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而言，他们正在经历一场可怕的革命，即“消费平等”。大部分情况下，富裕群体不辞辛劳地每周工作60到80个小时，生产出了一些希望能够改变大众市场游戏规则的产品，但最后却发现，只要中产阶级不喜欢，他们便收益寥寥。公平性在哪里？与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相比，你缺少了什么呢？

缺少在“超级杯”橄榄球大赛现场的豪华套间？何苦呢？花上700美元购买一台超薄高清的55英寸液晶电视，躺在按摩椅上，你同样可以收看赛事……

在《华尔街》这部电影里，迈克尔·道格拉斯饰演的贪婪大亨拥有一部重达两磅、售价3 995美元的摩托罗拉手机。按照内存大小来衡量，现在一部内存高达32G的智能手机如果放到那个年代，恐怕要卖到100万美元了……但当时谁也制造不出来……直到智能手机的市场需求达到数百万台之时，智能手机才会应运而生……

缺少医疗？得益于市场的发展，你可以负担得起髋关节置换术、白内障囊外摘除术以及除颤器^[1]的费用。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这些费用都降低了。关节镜、内窥镜、腹腔镜、腹腔镜手术、药物洗脱支架……都不是为了服务于1%的人而发明出来的。

缺少私人喷气式飞机？我承认私人喷气式飞机比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的那些噪声巨大的飞机舒适，但幸亏理查德·布兰森和航空公司的过度建设与过度竞争，你现在坐飞机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成本几乎都不会超过1 000美元……

发现其中的变化趋势了吗？几乎每一个让生活更美好的产品或服务都需要一个大众市场，不然供应这个产品或服务就会白费气力，从经济角度上讲是不划算的。为大众市场而发明或制造的人变得富裕了……收入差距可能会扩大，但消费平等会逐渐成为常态……

与20年前或5年前相比，你注定会变得更加富裕。努力享受生活吧！

—摘自安迪·凯斯勒的《消费平等的崛起》，发表于《华尔街日报》（2012年1月3日）

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初期，华尔街和华盛顿陷入了狂欢节式的混乱，自私自利的人饱受指责，再次引发了关于资本主义未来的争论。如同以往一样，每当政府笨手笨脚地修补经济之时，每当经济衰退袭来、增速放缓之际，媒体和学界就会祭出不平等问题作为抨击对象，而这是人们近年来新发现的一个问题，人们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往往出现与事实不符的情况。

“不平等”一词的意思不是指人们知识的掌握不平等，而是指拥有的财富不平等。但财富只有与信息结合起来，才算得上有价值。如果财富的所有者是盲目无知或贪婪无度的人（比如中奖的彩民或拉斯韦加斯的赌徒），那么财富很快就会消散。

美国企业家生活在一个拥有40亿穷人的世界里。这些商界领导者大多数都不是军人，基本上没有政治权力，也没有防御手段。所以，如果在一个军政府主导的国家里，他们的财富可能会被肆意侵占。我们可能会问，在一个被饥荒、贫穷和疾病撕得支离破碎的世界里，极少数人控制的财富比其实际需求（基本生存与舒适生活所需）的多出几千倍，为什么要允许这种情况存在呢？为什么几千个家庭掌控的财富远远超过了大多数国家的财富总额？

更具体地讲，为什么美国社交网站脸谱网（Facebook）的创办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掌控着一笔估计多达180亿美元的财富，而社会工作者苏西·圣特林（Suzie Saintly）一年却只能挣4万美元？为什么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身家高达500多亿美元，而第一款用于个人计算机的电子表格办公软件VisiCalc的发明者丹·布里克林（Dan Bricklin）却只能雇几个人艰难地经营着一家名为“软件花园”（Software Garden）的咨询公司？为什么允许沃伦·巴菲特通过入股报社、保险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而一度变为世界首富呢？为什么咖啡霸王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占有50亿美元的财富，而哈里·霍姆利斯（Harry Homeless）却只能以蒸汽炉边的破毡子为生？为什么最后因经济犯罪而锒铛入狱的华尔街“垃圾债券大王”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仍然是个亿万富翁，而美国总统一年却只能拿到区区40万美元的薪酬呢？

这些是否都合情合理呢?

从统计数据上看，出现的问题的确令人吃惊。为什么美国顶层l%的家庭拥有的净值比底层90%的家庭还要多？为什么顶层1%的高收入者的税前收入比底层50%的低收入者还要高？底层30%的人深陷债务泥潭，依靠政府救助，所占净值的份额微小到根本无法测量的地步。

在全球层面上，贫富不均表现得更为极端。为什么美国底层20%的人扔掉了足够养活一个大洲人口的食物，而100多万的卢旺达人却死于饥荒。为什么美国的狗和猫吃的食物却比这个不公平的地球上的普通居民还好得多？

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院长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认为一个经济体的三个主要目标是效率、公平与可持续性，并指出美国经济在这三个方面都失败了。他认为根本问题是公平。他指出：“在美国精英阶层中，包括超级富豪、首席执行官以及我在学术界的许多同事，很多人都已经放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承诺。他们追逐财富和权力，而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则注定陷入糟糕的境地。美国顶层1%的家庭位于金字塔的顶端，而与此同时，大约1亿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中或贫困的阴影里。美国最大的幻觉就是错误地认为可以围绕着对财富的执着追求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1

我们都知道生活是不公平的，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这种巨大的差距却非常可笑!因为它看上去是多么不合情理、不恰当啊！很明显，这种差距既不与他们的需求、美德或者智商相一致，也不与他们的信用、教育水平、社会贡献成比例。

现在大部分观察家都承认市场经济能创造出经济繁荣。然而似乎富人的形象却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讽刺。例如，让我们掩着鼻子来看看美国富翁前400名的《福布斯》排名吧！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是身材矮小、尖嘴猴腮、脾气暴躁、满脸斑点，而且一副肥肥胖胖的蠢样。他们中至少有10个人中学都没有毕业，而其中上了大学的304人中仅有240人顺利毕业。一个社会能够容忍一个人依靠丰功伟绩取得贵族地位，而市场经济却毫无意义地偏爱这些奇怪的“乌合之众”。

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创造一个没有这些“肥猫”和损人利己的证券交易商的市场体系呢？是否可能创造出一个同样繁荣，而财富分配更加公正合理的经济体呢？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欧洲梦》（The European Dream）一书中写到欧洲人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寿命更长了，文化素养更高了，贫穷与犯罪减少了，毁灭性开发和盲目开发减少了，假期更长了，上下班通勤的时间减少了……而美国梦则强调无限制的经济增长、个人财富的积累以及个人利益的追求”。里夫金解释说：“欧洲梦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生活质量以及集体意识……欧洲人更加注重休闲，甚至是懒散的生活。”2在2004年，也就是写这本书时，里夫金认为欧洲之所以能够实现成功，根源就在于欧洲更加注重创造一个平等的社会。

在著名的《精神层面：为什么更平等的社会更强大》（The Spirit Level:Why Equality is Better for Everyone）一书中，英国社会学家和流行病学家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提出了“公平和效率对幸福至关重要”的论断，并给出了证据。3他们发现人类福祉的方方面面—从人类平均寿命到精神疾病，从暴力到文盲，从婴儿死亡率到杀人罪，从肥胖到监禁，从青少年生育到人际互信水平，都不是由社会财富的多寡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是否平等决定的。他们展示了一系列令人信服的图表，并且断言像美国这样贫富差距太大的社会增加了包括富人在内的所有公民感觉不幸福、生病、患肥胖症、患上瘾症和做出不负责任的行为的倾向。因此，不平等具有腐蚀性，它使社会从内部腐烂。物质差别的影响需要过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显现出来，但人们对地位和利益的竞争很快就会变得激烈。人们会因为自己财富的多少而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优越感或自卑感。人们对社会等级下层的偏见会日益僵化，犯罪率上升，社会弱势群体的病理学症状会越发明显。不受任何管制的发财造成的后果确实很苦涩。4

《精神层面》一书使用的是需求方模型，着眼点是消费，而不是生产，是幸福，而不是创新，并列举了瑞典与日本这两个幸福、繁荣的国家，以反衬美国、以色列和新加坡这三个引领世界财富创造与技术创新潮流的国家。这两个作者故意忽略了一个事实：如果没有新的财富和技术，整个世界将会陷入饥荒和瘟疫。

该书的统计学分析是极度错误的，其毫无节制、肆无忌惮地颠倒了因果关系。大多数幸福的国家都是小国，小国的各种差异往往比较小。与一些幸福的小国相比，日本虽然国土面积略大，但民族成分简单，社会成员的差异比较小，而且美国国防开支刺激了日本经济的发展。美国幅员辽阔，社会多元化特征显著，不平等性较为突出，但它为世界贡献了大量食物和技术。这本书所提到的瑞典人和日本人生活在美国时，和生活在母国一样享受着健康和长寿。以色列是一个不平等的小国，也是全球创新和发明的领先者。根据《精神层面》一书的观点，美国和以色列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两个国家，甚至落后于古巴和希腊。该书还认为休闲的幸福是人类生活的目标。希腊人可能依靠着世界经济的活力而享受着长达20年的假期，但如果世界经济失去了活力，希腊人可能连生存都成了问题。

该书将市场体系描绘成一个浮士德契约^[2]，根据这个契约，我们用贪婪换来了财富。经济变成了一个创造物质财富的机器，借助多重刺激因素，必然会带来高效的生产方式，这种模式很容易利用计算机模拟出来。人类在追求物质财富和感官满足的过程中也变成了机器。这个图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心理学的“斯金纳箱”理论，人类在不断的刺激与应激过程中形成了条件反射，以至于最终成为财富的奴隶。该书表达的观点在美国很多大学颇有市场。该书提出，倘若富有企业家的财富额被限定在2 000万美元以下，世界是否会变得更加美好呢？当然，山姆·沃尔顿（Sam Walton）的后代们每年大约收入100万美元时也能够过上不错的生活，就沃尔顿去世时的情况看，这种收入水平已经是美国总统薪水的四五倍了。毕竟，山姆本人已经去世很久了，为什么他的后代就应该依靠他的财富过上富足的生活呢？如果一个经济体制对大规模的财富继承不做限制的话，如何确保它的道德性，又如何确保能建立一套真正的经营治理机制呢？

对此，大部分市场经济的拥护者说“不”。他们认为，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奇怪的不公平正是创造财富不可缺少的过程的反映。如果私营部门控制着大多数财富和经济决策权，那么经济就能繁荣发展。在任何一个不允许大规模继承财富的社会里，财富与权力最终必然被政府控制。武断鲁莽、强迫专制的官僚们可能会强行建立一个由政客及警察控制的、人人平等却死气沉沉的乌托邦。经济与技术进步将趋于停滞，政客主导的经济将会变为一个零和游戏。他们这种论证反对政府通过强硬手段给社会披上一层平等的色彩，貌似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并且他们暗示从道义或者理性上看市场经济是难以理解的，然而市场经济却能创造财富，而财富对于这个星球上不断增加的人类的生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而，他们认为，不要对市场经济过于挑剔。

通常人们反对市场经济的一个理由就是认为贪欲可能驱使利昂娜·赫尔姆斯利（Leona Helmsley）^[3]或者伊凡·博斯基（Ivan Boesky）^[4]们的行为触犯法律。但是如此说来，贪欲也能使整个市场经济体系运转起来。由于贪欲在美国比埃塞俄比亚更少受到束缚，因此以蒸汽炉边的破毡子为生的哈里就比亚的斯亚贝巴的中产阶级吃得还好。

这实质上就是亚当·斯密的观点。作为第一个且现在仍然是最经常被引证为市场经济辩护者的亚当·斯密断言，正是来自企业家的“奢侈与怪想”以及他们对“经济大厦细枝末节的方方面面”的期望，才使穷人获得生活的必需品，而从他们的仁慈与公正中，穷人将一无所获。在斯密可能最著名的几段文字中，他对企业家做了如下描述：

尽管他们天性自私贪婪，只想着自己的好处，他们雇用成千上万的劳工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得无止境的报酬和填补自己永不满足的欲望……他们被“无形的手”引导着……没有想着实现这样的结果，也不知道这一点，然而却提高了社会的利益。

市场经济最伟大的辩护者就是这样描写他那个时代的富人的。然而新近的经济学家们，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到罗伯特·库特纳，都提到富人们沉溺于追求财富的同时却潜在地阻碍穷人获得生活必需品。

其实，这些观点并不完全符合企业家的实际行为方式。即便不与他们休闲的机会相比，人们也能看到他们是工作狂。按照他们拥有的或者生产出来的东西以及他们对人类的贡献，他们自身消费的量，根据比例来看，比世界历史上的任何其他团体都要少。

美国主要的企业家，除了一些不太典型的之外，非但不贪婪，反而遵守纪律、克己自制，工作努力而又生活节俭，远远超过了学界人士、华盛顿智库人士或教会的主教群体。当然，他们是一些奇怪的“乌合之众”，因为他们的成功不是来自于血统、资格证书、教育或者他们对商业机构的服务，而仅仅是源于他们的成就与表现，源于他们为消费者提供的服务。

贪婪是一种追求非必需的、不劳而获的财富与权力的欲望。真正的贪婪首先寻求的是舒适与安逸，寻求他们没法挣到的好处和影响力。由于获得不劳而获的报酬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国家从他人手上取得，因而正如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一样，贪婪导致更大程度上的政府行为。

从华尔街那些试图寻求政府补贴的人们，到从事投机活动的官僚们，实际上都是一个阴谋，贪婪的人试图利用财富创造者的阴谋。依靠政府转移财富与收入而受益的人群用贪婪的索求打击了那些比他们优秀的人群。一般来说，富人们依靠对共同的福利所做的贡献而挣得了远远超过他们收入的金钱，或者他们是从前辈那里继承下来了财产，而他们的前辈也是这么做的。而且，大部分企业家继续着他们的工作，使世界更加富有。

事实上，与哈里·霍姆利斯相比，贪婪更不是拉里·佩奇、马克·扎克伯格以及沃伦·巴菲特等企业家的特性。虽然哈里看上去很可怜，然而他和他的拥护者坚持认为他们应该占据着这个星球上最珍贵的土地。从圣莫尼卡的海滩到旧金山的要塞公园，再到曼哈顿的中央公园，他想居住的条件比整个人类历史中的大部分人都要好，然而他却不想回报维持他生存的社会以任何东西。他想要的才是十足的不劳而获的财富。这就是贪婪的本质。美国黑人民权领袖和演说家杰西·杰克逊牧师（Jesse Jackson）曾经揶揄“福利母亲”^[5]们促成了经济暴力，因为她们宁愿不劳而获依赖政府救济生活，也不愿意放弃福利而去参加工作。一些左派大学教授们虽然从市场经济体制中获得了自由、终身教职、漫长假期以及其他特权，增加了社会运行成本，但他们仍然不满足，仍然继续控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如果你想亲自看一下人性的贪婪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那就请你仔细看一看“福利母亲”和大学教授这两类人。

美国企业家与那些依靠统治地位窃取财富并在宫殿里狂欢作乐的封建国王是绝不相同的。一般而言，美国富人并不满意于自己的财富，因为它们中的大部分并不是流动资产，却是以投资的形式被用于他处，表现为巨大的企业网，而这些企业如果想保持自己的财富就只有通过不断的运作与贡献。比如，谷歌公司创始人拉里·佩奇和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的生活方式就非常简朴，但他们对自己及其工作方面的投入却毫不吝惜。他们的利润也投入到了生产性企业中，这些企业雇用人员，让世界变得更加富足。

然而，400人与40亿人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原因并不是企业家工作努力或工作更好，或者放弃更多消费。如果我们不承认《福布斯》排行榜前400名富翁具有狂欢式的贪婪，我们就无法解释他们积累起巨大财富的真正原因。

自亚当·斯密以来，人们提出很多理论以解释市场经济导致不公正的原因。权利论认为，巨额财富创造者们有权利拥有这些财产。但是声称有权利拥有成千上万人创造出来的巨额财富，并有权利受到国家保护的这种言论只是以更加抽象的语言重复了不公正之谜。于是，又有“胡萝卜加大棒”论认为，马克·扎克伯格140亿美元的财产为脸谱网帝国的扩张提供了必要的动力，同时激励他人去努力工作。但是批评者似乎能够合理地回应道：“当然，我们都需要激励……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在30岁就拥有140亿美元呢？”

所有这些说法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市场经济的财富分配是有道理的，但不是因为企业家的美德或贪婪或者看不见的市场之手，也不是为了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策略去激励人们。市场经济行得通的原因是财富的创造者被授予了将财富再投资的权利和责任，被授予了在投资过程中自主选择投资对象的权利。(www.daowen.com)

沃伦·巴菲特担心他17%的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是“不公平”的，因为他的秘书交的税更多。但他算出的17%是不准确的，因为他忽略了39%的企业所得税、55%的遗产税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税。巴菲特个税税率只有17%的原因的确与公平没有丝毫关系，也不利于促进社会公平。他之所以享受低税率，是因为他作为资本投资者，掌握着非凡的创业投资知识。巴菲特的收入没有用来消费，他面临着利润再投资之后的各种挑战，承担着各种义务。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在当今世界占据优势地位，就是因为它把这项艰巨的任务分派给了巴菲特之类的人，而不是分派给了他的秘书之类的人，更没有分配给那些只从政治角度，而非从经济角度思考问题的政府人士。

正如一棵树或者一个花园一样，经济增长也需要依靠“光合作用”。没有新知识的指引和产权制度的存在，经济必将衰退。一般而言，只有当创造财富的人能够有效控制财富本身，它才能不断增长。经济收益脱离学习过程则经济发展将停滞。

《福布斯》富人榜的前400名富翁从根本上说都是从创业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他们中有半数以上的人都没有继承过巨额的遗产，其余大部分人则从他们的企业家父母那里得到自己的财富。

企业家的知识与有资质认证的专业知识，或者是商学院的学问之间没有多少关系。也与他们高中时期的社会交际魅力没有什么关系。有教养、有文化的上流人士则藐视前400名富翁们命令员工参加狂热的强化学习（focused learning）。

财富来自于从事被其他人认为无法忍受的琐碎之事。这些企业家们创造出极为复杂的代码或者垃圾线路（garbage routes）或软件语言，或者开杂货店，发明猪羊宰杀技术或者是炸土豆条、冷冻土豆条的机器，建立高回报的债券公司和低担保的企业，制定石油租赁或者住房契约的经营规则，或者向远东供应电子产品，发明加快生产比萨的方法或者推动保险政策，或者兜售针织品，卖宠物，或者发明水力压裂技术来开采页岩气或页岩油，或者销售快餐、肥皂、糖果或硅片，或者调动工人，讨好工会主席和联邦巡视员以及美国国税局和美国环保署。企业家们考虑的都是那些有所成就的企业没有考虑的烦琐细节之事。

大部分人都认为，以上那些人体味到生活的残酷无情和坚韧不拔，所以他们能够创造巨大的财富。他们将财富委托给专家们来经营，但是，一般来说，如果你能挤进《福布斯》前400名，并不是依靠将财富委托给专家来经营，而是因为你创造了一种新的专门技术；不是因为你知道了专家们知道的东西，而是因为你知道了专家们想不到的东西。

从某种意义上说，开创事业一开始就是令人惊奇之举。令许多批评家不解的是，像《福布斯》前400名富豪这样一个群体充满着令人惊讶不已的事情。山姆·沃尔顿开了一个男子服饰经销店，但是倒闭了。他又开了另一家，这次成功了。随后，他在较贫困的南方建立了一个购物中心，通过在美国市场上出售主要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一度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舒尔茨从星巴克咖啡中攫取了一桶金之后就离开了，结果星巴克在没有他的日子里逐渐衰落，他又重新掌管星巴克，恢复了它在市场上的优越地位，使其成为一家集多种饮料和食品为一体的休闲娱乐场所。赫布·凯莱赫（Herb Kelleher）离开了美国东北部之后，到得克萨斯州做了一名律师。他在餐巾纸上写下了在该州创建一家航空公司的计划。他忽略了业内专家深信不疑的一些理念，比如高价、轴辐式空运系统和飞机采购多元化等，创办了低价航空公司—西南航空公司。该公司提供了像公共汽车一样的便捷，空乘人员可以通过唱歌或模仿唐老鸭说话来讲解乘机规则，且不断进行商业创新，最后跻身世界主流航空公司之列，凯莱赫本人也赚了一大笔钱。他非但没有退休，还成为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会主席。

对平均主义者和计划经济者来说，财富创造的过程是令人不快的，因为它产出新财富的方式是没有按照计划进行的。但是对自由人的事业来说，不可预见性才是基本原则。它挑战了每个经济模型和社会的计划愿景。而对于那些依靠系统学习而获得资格证书的教授们，这是无法理解的。创业从其定义上看是无法进行计划安排的。著名企业家—从山姆·沃尔顿到迈克尔·米尔肯，从拉里·佩奇到比尔·盖茨—并不是继承了企业的高层职位，而是自己创造了一个新企业。他们并非爬到了某个企业的顶峰，而是成功创造了新的企业。他们的巅峰不是继承来的，而是自己创造的。

这个过程就创造了财富，但是保有并增加财富也是一样困难。一个蜂蜜罐能引来蜜蜂，也能招来苍蝇。官僚、政客、主教、袭击者、抢劫者、革命分子、投机者、管理者、商业作家和传教士们都认为他们比财富拥有者们更能创造财富。这些巨额财富的拥有者们被来自各方面热心的“挥霍者”围攻—贬损他们创造的财富，并且以慈善、理想主义、妒忌或社会变化的名义让他们来承担贫困问题。事实上，居住在地球上的所有人中，乐于为他人创造财富而不是将财富用于自己挥霍的只有那些合法的商人们。

一般来说，主流的企业家仅仅消费了自己财富的很小一部分。他们是财富的拥有者和投资者。作为财富的拥有者，他们深受管理不当、剥削或资产浪费之苦。

只要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掌管着谷歌公司，它就可能不断增值。可是如果让哈里·霍姆利斯来负责微软的话—或者是你安排政府机构作为哈里的代理人来管理微软—那么几分钟内，公司就将贬值为原来价值的一半。正如其他公司，如美国网飞公司（Netfl ix）和星巴克，如果流行的时尚变化了或者投资商不信任管理者，那么几分钟内公司市值就会损失大半。

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詹森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使是把“职业经理人”放在巨额财富之舵上，财富增长的速度也比让财富拥有者们自己来支配它们更慢。比如，谷歌公司的经理人可能通过盗取公司财富而获益，或者是将其变为自己的独占财产，可以拿着公司的钱随心所欲地“投资”，或者是照顾那些实际上由自己设立和控制的基金会。如果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开始不那么关注顾客的消费，而专注于自己的消费，那么他将看到自己财富的急剧减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既是谷歌公司的主人，也是奴隶。

即便是政府试图掌握美国的财富，它也没能力做到。从古巴到希腊，主张社会主义经济的人都惊讶地发现，政府虽然可以没收财富，但无法有效地实现再分配。在美国，一个左翼政府能够没收《福布斯》前400名富翁的财富，但是却不能理解财富的真正来源，也不能将财富源源不断地传承下去。

近年来，银行被国有化的速度不断加快，存款与贷款损失的速度不断加快。在市场经济下，财富不是一堆商品，而是一种观念流（fl ow of ideas）。市场经济的外表可能看上去是固定的、不变的，因而似乎也是可以捕捉到的，但是事实上它却是一种精神图景。未来财富之源是丰富多变的创新观念，而不是烦琐而根深蒂固的制度。没有什么官僚机构和税收之网能够束缚住英特尔公司的戈登·摩尔，或者是加利福尼亚州普利斯顿的迈克尔·米尔肯一闪而过的想法。5

然而，在市场经济的精神图景中，所有富人最终都陷入观念与物质的巨大鸿沟之中。一项资产的价值受观念支配，被物质束缚，为了保持它的价值，就必须能够提供一种稳定增加价值的预期。而预期的变化与想法的转变一样快，但是物质却总是固定的、缓慢地发生变化的。

沃伦·巴菲特的可口可乐的股权和其他各种商业票据、内森·迈尔弗德（Nathan Myrvold）的大量专利、约翰·保尔森的对冲基金、扎克伯格的脸谱网总部大楼、英特尔公司的芯片厂、莱斯特·克朗（Lester Crown）家族的房地产帝国以及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金碧辉煌的高楼大厦，都可以在一天之间变成支离破碎的纪念碑。雪莱以一个国王的帝国成为沙漠中沙丘的口吻写道：“看看我的帝国吧，多么强大，可是又多么令人失望！”

像匹兹堡的钢铁厂、新英格兰的铁路网、纽约州中部上千英里长的伊利运河、底特律的商用房地产、近些年的大型核工厂和大型印刷机、十多年前柯达公司的摄影器材套装、曾经的惠普电脑、很多年前的缝纫机……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物质还存在着，没有变化，可是关于它们的观念却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极为珍贵的东西到了今天就变得几乎一文不值了。

海外资本可以将那些建筑和快速过时的设备以及高技术公司的专利购买下来，可是却可能没法再拥有在这廉价出售过程中失去的领导能力、技能和忠诚。例如，如果中国人或阿拉伯人购买了整个硅谷，他们最多只能用它来种种杏树、橘子树以及给旧金山人盖酒店用。获取一个企业的价值，与仅仅购买下它相比，要复杂困难得多。

根据熊彼特心目中的资本主义愿景，企业的拥有者不是它们财富的获得者，而是财富的俘虏。如果他们试图占有或剥夺企业的财富，那么财富将逐渐消失。正如比尔·盖茨所说，他已经被“捆绑在微软这条大船的桅杆上了”。如果盖茨在微软公司早期发展阶段试图离开或大规模套现，那么该公司股价下降的速度可能比他套现的速度还快。贝恩公司的创始人在1991年曾经套现2亿美元，并离开了公司，结果导致米特·罗姆尼面临公司破产的风险。高盛试图让这家公司垮掉，而罗姆尼不得不顶住压力，维持公司运营。当这家曾经赢利状况良好的公司将要倒闭时，罗姆尼将离职合伙人的持股比例减少一半，最后拯救了他的公司和他在商界的声誉。戴维·洛克菲勒一生中每周有60个小时是用在他的事业上。洛克菲勒家族的年轻成员们想要获取财富，于是他们将洛克菲勒中心卖给三菱公司，得到了大量的财富。可是他们很快发现，只有他们为这些财富服务，从而也服务了其他人，而不仅仅是自己的时候，他们才能够保有它们。

大多数美国企业家都被绑在了企业这条大船的桅杆上。只要他们坚持把利润再投资，政府就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财富。他们实际上是以投资的形式将财富给了其他人。他们投资的价值就是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企业网络，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与冒险，才能维持固有投资的价值。因此，他们保留下来的财富实际上奉献出去了。

在死水一潭的社会里，对物质财富进行登记，你就可以准确地描述财富的分布情况。在那些地方，财富主要来自于土地、自然资源、警察权力和政党人物，而且一旦攫取财富，就可永久持有。在这种体制下，1%的人可能主导了整个体制，并且把政治和经济权力结合在了一起。

经济管理者长期存在的一个思维误区就是他们要保证财产的价值，而不是其所有权。所有权意味着承担后果，无论是赢利还是亏损。在应对始于2008年的那场金融危机时，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一大错误就是保护业主，使其不必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政府为资产做出担保，往往会摧毁资产价值，因为资产价值的高低取决于其所有者是否会尽心竭力地经营它们。在美国，宪法只保证了财产权，而不保证其价值，至今仍然是这样。

有一种信念认为财富不是存在于观念、态度、道德准则、智力训练之中，而是存在于可定义的静态的物体之中，是能够抓住并进行重新分配的。这种信念是一种对物质主义的迷信。它使预言暴力的预言家们的著作显得愚昧可笑，将那些试图依靠武力进行财富再分配的人们引入歧途，阻碍了革命者的实践，使其认为只要掌握生产方式就能够获得经济的重要资本。它几乎使那些认为依靠收购企业而不是学习就能够顺利地进入一个新行业的大企业领导感到困惑，让那些想象着可以通过购买研发成果来获得新技术的官僚感到迷茫。获得新技术的代价就是掌握基础科学领域的知识。企业家的生产方式不是土地、劳动力、资本，而是精神、信仰。

在拉里·佩奇与苏西·圣特林之间，在唐纳德·特朗普与哈里·霍姆利斯之间，在奥普拉与奥巴马之间，或者最富裕的1%的群体与剩余的富有群体之间，之所以存在巨大的财富差距，就是因为他们创业的知识与决心存在差异。大部分最富有的人注定要成为自己财富的掌舵之人。他们只有将财富以投资的形式给予他人，自己才能保有这些财富。他们知道如何保持并扩大自己拥有的财产，市场也知道他们拥有这些知识。因而，他们增加了美国的财富，给最穷的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美国的财富不是所有商品的存货，而是一个有机的、有生命的实体，是一个由观念、期望、忠诚、道德义务、远大眼光交织而成的、脆弱的、持续变化的结构。为了进行再分配而把它进行解剖，最终将会摧毁它。早在20世纪80年代，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技术官僚就发现，这些复杂社会财富的骄傲的新拥有者们很快认识到，他们正在管理的不是一个日益发展的企业，而是一具工业尸体。今天幻想发展绿色能源的奥巴马总统也发现，他高度赞扬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企业索林卓公司，只有依靠政府补贴才能勉强存活。

不同的人对人类进步做出了不同的贡献。无论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多么大，与贡献差距比起来，都显得微不足道。科幻小说作家罗伯特·海因莱茵（Robert Heinlein）写道：“纵观历史，贫穷是人类常态。世界各地时不时出现的进步使得我们能够摆脱这种常态，而这种进步是极少数人的功劳。他们经常被那些自认为头脑正常的人鄙视、谴责与反对。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这类人被禁止创新，或者被逐出社会（这种情况只是偶尔会发生），社会就会重新陷入赤贫，就会给社会带来坏运气。”奥巴马总统在艾奥瓦州的竞选演说不知不觉中证实了海因莱因讽刺人性的观点，他说：“我们已经扭转了经济衰退，避免了萧条，经济重新开始发展，但在过去的6个月里，我们遭遇了一连串的坏运气。”他所指的坏运气，就是企业家创新的衰落。

所有进步都来自于具有创造性的少数人，即便政府资助的研发工作（除了注重实效的军事技术研发外），大部分到最后都构成了浪费。只有观念、态度和道德准则是持久的。对未来美国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企业家。如果我们诽谤、干扰他们，并对他们过度收税、过度管理的话，那么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们将会震惊、恐惧地发现，用于生产的物质迅速崩溃成如此众多被腐蚀的电线、被侵蚀的混凝土、废铁和杂乱的土地。他们将惊讶于美国财富如此迅速地逃到其他国家去。

目前，大部分美国企业家正待在国内。但是全球通信网络的发展使得他们可以把流动的资金通过光纤以光速到处进行投资。在未来几十年内，年轻的企业家一旦没有决心在美国开始创造财富，就会跑到国外，或者根本不创业，那么他们所在的美国就只是一个停滞发展的经济尸体。他们自己的财富和美国的财富都将在这个过程中快速衰败。只要几年时间，其他国家就将在美国曾经兴旺发展的领域开始繁荣发展起来。最近十几年来，财富的秘密已经日益为全球的人们所知。

如果美国企业家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那么穷人受到的威胁是最大的。如果富人受到了权贵资本主义的压制而无用武之地，那么穷人的机遇之门将会关闭，损失也最大。高税率和压制性的监管只会削弱穷人的致富机遇。高税率不会实现收入或财富的公平再分配，只会实现纳税人的再分配，即迫使他们逃离高效的投资领域，转而逃向海外的避税天堂，逃离办公室和工厂，逃向海滨度假胜地去休闲娱乐，宁愿把资金投向市政债券，也不愿意投向实体经济。但是如果占人口总量1%或0.1%的富人群体受到尊重，可以用自己的财富进行冒险经营（这样一来就允许新的反叛者涌现并挑战这些富人群体），那么美国仍然是一个允许后起之秀通过服务他人而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

【注释】

[1]除颤器，又名电复律机，心脏病发作之后，电击心脏部位使其再次跳动的医疗电子设备。—译者注

[2]浮士德是德国16世纪民间传说中一个神秘人物。据说他用自己的血和魔鬼签订契约，出卖灵魂给魔鬼，以换取世间的权力、知识和享受。—译者注

[3]利昂娜·赫尔姆斯利是纽约酒店大亨，自称为“女王”。1989年因逃税120万美元，利昂娜被判入狱4年，罚款710万美元，补充缴税170万美元，随即成为全美嘲讽的对象。—译者注

[4]伊凡·博斯基是华尔街“股票套利之王”，1987年，因提前获悉并购交易信息、进行内幕交易、从事非法套利活动，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起诉内幕交易，被判三年半监禁，没收其非法所得8 000万美元，处罚金5 000万美元，并剥夺其证券交易权利终身。—译者注

[5]福利母亲指有孩子但无丈夫供养而接受社会福利救济的妇女。—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