趋势，首要的着力点就是控制债务。自由主义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和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在《曾经的辉煌》（That Used to Be US）一书中，把长期赤字定性为美国面临的四大威胁之一，8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迈克尔·马伦（Michael Mullen）认为赤字是美国安全面临的首要威胁，同为自由主义者的罗恩·保罗（Ron Paul）和兰德·保罗（Rand Paul）父子也认为债务问题是美国经济的最大障碍。各方面的政客都认为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都是由政府收支失衡造成的。他们认为美国当前这个时代的危机就是国家账目的危机。

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要解决财政赤字问题，最直接的选择就是大幅削减当前的支出，或者通过增税以便无情地榨取更多收入，或者双管齐下。由于这两个补救方法都显得那么遥不可及，所以就导致国民普遍产生了一种绝望的心理，这种绝望心理的严重程度不亚于经济萧条时期，以至于斯托克曼等共和党人甚至开始考虑削减国防开支，这无异于一种自杀行为。民主党人则开始考虑增税举措，而这种行为实际上会打消企业的积极性，影响财富之源，反而会减少政府的收入。

上述这些诊断结果为自由主义开脱了罪责，认为美国经济低迷的原因不在于当前的政策，而在于两党在过去数十年间在国防、医疗保险、住房补贴等方面的疯狂，甚至奥巴马推出的疯狂的刺激计划只是再次步入了布什时期铺张浪费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的误区。 在美国当前的债务上限问题谈判中，国民对赤字的恐慌促使政客们为了改善自己的民意调查结果，纷纷提议将预算平衡修正案写入宪法，即要求政府必须量入为出，根据税收决定每年的财政支出。实行平衡预算修正案。为了解决经济乱局，还涌现出了其他一些恶作剧式的提议，但这些提议都无济于事。

历史告诉我们，繁荣面临的威胁不是债务，而是这样一种经济政策，这种政策的关键错误就在于把知识同权力剥离开，将权力集中于政府手中，而不是通过自由经济的高熵渠道将权力分散给掌握知识的企业家们。这种政策考虑的只是如何保证事物的价值，而不是考虑如何保证人们对事物的所有权。然而，如果所有者对事物的所有权遭到了侵蚀，如果所有者盈亏自负的责任意识遭到了侵蚀，那么对事物价值的破坏作用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种因素的破坏作用。(www.daowen.com)

然而，如果一味去思考如何削减债务规模，最后可能造成徒劳无益、令人困惑的结局。19世纪英国史学家、政治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对于18世纪上半叶英国政府财政困局的论述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历史借鉴。英国在1701年卷入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13年4月《乌得勒支和约》的签署标志着战事的结束。这场战争席卷西欧，甚至蔓延到了北美地区。麦考利在《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一书中写道：“《乌得勒支和约》最终结束了与路易十四的争夺，而此时英国政府的债务已经达到了5 000万英镑，为债务忧心如焚的不仅有粗野莽夫、猎狐的乡绅、咖啡馆的演说者，还有尖锐而深刻的思想家。他们一致认为债务这个包袱将永久性地拖垮整个国家。”9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英国又打了三场代价更高的战争，包括美国独立战争。

事实证明，英国这个贫穷、破产的社会不仅能够履行其所有义务，而且在履行这些义务之际还会迅速变得越来越富有，经济节节攀升……与此同时，税率几乎也是越来越低，而国库仍然充盈。

……那些自信地做出一系列预测的人，以及那些相信这些预测的人……错误地把负债的个体同负债的社会相类比，而这种类比导致他们犯下了无穷无尽的错误……在看待国家的资源时，他们陷入了一种十分严重的错误思维。他们没有考虑到每个个体为了过上好日子所做的持续不断的努力。他们看到债务在增加，却忘记了其他事物同时在增长。10

如果你认为在这一时期英国国债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没有当前美国的情况严重，那么你要三思了。在19世纪20年代，英国的债务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5∶1，恐怕所有专家都会预测这会导致英国彻底垮掉，而当时恰恰是大英帝国欣欣向荣之际。这个比率直到1865年左右才降低到1∶1。今天美国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大概就处于这个水平。

保守派人士用首席财务官的思维去看待美国的债务问题，只盯着政府的损益表，似乎这能测验出政府的财政美德，似乎这就是实现国家振兴之路，而实际上这种做法往往无济于事，适得其反。关键问题不是大规模支出，而是公共部门贪污腐败及操纵市场的行为扰乱了经济体的信号系统。

斯托克曼对裙带资本主义的抨击是正确的，但他过于关注固有数据，而不关注信息和价值，他认识不到里根政策和奥巴马政策的区别。美国面临的真正威胁是曼瑟尔·奥尔森指出的“寄生虫的诉讼”（parasitical litigiousness）、单议题运动（single-issue movement）、根深蒂固的官僚机构以及政客亲信致力于延续自己的特权。

美国关于竞选财务方面的法律助长了裙带资本主义之风，因为《联邦选举法》规定了个人和社会组织向候选人捐款的额度，任何个人对同一候选人每次竞选的捐款不得超过2 500美元，而美国的商业公司、工会组织和社会团体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和类似机构进行捐款时，则不存在任何捐款数额的限制。著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得到了这个权利。公司和公会不是政治实体，不应该直接参与政治，但应该允许个体公民以他们希望的任何方式去捐款。美国的选举法无异于将政治交给了一群偏执狂，所谓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就是这类人组成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与个体公民在利益取向上存在差异。个体公民与社会的利益是密切相连的，而顾名思义，政治行动委员会则仅仅致力于某一个事业的发展，因此，它的捐款容易夹杂着贿赂的色彩。

经济复兴需要公共部门的监管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不能出现重大的变化和令人惊异的市场操纵行为。美国政府最近给经济增长制造了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因为在调节美国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上，它赋予美国环保署极大的自主裁决权。现在，所有新能源企业都面临着来自公共部门的一系列“伏击”，但事实上公共部门应该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可预测的信息载体，应该通过一系列稳定的政策激发私营部门的创造力。

供给政策的转变将能够立即大幅增加所有企业资产的价值。创造性公司的价值增加之后，将催生一股创新项目投资的热潮，相关房地产会升值，教育领域会重新把促进创新作为自己的定位。我们将看到就业机会增加了，用于研发的投资增加了，移民到美国的高科技人才增加了，风险资本的投资活动也增加了。其实，早在里根及其两位继任者治理美国期间，我们曾经经历过这种景象。

这些美妙的前景都具有现实可能性吗？经济学家们通常都是悲观主义者，往往认为自己看到的经济形势太棘手。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的通胀，还是今天的赤字，在经济学家们看来，都是很棘手的。但回顾一下历史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历史告诉我们，政策转变会很快给经济带来大范围的改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 000万复员军人离开战场，开始从事经济建设。经济学家们当时就预测美国将会再次出现大萧条。1946年，共和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结束了战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从1945年到1947年，政府开支在年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42%下降到了14%，降幅高达67%，15万名政府监管者被解雇，另有100万名政府文职雇员也遭到了解雇。战时生产委员会、战时劳工委员会以及美国物价管理局被裁撤。

当时，凯恩斯学派的每一位经济学家都预测美国经济难逃厄运。1945年，保罗·萨缪尔森甚至预言“美国经济将经历空前严重的失业和混乱”。（这与他未来的学生保罗·克鲁格曼的做法如出一辙，克鲁格曼在金融危机中祈求奥巴马拿出规模高达数万亿美元的刺激方案。）卡托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阿诺德·克林也指出：“当时，政府采购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幅度太大了，以至于就算今天把政府取消了，也不会引发这么大幅的下降。”11

保罗·克鲁格曼指出，1946年，经济学家们测算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确下降了20.6%，政府支出也大幅减少。但在“二战”结束的时代背景下，私营部门的创造力并没有因为政府开支减少而受到抑制，反而被释放了出来。根据公共部门的开支来评价其贡献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错误。经济学家们与首席财务官的一个类似之处就在于二者都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回顾历史数据上，而忽视了除了数据以外的因素。经济学家们在思考1946年的统计数据时，就没有看到其他因素。国内生产总值并不一定能够真实地反映出一个经济体的转变状况，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人类智能圈（noosphere）的重大变化。

公共部门支出缩减之后，反而造就了私营部门资产价值的提升，因为在此之前公共部门的很多监管举措抑制了私营部门风险资本的投资活动，无异于对私营部门构成了沉重的负担，而公共部门支出缩减之后，这些负担便随之得到大幅缓解，私营部门的活力与创造力被释放了出来。而作为一个流量概念，国内生产总值并没有考虑到人类智能圈给国家资产负债表带来的积极或消极的变化。12事实上，大萧条在“二战”期间一直存在着，只是被政府的价格管制和必要的国防支出掩饰过去了。“二战”结束后，美国非但并没有出现大萧条，贯穿“二战”时期的大萧条反而终止了。13“二战”后，美国经济增长率一度连续两年超过了10%，劳动力数量增加了700万人。私营部门非但没有在战时管制下萎缩，反而坚强地挺了过来。虽然美国政府在“二战”后对投资者征收了重税，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是91%，公司所得税最高税率是52%，但美国私营部门迅速抓住了战后涌现的新机遇，开创了长达10年之久的繁荣期。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提出了“夫妻所得税联合申报”举措，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将美国家庭的税负减轻了50%左右。在个人所得税大幅削减的同时，公司所得税也大幅下调。根据宏观税负水平指标（财政支出规模或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美国企业的税负在“二战”后的下降幅度远远超过了美国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时期。低通胀和私有化改革催生了一批大型制造企业，而这些企业在战争期间则是提高生产力的引擎，只是由于长期背负着沉重包袱而变得瘦骨嶙峋，饥肠辘辘。

新西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出现了类似的转变。新西兰一度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农业与建材领域的贸易十分繁荣，但后来却陷入了停滞。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保守派主导的新西兰政府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实行了大规模农业补贴政策，最后甚至导致这个国家无法实现农产品自给自足。新西兰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为66%，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45%，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新西兰经济的瘫痪。即便如此，保守派政府仍然相信这种补贴政策是受到国民欢迎的，并且认为如果结束这种补贴，肯定会给新西兰经济带来更大的冲击。此外，由于外部环境的变迁以及内部危机的双重压力，长期居高不下的福利开支给新西兰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失业率攀升，政府财政入不敷出，财政赤字扶摇直上。

令人惊讶的是，工党主导的政府上台之后，开始采取补救措施，所有政府部门开始采取“零基预算法”^[3]。新西兰政府还在公共部门进行“激进的重组”，首当其冲的便是国有企业。^[4]

工党政府还彻底废除了农业补贴，因为1985年农民收入的45%来自农业补贴。

莫里斯·麦克蒂克（Maurice McTigue）是这场改革的“设计师”之一。他对这次改革的结果做过如下报告：“10年之后，新西兰成了发达世界中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政府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到了27%，失业率维持在了3%的健康水平，最高税率为30%。针对资本利得、遗产和奢侈品的税收被废除了，消费税也取消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却增加了，连续23年的赤字结束之后，出现了连续17年的盈余，大部分国债都偿清了。出现这些景象的主要原因是新西兰经济增速实现了空前的提升，再次使新西兰跻身世界最富有国家的行列。”14

也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是在农业领域。新西兰农业经历了最剧烈的政策变动，农业补贴也被无情地废除。新西兰从食品进口大国变成了世界上创新能力和赢利能力最强的食品出口国之一。新西兰出产的乳制品从少数几个基本类别（牛奶、奶酪和黄油）增加到了大约17 000个类别。由于新西兰在出口奶酪和黄油产品方面做得太成功，甚至一度导致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同类企业指责新西兰存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在同一时期，以色列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摆脱了深陷危机的社会主义式的经济体制，开始实施私有化改革，放松管制，扶持自由企业的发展。据说，苏联解体后，以色列收容了将近100万俄罗斯犹太人，加剧了以色列政府福利体制面临的挑战，但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接受过高等教育，拥有高级的学位和数学、工程学技能。

如同美国和新西兰一样，以色列政府也对经济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转变了对待企业的态度，给以色列带来了有利的转变。1985年，在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的领导下，保守的利库德集团执掌权力，犹太复国主义领袖泽夫·雅勃廷斯基（Ze’ev Jabotinsky）及其秘书班思昂·内塔尼亚胡（Benzion Netanyahu）提出的削减税率、实行私有化改革、促进自由企业发展的经济主张开始得到落实。班思昂·内塔尼亚胡之子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当时担任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后来成了以色列总理。税率下降约30%，政府控制的企业在企业总量中所占比例从大约80%暴跌到20%，之后，经济迅速腾飞。

以色列用了10年的时间，从一个饱受通胀之苦的工业弱国一跃成为世界领先的技术强国。从1991年到2000年，风险资本支出增加了60倍，其中私营部门的投资远远超过了政府补贴项目的投资。全球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德勤于2008年对全球风险投资家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在6个关键领域（电信、微芯片、软件、生物技术、医疗设备和清洁技术），以色列的排名仅次于美国。以色列在水资源利用与保护领域的创新在世界上处于绝对领先优势。

由于以色列50%的民生用水就是来自海水淡化工厂，创造性地普及了滴灌系统，95%的废水都能得到回收利用，所以，自从1948年以来，该国年度用水量减少了10%。当其他中东国家面临着严重的水资源短缺，经济社会发展备受掣肘之际，以色列的农业产出却上升了16倍，工业产出飙升了50倍，人口增长了10倍。15

加拿大也经历过类似的转变，政府通过迅速的政策变革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进步。1994年，加拿大政府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为66%，经济长期低迷不振，失业率接近两位数，加元对美元贬值的趋势不断强化。如同新西兰的情况一样，加拿大左派政府上台后承诺会让国家的财政状况出现重大改善。让·克雷蒂安（Jean Chrétien）政府采取了要求各部在制定预算过程中采取“零和规则”，也就是说，如果一个部长打算保护某个项目，那就必须削减对其他项目的成本，实现总量平衡。同时，让·克雷蒂安政府还推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其中涵盖了铁路、铀矿以及交通运输业等领域。加拿大政府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从17.5%降低到了11%。虽然个人所得税税率最初保持不变，而且堵上了一系列税收漏洞，但让·克雷蒂安政府的这些经济政策是非常成功的，经济颓势得以扭转，2000年，加拿大公司所得税率降低了7个百分点，资本利得税的税率也有所降低了，并提高了个人免税储蓄账户的免税额度。在让·克雷蒂安政府、自由党的保罗·马丁（Paul Martin）政府以及2006年上台的保守党政府的治理之下，加拿大经济实现了稳步增长，往往比美国经济增速还快，加元兑美元的汇率稳步攀升。16

不仅前面列举的这些国家出现了令人惊异的经济复苏和创造力，而且1921年经济危机之后的美国、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政时期的英国、社会主义体制终结之后的东欧、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甚至在瑞典和巴西，都曾经出现过类似的转变。自1993年以来，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瑞典的崛起。瑞典政府债务规模在该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70%削减到了2013年的30%左右，而且大幅削减税率。

英国杂志《旁观者》（The Spectator）对瑞典的情况做了如下描述：

当欧洲的财长们聚在一起准备合影时，你很容易发现一位与众不同的人。他就是瑞典财长安德斯·博格（Anders Borg）。他有着标志性的马尾辫和耳环。不过，真正让他与众不同的是对金融危机的应对方式。虽然大多数欧洲国家大借外债，但瑞典没有。自从出任瑞典财长以来，他的任务就是削减政府开支。他的“刺激方案”就是永久性地减税。通过减税，瑞典去年的经济增速位于欧洲各国之首，政府财政赤字得到扭转。2010年瑞典大选正好赶上这次经济复苏，保守党有史以来首次连续当选。

他继续削减税率，削减福利开支，甚至削减富人的房产税，以吸引企业家返回瑞典。他说，没有英格瓦·坎普拉德（Ingvar Kamprad），就没有宜家，没有鲁宾·劳辛（Ruben Rausing），就没有利乐公司（Tetra-Pak）。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们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企业家，但都从瑞典迁移了出去。如果你的财产税和遗产税很高，那么富人就会移民，因为经营公司的成本太高了。即使博格也没有料到的是，他为低收入人群的减税居然能够对经济增长起到如此巨大的推动作用，以至于经济规模的增长完全抵消了减少的税额。也就是说，他创造了一种“自偿性减税”模式。17

所有这些转变表明政府减少干预和补贴，减少行政命令，削弱权贵资本主义，降低税率，完全能够对经济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官僚们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样一个自私自利的神话，即削减政府权力和支出是有风险的。但事实上，以释放创造力、促进企业发展为导向的政策变革却能推动经济状况实现重大改善。如果能调动人的创造力，就能刺激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如果试图通过削减开支直接刺激经济，则注定不会产生什么积极的效果。目前有人提出，为了应对当前的经济困境，美国政府需要继续补贴某些受到政府青睐的工业，继续为那些同政府存在裙带关系的银行注入资金，继续把大笔钱花费到为那些没有工作的人提供保障上，只要这些人没找到工作，政府就应该继续为他们提供保障。这种建议究竟有没有效果呢？历史已经给出了明确的否定回答。

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取向正在破坏美国经济赖以成功的基础。这是一种病态的行为。公共部门已经演变成了一股操纵市场的力量，用各种担保、各种补贴去干预风险资本和金融部门的运作过程。这些担保和补贴的确能吸引一些人才，但也侵蚀了人才应有的作用。同时，政府通过税收、货币贬值和监管等方式不断给经济体发出令人惊异的、消极的信号，导致私营部门的企业家和制造业的先驱只能从事一些利润空间偏低的业务。我们拥有一个高熵的信道（政府），结果就得到了低熵的信息（停滞不前的经济）。这正好与一个成功的信息社会背道而驰。

这些政策导致了资本损失、房地产贬值、投资缩减、资本外逃、熟练工人移居他国以及私营部门雇用人数的减少、初创企业新增就业机会减少近50%。现在的美国政策非常不利于发挥私营经济的创造力，所以，如果政策领域出现了正确的变化，那么对转变经济形势的作用将是爆炸性的，也将再次证明悲观的凯恩斯学派的错误。20世纪50年代的战后复苏挫败了保罗·萨缪尔森的悲观预测，同样，美国企业家现在也在等待着自己的机会。这场革命需要从减税着手。

【注释】

[1]《Mack the Knife》是一部电影，主角在江湖上被称为“小麦飞刀”，是伦敦排名第一的窃贼首领。因斯托克曼大幅削减政府开支，砍掉多项社会福利，所以美国人将其称为“小麦飞刀”。—译者注

[2]保罗·瑞恩自诩为财政鹰派人士，他是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在竞选期间是罗姆尼的竞选搭档。—译者注

[3]零基预算法，是指在编制预算时对于所有的预算支出，均以零为基底，不以历史为基础做修修补补，在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础上，从根本上重新排出各项管理活动的优先次序，研究分析每项预算有否支出的必要和支出数额的大小。—译者注

[4]新西兰出售了其国有航空公司、铁路、机场、海港、公交线路、银行、酒店、保险公司、海事保险公司、无线电频谱、印刷厂、森林、灌溉系统和一系列的其他资产。—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