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认为自己了解信息是什么。信息是我们所知道的事物，是我们所知道的事物的变化。它是沟通的方式，存在于互联网上，以指数方式增长。它是数据，是文本，是媒体，是音乐，是金钱，是食谱，是网络，是像素，是包裹，是记忆，也有可能是想象。信息在云中，在空气中。它是天气，是世界观，或是房间内的眨眼示意。它是耸动的双肩，或者竖起的手指。它是比特，是话语，是字节，是千兆字节，是泽字节。它能前后左右上下移动。它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

然而在20世纪中期，科学家们对信息的描述并不比对物质的描述具体多少。1948年，香农改变了一切。他把交流定义为一个时空中的信息通过在物质世界的噪声信道中传输（即导管），再现于另一个时空。传输渠道可以是电线、空气和时间，也可以是空间。媒介并不重要，万物皆媒介。

对信息流的原始计量是计算写信息的人用的字母或词汇量的多少。当所用的字母或词汇量最多时，信息流也最大，含有的惊异最多，最出乎意料，也最不确切。矛盾的一点是，当位元是随意的、完全不可预测时，流动的信息量越大。熵就是自由。

香农借助量子力学的视角，推翻了“秩序和决定论是所有科学之基础”的假设，并明确了随机性和噪声的作用。于是，一个确定的宇宙被一个随机的宇宙取代，这个随机的宇宙由低熵的、可预测的法则塑造，但并不完全由其决定。

社会学家和生物学家试图回避信息论的强势崛起。一直到2001年，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才宣称DNA（脱氧核糖核酸）证明了遗传学“不过是化学和物理学”。1就像比尔·盖茨说的那样，基因组就像一个软件程序，这个程序“远远复杂于我们能建的程序”。脱氧核糖和磷酸交替连接构成的DNA骨架是低熵载体，它携带了生物基因组的高熵信息。沃森的合作者弗朗西斯·克里克的“中心法则”认为，基因组的信息可以决定蛋白质构成，而蛋白质不能决定或改变DNA内的信息。2

因此，信息论驳斥了获得性遗传说。苏联生物学家李森科（Trofi m Lysenko）认为生物的性状变化可以遗传给后代。斯大林将他的学说提升为苏联遗传生物学领域的主流学说，因为它支持了“新苏联人”这一概念，认为“新苏联人”可以不受祖先的影响。3

新的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显示了基因组内信息是不依赖任何特定载体和基底的软件程序。于是，发明家及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设想将他的碳基基因组上传到超级电脑的硅存储器里。Compugen公司和Evogene公司可以从DNA的有机碳链中获取遗传序列信息，连同它复杂精细的细胞化学成分、冗余成分和反馈回路一起，做成硅胶模型输入硅基电脑里，执行预测生物学（predictive bioscience）的任务。

信息和物质是相辅相成的，但本质上又不同。麻省理工学院的诺伯特·维纳（Norbert Weiner）在1948年（也是他的对手香农提出信息理论的一年）写道：“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物质主义若不认可这种说法，就不能存活至今。”4物质法则也许是低熵的，在大部分程度上也是可确定的，但信息是惊异。而企业将低熵载体与高熵创造结合在一起。

信息论作为计算机与通信科学的基础，对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复兴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库尔特·哥德尔、阿兰·图灵、约翰·冯·诺伊曼和最重要的人物克劳德·香农等人创造了信息论思想和系统的大厦，为电子计算机、光纤网络、无限通信和全球网络的出现奠定了基础。香农对信息的深刻洞悉解释了为什么社会中的高熵信息趋向于通过各种电磁频谱来传播，而低熵载体通过空气中传播的无线信号和光纤缆线中的光子信号体现出来。“云计算”和大型数据挖掘技术的出现也是基于同样的思想和系统。香农公式中的低熵使人们得以对企业家的实验室流出的信息进行分类、搜索和模式匹配。

然而，香农的理念并不只是“计算机革命”背后的原理，它同时支撑了一种新的认知基础—对知识与力量的全新看法，适用于所有科学，包括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对科学最重要的是自由的人类，正是自由的人类构想并定义了科学。爱因斯坦曾说过，“科学的基础乃是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部世界。”5然而，离开人类清醒、富有创造性和自由的思想及意志，科学便毫无意义也无法存在。因此，将人定义为由物质力量决定的产物，是对科学最大的摧毁。如果这种科学观胜利了，便会破坏维持科学的文化土壤。在这类所谓“科学”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一种反科学的哲学论调。其实这类“科学”不是真科学，而是真科学一个畸形的近亲—科学至上主义。

事实上，这种科学观毒害了科学的每一个分支。在生物学家眼中，人只是机械的自然选择模式中的概率函数。神经科学家则将思想贬成大脑内的物质波动。进化论心理学家把学习看成是通过刺激与反应形成的习惯。物理学家们则偏执地相信奇怪又单调的无限多重平行宇宙的人择原理，从物质主义的角度打击了提出非决定论的量子理论。他们都将其学科变成有秩序的系统来抑制惊异。

……

它们是一群蠕动的蛆虫，扭扭曲曲地爬行着、翻滚着、纠缠着，层层叠叠、密密麻麻，没头没脑地，真的是没头没脑地、狂热地朝死尸涌去。她后来知道它们是无头幼虫。它们没有头，只有狂热。它们没有五官，只有一种东西，就是欲望，欲望是它们能感知的全部。

看看他们……这些亿万富翁！6

—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回归血缘》（Back to Blood）

这是汤姆·沃尔夫形容美国的亿万富翁（占人口总数的万分之一）在迈阿密一次富有异域风情的当代艺术展会拍卖中，如何争先恐后地争夺拍卖品，只剩下原始的冲动与狂热。

沃尔夫的天才之处是通过这一污秽肮脏的画面精准地描述了人性，正是因为这种人性，几乎所有的流行科学，从生物学到心理学，从社会学到经济学，才有了生命。所有这些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研究人的形象。这个形象有很多名字，从身份到意图，从函数到因素，从随机漫步者到追求享乐主义最大化者，从理性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到现代智人（homo sapiens），从消费者到企业家。然而到了最后，将这些形象汇集和归纳于一个数学模型中，它就成了沃尔夫笔下随机蠕动的蛆虫，没有自由意志，没有智力，没有想象力，甚至没有意识，这个模型的唯一推动力就是冲动。

在所有社会和生命科学的基础上，哲学家杰里·福多（Jerry Fodor）和意大利生物学家、认知学家马西莫·皮亚泰利-帕尔马里尼（Massimo Piatelli-Palmarini）深刻地评论了简化论。7他们用比沃尔夫平实单调得多的语言，指出大多数关于有生命物体的学术分析都基于“启发式简化”的策略（heuristic simplifi cation），而没有考虑到创造力和思想等因素。他们用笨拙的缩略语IEGMLM来代表在这些学科当中常常出现的6种理念。

这6种理念十分佶屈聱牙，一时令人难以理解，但它们值得深思，因为它们构成了对物质主义迷信的基础。第一种理念是迭代性（interativity）。无论是从婴儿开始的学习过程的演变，还是起源于生命原野的物种的进化，整个过程都是随机漫步，其行走无论从什么位置开始都遵循相同的法则，并总是保持着进化和发展的可能性。

第二种是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sm），但并非你所理解的那样。在IEGMLM中，环境主义意味着任何事情在自我重复中都无意义，只有在和周围物理环境发生相互作用才有意义。

第三种为渐进主义（gradualism），即达尔文所说的在“无数次相继的轻微改变的基础上”前进。猴子不能跳到月球上，也无法登陆月球，即便假设它们有想象力，它们也想不到做这些。(www.daowen.com)

第四种是单调性（monotonicity）。单调性意味着一成不变的因果格局。其迭代运算任何时候都只含有单个因素，只遵循同样的法则，无视学习的奖励或生物学中的适者生存原则。一个杰出的斯纳金学派的学者说道，“只要有充分具体的学习理论，我们就可以教蛆虫英语。”如果有一个模型能充分不断地进行递归自然选择，不断重复这一过程，那么就算一个木讷的人也能进化成阿诺德·施瓦辛格。福多和皮亚泰利·帕尔马里尼说道，“这些都是非常强有力的说法，但在真实生活中……基本上没什么事物是其他事物的单调函数”，即使阿诺德也不是。这个世界到处都是能改变和撤销自身反应的因子。

另一个相关的概念是局部性 （locality），局部性意味着对长远影响、过去事件、未来事件或者概率的不敏感性。对于美国迪比克市的代理商们而言，他们不关心中国的事情，不关心大屠杀事件，不关心奥马哈市，也不关心下周的事情。局部性最后导致精神缺失，失去了精神因素、治理、想象力、设计、意志力或可以获取的知识。

以上就是这6种概念。换言之，IEGMLM是哲学的各种小部件和化学元素。在信息论中，这些因素代表了一个“遍历性的”宇宙，确保同样的函数会产生同样的结果。遍历性对任何可预测的模型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模型本身能产生一系列不同的结果，就不可能预测出固定的结果。

IEGMLM原则支配着宇宙黑盒子的函数，在这个黑盒子里只有一个随机的生产器，带有一个测试或过滤系统。在生物学和行为心理学中，有特点的生产者和过滤者这两个概念。在这个模型中，学习只是习惯的形成，进化只是经过筛选后的幸存事件的积累。

为了弄清行为心理学和达尔文生物学之间内在的逻辑统一性，福多和皮亚泰利·帕尔马里尼追随博学的哲学家、数学家戴维·伯林斯基（David Berlinski）的脚步开展了研究，他之前还出了几本相关的书。实际上，行为心理学是进化生物学的微理论。它显示了当物种对环境逐步做出反应时具体的学习内容。在生存竞赛中，最能适应环境者通过了生存过滤器，而其余物种则没有通过。在这两种情况下，并不是智能物种有意识有目的地做出行动，而是世界对它们做出选择。

因此，所有模型的根本还是人的欲望，是这种欲望推动整个系统向前，将这些幸存的样品推过适者过滤器，激活了行为的随机生成器。而最终支撑这种欲望的是能量，包括电磁能、核能、化学离子能或是物理熵的热力学梯度能。主流的科学观认为，学习和进化的终点是宇宙的热死亡、事物的不同消失、等级消亡。经典的说法就是物质就是一切，从长远看，我们终将走向死亡。

但因为这些原则否定了包括知觉、经验、想象力和意志在内的活生生的人类经验，没人会尽信其说法。面对源源不断的经验上的反例，心理学家们抛弃了斯金纳的行为主义理论，因为它无法解释人类是如何获得语言、想象力、骑摩托车技术，以及其他的认知能力，甚至是最简单的反射功能的。因此，许多学校充斥着反斯金纳理论的学科，如认知心理学、神经系统科学和生物信息学。然而仔细观察这些学科，你会发现它们只是将对外在人类行为的研究转向对大脑中神经元和突触之间的联系的研究。

与此同时，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对物质主义的迷信反对直觉，甚至自相矛盾到思想要自我否定，以确保它紧紧地管住科学的想象。即使没人真的认可将人看成崛起的蛆虫，这个看法也因它具有指导价值而存留至今。人们认为它体现了人类的动物性和物质决定论。

然而，在经济学中，当对物质主义的迷信影响了政府政策和现实生活时，破坏力最大。这种影响集中体现于“经济人”这一概念中，它是几乎所有经济模型中升级和量化了的IEMLM函数。经济人具有迭代性（随机漫步者）。在其运算法则中，函数的因变量是周围物质环境中的一系列刺激，他的学习过程由身体上的愉悦或痛苦、奖励或惩罚、利润或损失主导，他通往权力之路是单调的享乐路线。

经济人不会跳跃也不会闪躲，他不懈地追求均衡与秩序。他既不创造新事物，也不故意充当出头鸟。他随时看着前方，朝着警示灯前进，通过感官对周围环境做出回应，弥合间隙，修补不平，消除市场和价格失衡。像斯金纳理论中的学习者或达尔文理论中的物种一样，经济人是外生力的过滤器。他严格地遵循史蒂文·约翰逊的“相邻可能”原则（adjacent possible）。

在经济学中，被动的消费者或优化的工人可能成为一个企业家。这个企业家被定义成物理机会的侦察员，他是不同价格的套汇者，或保罗·罗默所说的“化学元素的组合与重新组合者”，他安居于自己的物质世界中。他仍主要由化学元素组成，并在周围的环境中寻求均衡。通过驱逐所有真实的创造活动，这个模型消除了所有新鲜惊异的信息。

然而，斯金纳的行为主义在心理学和生物学中都行不通。在经济学中，它的误导性更大。

经济活动既不是迭代的也不是遍历性的，它是持续变化着的。它是熵的，充满惊异的。企业不可能依靠几十年不变地生产同种产品和服务来存活。经济活动不受物质环境的主宰，它致力于通过新理念和新突破的应用改变周围的环境。它不是按部就班的，它依靠猜想与发明，可以往前跃一大步。它并不单调，在某种情况下的成功案例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会失败。它既不局限于具体的时间与空间，也不仅限于所谓的“相邻可能”。它的生意遍布全球各地，受到遥远地方的发展和预测结果的影响。

市场经济的力量不能脱离精神因素。没有知识的支撑，仅仅有经济力量和金钱也无济于事。企业需要过去的经验和将来的预测，它是充满创造力的。它不仅仅是简单的奖惩系统。它是一个信息系统，更多受信息论而非经济理论的指导。发掘信息论和市场经济之间美妙的一致性，将知识与力量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是这本书的主题。

知识是过去的经验，企业家精神着眼于未来的创造。回忆连接过去，选择指向未来。信息论从未来看过去，而物理学理论从过去看未来。事件由过去的物理原因和面向未来的主观选择决定，企业家则跳跃于两者之间的创造之峰上。

然而，无论决定论多么有利于预测经济活动，预测天气，甚至可能还有利于预测与人类肌体相关的事情，但它对于一个由信息（即惊异）主导的宇宙来说是无利的。决定论者认为经济学应该追求完美的竞争、完美的知识和完美的可预测性。一个确定的经济，即亚当·斯密所谓的“市场机器”无论是受控于“看不见的手”、自发秩序、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还是进化的使命，都不含惊异。这种经济中的大师们幻想企业处于自认为的“自由市场”中，对此心满意得。但事实上，这样的经济没有为富有创造性的企业家和商业人士提供空间。经济中的参与者们只是机械地回应周围的随机波动。这就是缺乏创造力的IEGMLM型经济。

只有稳定的、低熵的载体才能给富有创造性的经济带来积极正面的惊异。利润是衡量高熵变革与发明的准绳，因此它也是失衡状态和无序状态的成果，是熵与自由的果实。

当法律的熵值提高时，也就是说变得更加混乱、更加不可预期时，信息的流通将趋于停滞，知识之花也将枯萎，信道与信息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信道内的一切都变成了噪声。如果货币流通陷入混乱状态，金融法则失去可预测性，那么金融活动就成了高熵、高利润的活动，金融业在经济体内的比重将过度膨胀，而与金融活动相关的债务纠纷和诈骗活动也将随之增加。

当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自由意志主义者和独裁主义者在思想的领域中你争我夺时，信息论提供了救赎之道。信息论告诉我们秩序不是自发的，信息不是完美的，竞争不是公平的，财产权和人权也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他们只有在文化、宗教和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能变成现实，才能得到维护。但信息论的使命也是创造自由，它提出的熵与创造力的法则之根本就是选择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