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经济中，政府政策的彻底转变造成了很多破坏性的影响，改变了风险资本赖以运作的信息环境和法律环境。这是一个倒退的过程，而加州则走在了这个倒退过程的前列。然而，在历史上，该州曾经引领了美国的创新潮流，一度成为风险投资和经济增长的中心。早在1939年，在加州帕洛阿尔托市爱迪生大街367号的一间狭窄车库里，斯坦福大学的两名学生—比尔·休利特（Bill Hewlett）和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ard），怀揣着对未来技术发展的美好憧憬和发明创造的激情，创建了惠普公司，开启了硅谷的创新之路。就在这间车库里，惠普公司研发出了世界上首款声频振荡器。

2013年1月6日，加州《圣迭戈联合论坛报》（The San Diego Union-Tribune）头版上刊登了一篇名为《连番增税令富人感受压力》的文章，解释了为什么政府政策的变化会影响经济环境。该文所指的增税是指：家庭收入超过45万美元或未婚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人需缴纳39.6%个税，而此前是33%，且其股息收入或在资本市场上的收入都要缴20%的税；对于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纳税人家庭，政府将征收0.9%的医保附加费；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纳税人家庭的资本市场投资所得要缴纳3.8%的“投资净收入附加税”。

对于如此沉重的税务负担，全球领先的机器视觉系统和工业标识供应商康耐视公司（Cognex Corporation）的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希尔曼（Robert Shillman）评论说：“加州的税率原本就已经很高了，在此基础上再次提高税率会严重削弱在加州生活和工作的人的积极性。我有一些朋友已经离开加州了，去佛罗里达以及其他没有个税或者税率比加州低很多的州。”

然后，他补充道：“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很清楚的，即在我们的社会中，收钱者比赚钱者多，直接导致了自由企业和资本主义的衰落，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生活水平的下降……不仅加州如此，整个国家都是如此。”1

2012年，加州对企业家的增税引发了大多数媒体的关注，但实际上该州在此两年之前就已经采取了一些非常不利于经济增长、不利于企业家施展才华的措施。2010年，加州人民对《加州众议院第32号法案》（即《加州全球气候变暖解决法案》）进行投票，决定是否将其废除。这次投票可能是后果最严重的一次，因为投票的结果是大多数人反对废除该法案。这项法案于2006年由时任州长施瓦辛格签署生效，声称可以创造绿色就业机会，于2012年开始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并将在2020年前使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到1990年的水平，这就意味着降幅高达30%，而且要实现这个目标，政府要努力减少加州人口规模。该法案还提出到205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80%。如果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这个指标，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将降低到冰河世纪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植物无法生长，人类也将无法呼吸了。目前，加州公共养老金负债高达5 000亿美元，预算赤字迅速膨胀。这些情况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加上所有能源生产项目都会受到限制，各种高标准环保法案逼走了纳税企业，导致形势更加严峻，显然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加州将要陷入经济困局而难以自拔的图景。

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在被誉为“黄金之州”的加州，投票者们全然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传统的不可再生能源是不断演变的，从木材到煤炭，从石油到天然气，最后到核能，每瓦特能量的碳排放量下降了60%。用天然气工业先驱罗伯特·赫夫纳（Robert Hefner）的话来说，“从固态的木材和煤炭到液态的汽油，再到气态的天然气和氢气，这个能源演变过程是碳排放量由高到低的过程，是能源化学结构由复杂到简单过程，是毒性微粒排放从有到无的过程，因此也是二氧化碳排放从高到低、从有到无的过程。”2因此，按照这条正常的能源技术演变之路，加州制定的二氧化碳长期减排目标完全可以在全球实现。此外，这条正常的能源效率提高过程不会扼杀创新，也不会浪费大量资金，不需要借助政府授权和补贴就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扩展。

按照原有的能源演变轨迹，下一步显然就是利用水力压裂技术开采页岩气。在过去两年里，美国已经发现了数万亿立方英尺的页岩气，这种新型天然气含碳量很低。只要政府能够避免过度监管，避免政治上的虚无主义，那么这个新发现就能切切实实地结束美国的能源危机。

然而，环保运动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不遗余力地压制天然气等一切能源的发展，长期持续下去，有可能对经济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而加州的那次投票又为这个运动蒙上了一层公众支持的色彩。加州的民主党人为了反对这种新型天然气开采技术、发展新型替代能源产业而发动了一场令人惊愕的投票。如今，替代能源产业的发展给该州造成了巨大的成本负担，为了分散这种负担，该州民主党人又试图通过游说联邦政府，博得联邦政府的支持，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发展替代能源。这与“淘金热”时期大力发展石油产业的情况恰好相反。

为了鼓励风能、生物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发展，加州政府引入了“上网电价补贴”^[1]政策，为新能源企业提供补贴，为绿色就业岗位提供补贴，为符合政府动机的研发项目提供刺激措施。实质上，这与政府救助无异。

此外，加州政府还花费巨资建立了所谓“智能电网”，虽然政府声称这个电网可以通过自发调节确保电力平稳供给，但这是华而不实的，电网不仅结构错综复杂，而且比较容易遭到破坏。虽然加州政府目前一心发展风能和太阳能产业，但到最后政府将不得不斥巨资清理风车和太阳能电池板的有毒残骸，因为里面充满了铅和镉。当所有这些旨在拯救加州的努力失败之后，政府必将因为支出规模长期过大而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最后不得不通过通货膨胀来削减位于纪录高点并且仍不断膨胀的政府债务，而在通货膨胀时期，按最初取得时的成本记录的资产价值很少能反映其现行的较高的价值，导致资产价值被低估。

《加州众议院第32号法案》的赞成者们设想替代能源产业的发展将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催生新的行业，取代现有的燃料。他们的设想似乎或多或少地具有供给学派“创造性毁灭”理论的色彩。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著的《世界又热又平又挤》（Hot Flat and Crowded）一书成为这个“妄想派”的圣经，3令不少硅谷的人深感折服。这种主张发展新能源的经济模式认为，只有消除现有的能源经济模式着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新的财富才能被创造出来。然而，事实上，毁灭当前这个可行而高效的能源系统对新能源系统的出现不会起到任何促进作用。

美国绿色能源运动的领军人物包括洛基山研究所的首席执行官卢安武（Amory Lovins）和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他们愤怒地指出，新的替代性绿色能源只获得了290亿美元的政府补贴，石油、天然气与核能等非可再生能源获得的政府补贴更多，大约有730亿美元。对于这个说法，深入探究一下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他们所谓的政府对传统能源的补贴，实际上是企业海外收入的税收减免。把享受税收减免政策的纳税者和直接接受政府补贴者区分开来是非常重要的。与可再生能源企业不同的是，传统能源企业提供了全国98%的能源，同时为增加国家税收收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如果我们接受了绿色能源运动倡导者提出的荒谬说法，即能源耗竭补贴（depletion allowance）和税收减免是政府为“肮脏燃料”提供的直接补贴，那么每产生一瓦特能量时，所谓可再生能源接受的直接补贴或税收优惠大约是不可再生能源的20倍。与此同时，政府关于抑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政策和命令，对于所有传统能源企业而言无异于强制征收了一种新税，而且不断累积的诉讼和立法也为核电行业的创新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但即便如此，传统能源行业仍然实现了高效的发展。

绿色能源运动的支持者们认为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是最重要的可再生能源，认为它们可以取代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然而，如果利用这些新能源发电，那么在发电、输送和电网适配过程中造成的负面影响比它们带来的效益还要多。比如，风车系统不仅破坏景观，而且运行太不稳定，无法保证能源供给的稳定性，因此需要把不可再生能源用作后备补充。根据风险投资家、工程师安迪·凯斯勒的计算，因为替代能源的效率较低，所以，如果这个领域内的工人增加1美元的薪酬，那么加州其他领域的工人则至少会减少1.5美元的薪酬。可悲的是，发展新能源造成的损失不仅仅局限于加州，美国其他州的工人也会因此而承受失业和降薪的风险。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其职业生涯中由于非常关注气候变暖问题，所以有“气候总理”之称。在她的大力推动下，德国已经成为替代能源运动的一个核心地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7个国家开始效仿德国，大力倡导发展新能源，其中就包括美国。在连续25年的时间里，德国对太阳能的补贴力度一直是美国的两倍，但在德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太阳能所占比重一直没有出现明显的提升，而德国却在这个过程中浪费了700亿美元。如果德国所有的电力供应都依靠太阳能发电的话，成本将高达3.5万亿美元左右。

然而，人们却没有认识到加州的能源立法造成的最具惩罚性的影响。它损害和败坏了加州乃至整个美国最重要的资产，即风险投资行业的信息流通和学习曲线。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军事力量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都可以归功于风险资本。

风险投资家是美国最有价值的金融家，因为他们为最有创意的创业实验提供了资金。虽然华尔街的很多金融家绞尽脑汁设计一些错综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一心想着如何通过资本运作谋取利益，但风险投资家却不一样，因为他们对实体经济的扶持力度非常大，全球很多最重要的技术突破以及很多大企业的成长都得益于他们的资助，其中包括英特尔公司（世界领先的芯片公司）和基因泰克公司（具有革命意义的生物技术公司，催生了一个全新的医保行业）。我已经将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记录风险投资家的胜利。现在，我本人也在从事小规模的风险投资。我发现以色列可能成为下一个硅谷，因为它的精力一直集中在具有根本意义的新技术上，而不是轻率地集中在绿色能源发展上。(www.daowen.com)

绿色能源运动之所以能在加州的投票中赢得胜利，关键在于该州高新技术企业给予了大范围的支持。在那次投票中，石油公司和绿色能源公司纷纷斥巨资为自己造势，几家石油公司仅仅支出了1 000万美元左右，且效率较低，而绿色能源公司却募集到了3 100万美元作为造势经费，其中大多数都是由风险投资家贡献的。在阿尔·戈尔的影响下，风险投资家纷纷拿出数百万美元，支持绿色能源运动。这些风险投资家包括凯鹏华盈创业投资基金（KPCB）的约翰·杜尔及其前同事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谷歌公司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英特尔公司的两位传奇人物—戈登·摩尔和安德鲁·格鲁夫（Andrew Grove）、思科公司的约翰·莫里奇（John Morgridge）、德丰杰风险投资公司（Draper Fisher Jurvetson）的约翰·费舍尔（John Fisher）以及惠普公司创始人戴维·帕卡德的一批后人。绿色能源运动甚至还想方设法从加州公用事业公司—太平洋天然气和电力公司（Pacific Gas and Electric）获得了一笔捐款。瓦莱罗能源公司（Valero）和特索罗石油公司（Tesoro）那些可怜的人输都不知道怎么输的。

这些风险投资家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虽然他们花了3 100万美元去支持病态的绿色能源事业，但我不会愤世嫉俗地盼着他们后悔地发现原来自己做了一件错事。大多数捐助者似乎遭遇了财富过多引发的中年困惑，并且都堂吉诃德式地着手拯救地球，即便牺牲美国经济也在所不惜。事实上，加州这些风险投资天才虽然支持绿色能源运动，但他们并不了解绿色能源行业。他们都是在数字信息技术行业积累了巨额财富。正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微芯片与太阳能领域的创新专家尤金·菲茨杰拉德（Eugene Fitzgerald）在其一本名为《真正创新的内幕》（Inside Real Innovation）的书中所写的那样：“早期投资者希望能源行业就像半导体、电脑和信息技术行业一样，……但如果不突破热力学定律的限制，任何形式的新能源都无法像晶体管或集成电路那样带来戏剧性的高收益。”4

绿色能源运动希望找到一种全新的能源，但这个希望是注定要落空的，他们错就错在思考问题时只考虑到了物理学方面，而没有考虑到从信息论方面着手。他们没有用信息论去挣脱物理学的桎梏，而是试图在物理学的范畴内否定物理学的定律。换句话讲，他们相当于试图制造永动机。即使爆发了能源危机，能源就像以色列的水那样稀缺，我们也应该像以色列那样利用信息论作为应对举措，即利用信息技术和信息理论，以最强大的和最有效的方法获取并利用珍贵的能源。

虽然太阳能电池板可能是用硅制成的，但它与数字产品是不同的。数字产品适用于摩尔定律，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量，大约每隔18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太阳能电池板则不可能通过微型化产生如此巨大的魔力。决定感光器大小的是阳光的波长（只有几微米）。这就决定感光器比那些大小只有几微米的新型芯片大了1 000倍。生物燃料的前景更为黯淡。即使所有美国人停止进食（每人大约能省下100瓦特的热量），把当前所有的农田用来种植生物燃料作物，最后产生的能量最多只能满足10%或20%的能源需求（平均每人需要11 000多瓦特）。早在1978年，能源专家比尔·塔克（Bill Tucker）就在《哈泼斯》杂志（Haper’s）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预测说天然气将变得非常丰富，并解释说原子蕴含的能量几乎全部存在于原子核里。5与核技术和化学技术比起来，利用物理技术去开发太阳能电池中的价电子，所产生的电量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因为可再生能源开发效率较低，所以对宝贵的耕地资源造成了严重的浪费。

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理性乐观派》（The Rational Optimist）中有力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全球大约5%的粮田被用于种植生物燃料作物（在美国，这个比例大概是20%）……即使英国的政治家、小说家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也认为放弃粮田去种植生物燃料作物对这个星球没有好处，会推高粮食价格，进一步加重那些将70%的收入用于吃饭的穷人的负担。事实上，美国汽车司机为了给自己的油箱加油，就抢走了穷人口中的糖，因为大量甘蔗被加工成乙醇添加到了汽油里。”6然而，2012年，美国环保署将汽油中的乙醇含量上限由目前的10%提高到了15%，这表明奥巴马政府内部的环保人士比较重视生物能的利用，燃料作物与粮食作物抢土地的情况会进一步加剧。

马特·里德利提出的一个关键论断是：“对于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的70亿人而言，只有尽可能少地利用土地来满足人类需求，才能营造一个可持续的未来。”彼得·休伯（Peter Huber）在《艰难的绿色能源》（Hard Green）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7从风能到太阳能，再到生物燃料，可再生能源浪费土地、资金和劳动力，因此是一场环境的灾难。8

因此，硅谷里面兴起的这股补贴绿色能源的浪潮会直接毁掉绿色能源的发展。然而，这股浪潮对风险资本的影响可能鲜为人知，因为大多数人都不理解风险资本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意义。美国财富和实力赖以延续的一切关键技术几乎都是由一些高科技公司研发出来的，而加州的风险资本家们则为这些公司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资助。在风险资本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凯鹏华盈创业投资基金。该公司是由被誉为“投资教父”的约翰·杜尔和维诺德·科斯拉于1972年创建的。该公司资助了许多至关重要的企业，包括美国苹果公司（消费类电子产品领域内遥遥领先的创新者）、美国应用材料公司（全球领先的晶圆厂设备供应商）和美国太阳微系统公司（曾经是高性能工程工作站领域的主流创新者，现在是甲骨文公司硬件服务的子公司，甲骨文公司也得到过风险资本的支持）。该公司的其他受益者还包括亚马逊公司（网络零售业的先锋）、谷歌（新兴的数字经济的先锋）。该公司在微芯片和光纤领域的投资支撑了互联网技术以及军事技术的创新。

然而，凯鹏华盈创业投资基金现在居然自贬身价去支持那些依靠政治支持才能存活的企业，其中包括米亚索能（MiaSole，从事新型薄膜太阳能电池的技术开发、生产制造以及销售），布卢姆能源（Bloom Energy，从事燃料电池研发，制造出了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美国生物燃料公司（Amyris Biofuels）以及赛格威公司（Segway，致力于开发以铅酸蓄电池和锂电池作为动力的、具有自我平衡能力的运输工具）。这些新能源公司中，很多都掌握着强大的技术，雇用了成千上万名睿智的工程师，但他们试图通过光电转换技术把阳光转化为能够满足实际需求的电力，着实是浪费精力。比如，一些风险投资家被迷惑之后，就资助了臭名昭著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企业—索林卓公司。奥巴马总统曾经在2010年5月参观过该公司，将其誉为保证美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认为该公司将引领我们走向一个光明繁荣的未来，美国能源部还向该公司提供了5.35亿美元的联邦担保贷款。结果，到了2011年9月，该公司就滑向了破产的深渊。其实，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早在2010年就预料到了该公司必定会破产。在投票决定是否废除《加州众议院第32号法案》时，很多绿色能源公司都挪用了联邦政府提供的补贴，用来为该法案造势。

风险资本家原本是英勇的贡献者，他们促进了美国的创新，汇集了资本的力量，提高了政府的收入，现在却退化了，可怜兮兮地央求政府补贴新能源。这对美国而言简直是一场灾难。那么，有什么补救办法吗？要阻止这场绿色能源运动，最终必须依靠政策转变，必须消除支持新能源的法律、补贴、政府命令和媒体宣传。风险投资家就是受到了这些因素的影响才决定支持新能源运动。目前，一股强大的法律和政治力量极力宣传人类制造了全球变暖的理念，并以此为由动员人们遏制传统能源的生产。这些力量是对经济信息的扭曲，如果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美国终将沦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二流国家。无论联邦赤字是否能够得到扭转，都不会改变这个趋势。

要改变传统的能源经济模式，估计需要耗时40余年，耗费约45万亿美元。这是一个成本高、效率低、破坏性大的过程。由于美国还要在全球范围内应对各种安全挑战，需要解决债务危机，所以承担不起这个沉重的代价。我们面临的不只是能源问题，还有其他方面的棘手问题。替代性燃料无法满足美国的经济与军事需要。如果现状不改变，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将会陨落。政府命令、限制和补贴会削弱我们的基础，不会创造永久性的财富或就业，只会耗费稀缺而珍贵的技术资源和创业投资资源。

如果我们放弃了对技术实力的追求，那么即便财政赤字这个漏洞补上了，对美国也没有任何意义了。由于硬技术（hard technology），或者说工程技术在衰落，数以千计的工程师都一门心思地想着如何能轻而易举地利用新能源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所以，那些风险投资家们即便不做新能源投资项目，也会去做诸如社交网站之类的项目。然而，星佳（Zynga）、开心农场（Farmville）、脸谱网（Facebook）以及愤怒的小鸟等社交项目并无法对美国经济形成持久有效的支撑，更不用提对国防的支撑了。凯鹏华盈创业投资基金现在将其新的希望寄托在了推特和高朋网上了。尽管一些社交网络公司有助于经济增长，但当风险资本将其投资焦点转移到这个领域时，对于美国未来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而言，却是一个不祥的征兆。

如果要创造一个清洁的环境，那么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和技术是不可或缺的，而经济增长面临的首要威胁是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创新势头日益放缓。只有技术的进步才能真正地减轻全球各地的环境污染问题，而政府却一再盲目地要求建立一个新能源系统（其效率实际上还没有传统的能源系统高），这将会放缓技术进步的步伐。

绿色能源运动已经麻痹了美国两代青年。在其影响下，美国中学里的很多课程都会讲环境科学。但正如传奇式的物理学家理查德·费因曼（Richard Feynman）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一门科学前面冠有形容词，那么它就不是科学。在开设环境科学的同时，该运动在大学里掀起了一股狂热的自然崇拜浪潮，导致众多大学纷纷把资金从教育挪用到新能源宣传上来，以至于蒙蔽了人们的思想。2012年底，哈佛大学72%的学生都投票主张哈佛大学不使用化石燃料。这个运动已经侵蚀了大多数政府机构，掀起了一阵阵二氧化碳减排的热潮。而现在，它正在蚕食美国最宝贵的风险资本。

政府在发展绿色能源方面的命令和补贴以及认知困惑造成的损害远远超过了联邦债务问题的危害，直接损害了美国经济的供给方，削弱着美国经济内每一个创业计划的意义。

【注释】

[1]上网电价补贴，feed-in tariff，另译为“强制性上网电价补贴”或“可再生能源回购电价”，是一项旨在加速推进可再生能源广泛应用的政策机制，政府与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个人或公司签订一份长期合约，其间电厂每向公共电网输送一度电，除了获得原本的电价以外，还可以赚取若干政府补贴。—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