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诺德豪斯对技术和照明成本的历史性研究成果发表之前，一位35岁的经济学家已经发表了一篇论文，将信息和知识带到理论经济学舞台的中央。保罗·罗默（Paul Romer）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的是物理学学士学位，不是让他名扬天下的经济学。保罗的父亲—罗伊—先是担任过科罗拉多州的州长，后来成为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联合主席。戴维·沃什这样评价保罗·罗默：“他对哪个经济学流派都不狂热，他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和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这两个大学的经济学科是世界顶尖的。”1

保罗·罗默现在是全球知名的经济学家，他看事情的方式与他芝加哥大学及剑桥大学的同行们不同。“人们表现得好像经济学分析不能帮助我们理解技术加速变革的原因一样”，罗默这样对卡托研究所的经济学家阿诺德·克林（Arnold Kling）说。罗默自己一直在思考着，“技术变革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问题。”2

1989年秋天，带着技术变革这一问题，罗默义无反顾地放弃了芝加哥大学的终身教职，来到了硅谷附近。他获得某机构一年的研究基金。这个机构的成立得益于一个世纪前的技术变革，它是福特基金会赞助的跨学科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亨利·福特用“行为的”一词委婉地表示“社会的”，后者太容易被理解为“社会主义”了）。

罗默的选择让他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20世纪90年代晚期，他在伯克利找到了一份工作，并发表了一著名的论文，这篇论文后来奠定了他在新增长理论领域的先驱地位。罗默和之前的经济学者观点不同，因为其他人认为技术变革是外生的，而罗默认为技术变革是内生性的，他的论文题目就是“内生的技术变革”（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因为技术变革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所以，将创新从经济学这个学科的边缘转移到中心是拯救创新领域的关键。在这篇文章中，罗默礼貌而坚定地否决了四种导致经济学科陷入混乱的理论：市场自发拓展理论、静态投入产出模型（缺乏创新）、需求学派理论以及市场均衡论（这个理论的不良影响最广泛）。

6年后，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其主编的《连线》杂志（Wired）里专门介绍罗默的文章中提到，“经济学家就像等待世界末日的狂热分子，一直在期待经济增长结束那天的到来。”3他们意识到，在某种层面上“一种经济中交易的商品总是不断在变化”。然而，1993年，罗默尖锐地批判了他们的经济模型，认为“这些混乱的模型不会产生根本影响”。4

罗默顺着狂热分子们的方向看去，并没看到末日的迹象。“我从踏进经济学领域以来就一直是个乐天派”，2007年，他这样对他的同事、经济学教授拉斯·罗伯茨（Russ Roberts）说。“也许这跟个人性格有关，但我的研究支持了我的观点。”20世纪70年代晚期罗默还是个研究生，“那时候人们一直在谈论增长的极限……人们说到我们的生活标准……即将崩塌，无法再维持下去。马尔萨斯以后，人们就一直在做这种悲观的预测。但是，他们从始至终都错了。”罗默念着学习曲线拥护者的名字，从亨利·亚当斯到布鲁斯·亨德森，再到威廉·贝恩和雷蒙德·库兹韦尔，他宣称：“历史的模式一直是加速增长—不仅是持续地增长，而且是加速地增长。”5

罗默的研究带他穿过数学的重重关卡，超越了经济的传统三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得出了以技术变革为基础的新增长模型。罗默不仅强调了劳动力成本和资本支出在“生产函数”里的作用，而且强调了思想观念造成的变革作用。

“我认为这个问题之所以吸引我，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有物理学背景，对一个物理学家而言，‘生产函数’这个概念听起来不对。实际上，我们并不真的生产东西。所有的东西都在那里了，我们要做的只是重新排列它们。想想质量守恒定律。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是我们一直都拥有的，但世界之所以美好是因为我们能重新安排它。”6

罗默从这个经典的物理学角度出发，思考事物“重新排列”后在物理结构或化学结构上的变化。他意识到“这就像烹饪一样”。罗默认为，这就是创造之源。牛奶和其他的原料可以巧妙地放在一起“创造出新的东西—蛋奶酥，蛋奶酥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而且它给人们带来了食用的乐趣”。而笨拙无知的重新排列得到的东西可能比最初的材料（“酸掉的牛奶”）还糟糕。7

除了厨师的烹饪技巧和食材与装置的质量外，一份好的食谱也很重要：“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将沙滩上的沙子转变成半导体。”罗默相信，这正是人们在经济中创造价值的方式—不是将稀缺材料燃烧殆尽，而是创造无穷尽的“食谱”来重新排列已有材料，将其变得越来越有价值。因此，“在你所能预见的未来，那种认为我们不可能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的看法是毫无理由的”。8

于是，到了1990年，至少有一些经济学家勉强地认可了技术变革源于人类活动，源于思想。在继续思考技术如何加速变革的过程中，罗默离信息论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他在《理性》（Reason）杂志主持的一次名为“后稀缺性预言家”（Post-Scarcity Prophet）的专访中告诉罗纳德·贝利（Ronald Bailey）：“在过去的10万年中，进化并没让我们变得更聪明。”

为什么长期以来世界停滞不前，而近200年来，一切都突飞猛进？

一种解释是身边的人越多，你会变得越好……如果世界上只有那些不具备创造力的物质资源，那么人越多，人均占有的物质资源越少。但如果人有创造力，且每个人的想法可以共享，那么人越多，你能获得的想法就越多，我们就能变得越好。每次我们在技术上有点进步，能供养的人就多一点，就有更多的人走出去发现新的技术。9

但是有些国家人口很多，技术却不多，所以他们又多了个思考的问题。

另一种解释是我们建立了更好的制度。即使到了中世纪时代，市场制度或科学制度都未形成。当时是封建制度，农民不能决定工作地点，地主也不能卖掉自己的土地。在科学方面，人们有炼金术。如果你有所发现，你会怎么做呢？你会对此保密。你最不可能做的是将自己的发现透露给其他人。10

但制度就像思想，可以被发现，一旦被发现，就能被共享：“世界上哪个地方有好的制度，其他地方也可以如法炮制……新增长理论向我们描绘了种种可能性，但也清楚地指出如果你没有合适的制度，一切都不会发生。”11

也就是说，如果高熵信号没有低熵载体，就无法到达目的地。

罗默的知识型增长模式的关键在于独享物品和共享物品的概念，这两者在不同程度上相互对立。19世纪初期的托马斯·杰斐逊和19世纪晚期的亨利·亚当斯已经清楚意识到这两者的区别。12而后这种区别被罗默之前的一些作家加以引申以供他们使用，这些作家中就有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olas Negroponte），他区分了可共享位元和可消耗原子。13也许杰斐逊口才最好：“学习他人思想，充实自己却不减损他人智慧，如同点燃蜡烛，照亮自己却不给他人带来黑暗……思想无法被禁锢和独占。”14

罗默的描述相对拖沓，使用的数学符号比较多，也更加不辞辛劳地将概念解释清楚。但他最大的贡献是将这种区别和他其他的见解整合在一个模型中，巧妙地将经济学推向了信息时代。

独享物品是一次只能被一人占用的物品，如一个鸡蛋、一个苹果、一本书、一副网球拍或者一间公寓。独享物品在使用中被消耗，而共享物品则可以被无限多的人同时使用。根据梅特卡夫定律为我们揭示出来的网络效应，当你在使用共享物品或服务时，它们随着联网用户数的增加而呈现指数级增加的态势。对应的例子有电子阅读器上的书籍、谷歌搜索、Quicken电子表格、操作系统、服装设计、歌曲、电视节目以及经济学思想。

罗默仍然倾向于把思想视为一种物质，以至于把秩序与信息混在了一起，但最后他的数学知识还是把他引向了信息论。随着工作的展开，罗默继续侧重研究人们究竟是如何接受知识的。1993年，他针对印度洋岛国毛里求斯的经济状况发表了一篇研究文章。一个世纪以来，毛里求斯都设置关税屏障来扶持本地工业发展，但收效甚微。1970年，政府成立了一个外商投资特区，多家总部位于香港的服装厂很快就在这里投资建厂，创造了毛里求斯三分之一的工作岗位。企业有必要吸收知识，而其实这些知识常常已经存在于企业之中了。“这些知识并非从香港传入，”罗默写道，“当企业家有机会通过自身拥有的知识创造利润时，就获得了这些知识。”15

毛里求斯的情况在其他地方也有；这是“八九十年代鲜为人知的故事之一”，罗默如是告诉雷纳德·贝利。“如果你追溯外商投资的立法史，即使到了70年代，你还会发现一个殖民现象，发展中国家会设立法律法规阻止外国公司进入本国市场。而当他们发现一些主要经济体通过招揽外商获得利益时，态度上就有了180度的大转弯。”

“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的人说耐克对他们国家的主权或人民的幸福造成威胁。说这话的是美国人。“罗默说道。他相信理性行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非常清楚自身利益所在。”16

在越南的耐克工厂工作的工人生活质量比美国耐克工厂的工人要低，“这个事实让许多人觉得不公，”罗默在另一个访问中说道，“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耐克的到来让这个工人的生活变得更好还是更糟？一个含糊的回答是，耐克的到来确实帮助了这个工人和这个国家的其他许多人。”17

面对非理性行为，罗默有时忽略它有时也会觉得懊恼：“看看事实是怎样的。抗议者们居然对预期寿命等方面有何改变一无所知。现在，世上最贫穷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比英格兰的人口预期寿命还长，而马尔萨斯还如此担心这些国家庞大的人口将无法持续增长。”18(www.daowen.com)

罗默经常说科学制度和市场制度同样重要，但他对学术越来越力不从心。1996年，他开始在斯坦福商学院教书，离市场本身又近一步。“我不想在经济学系侃侃而谈，我在那里完全可以随随便便地讲，完全可以忽略学生的需要，忽视传道授业的职责。我希望能亲自在商学院里教书，看看高等教育是不是这个样子。”19第二年，他被《时代》杂志评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评选理由是：“罗默是硅时代的圣人，他改良了陷入困境的经济学，使其跟上了数字革命的步伐。”）20

虽然去了商学院教书，罗默仍然觉得科学制度在效率上滞后于市场制度。许多学生拼命学习那些毕业后不好就业的学科（给了其他学生更多就业机会），而学习“实用”学科的学生则没花足够的时间来吸收这些知识。罗默的解决方案非常技术化：一个在线程序，可以根据个人情况设计课本，可以提问、引导和测试学生，让教授们更专注于教学而不是打分。2002年，这个想法催生了Aplia网络公司。到了2009年，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经济学专业四分之一的学生都在用罗默的程序。21他的父亲也从事教育事业，在洛杉矶县监管中小学教育，这是一份令人敬畏的工作。

正当罗伊·罗默为了让洛杉矶的贫困学生能有更多机会入读功能更为齐全的学校时，保罗·罗默则从全球的角度在思考一个相关的问题：如何让正在求职的贫困人士有机会去更多功能较为齐全的城市。在这个问题面前，滞后的科学和教育制度问题可以先放一边，关键是如何建立一个低熵的、稳定的、可预期的市场，以这个低熵的市场为载体，信息就能得到更加顺畅的传播。“为了发展，把市场制度当成唯一重要的制度并不是个糟糕的捷径。”罗默告诉阿诺德·克林，“财产权、基本安全体制、个人安全、一个保护财产权的法律体制，有了这些东西，事情就水到渠成了。”22

但对于长期动荡不安、政府更迭频繁的贫困国家而言，既要获得低熵载体，又要保证长期可持续性，似乎是不可能的。罗默的想法是在这些贫困国家内建立外国人管理的“特许城市”。这个想法是他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形成的。技术进步提高生活质量，而有了合适的科学制度和市场制度，技术变革才能源源不断地出现。稳定、自由的思想和自由贸易则为科学和市场发展提供了空间。越多人参与其中越好。这些特许城市可以引进稳定的外国企业的低熵制度（即法律制度和市场制度），给其他稳定的外国企业带来投资信心。如此一来，既创造了工作岗位，又让当地人学到了专业技术，并在与世界的接触中摆脱贫困，解放思想，改善自身与他人的生活。

罗默喜欢展示特许城市网站主页上一张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照片上是一排衣着整洁的男学生，他们坐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机场停车场路灯下的石凳上做作业。他发现虽然这些学生可能都有手机，但因为几内亚政府对电力价格的控制，他们在家里舍不得用电，不惜到机场借光做作业。就像罗默所说的那样，这个问题与金钱和动机无关，而与“规定”有关。如果几内亚的制度不阻止外商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那么技术会随之而来。罗默的特许城市想法是破解“格尔迪之结”^[1]的利器，能解救几内亚根深蒂固又问题诸多的政权，不让它阻碍真正的发展。他梦想成功的特许城市能给它的所在国带来低熵载体。他可以举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先例。就像罗默在《大西洋月刊》里说的，“英国从前对香港的管理对减少世界贫困的贡献比20世纪我们进行的所有援助项目的贡献都大。”23香港为中国内地带来了“自由区”这一启示，现在，各国的自由区已经构成了世界上的制造业中心。

问题是，罗默的特许城市设想对有些人来说，听起来太像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抵抗情绪使得许多特许城市只停留在纸面上，而无法真正建立起来。有两个国家的政府曾认真考虑过建立特许城市，最后都陷入了麻烦：马达加斯加的总统因为想建立特许城市，在2009年一次政变中被推翻；而洪都拉斯的总统引进外商的想法也遭遇了顽强的抵抗。就像罗默喜欢和他的学生说的那样，“人人都想要增长，但没人想要改变。”

然而，罗默在20世纪90年代写的论文中对经济学界提醒道：“在技术的支撑下，世界处在持续变化的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技术不断地解放着人的思想。罗默写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最稀缺的东西就是人类智慧的力量。”24

罗默给“企业家创造力”下的定义非常简明扼要。他把企业家的行为总结为一句话：“他们只是对化学元素进行了重新组合。”事实的确如此，组合化学元素的未必都是创新，比如闪电、飓风、阳光或者海啸同样是化学元素的重新整合，可这些自然现象和企业创造力没有任何关系。

企业家创造力是新奇与意外的再生，它是在纷繁复杂的思想中自由选择，是摆脱化学物质限制的无边想象。而与之相反的观点认为所有的思想由物质间关系决定，则是对物质主义的迷信。

任何一个学术型科学家如果能重新审视真实的创造过程，都会有遭遇电击一般的感觉。当然我们不期望现代科学家赞美上帝造物。他们有权保留自己对世界的设想（比如无限多个平行的宇宙）。但从学术的角度而言，科学家们对人类创造活动的长期否定着实让人感到非常奇怪。罗默试图把企业家精神归为化学和烹饪，最后终于臣服于对物质主义的迷信，认为人类和他们的思想最终都是物质的。

20世纪中期，在科学的迷雾之外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信息论和计算机科学。信息论的创始人，也可能是近代人类思想史上的伟人，是库尔特·哥德尔，意大利籍的古怪天才，与爱因斯坦是至交。他使决定论失去了最坚实和不可或缺的基础：连贯性、一致性和数学上的可证性。

哥德尔证明了任何一种逻辑系统（包括数学系统）都不能用于证明它本身的相容性，所有逻辑体系都依赖于它们之外的定理。他运用伟大的数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约翰·冯·诺伊曼在1930年9月提出的数学论证，证明了数学系统的内在不完备性。据说，哥德尔很担心他可能无意中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这在他的维也纳和普林斯顿的圈子里被视为失态之举。众所周知，哥德尔是个偏执多疑的人，但这是他最有理由恐惧的事情。正如经济学家、学术界的无神论者史蒂文·兰兹伯格（Steven Landsberg）所说的那样“数学是唯一一个既以信仰为基础，又能证明信仰的科学”。25

然而，对经济学家而言，人类的判断力和创造力是最重要的。任何逻辑系统都依赖于无法证明的定理，这一理论为人类的自主性创造打开了大门。逻辑系统再也无法让自由意志屈服。

精力充沛、善于创新的计算机理论家阿兰·图灵继续着推翻决定论的工作。为了造出通用的计算机，即图灵机，他将哥德尔证明扩展到计算机科学。计算机是数学推理的产物，因此图灵发明了最典型的决定论产物。然而他现在要接着证明没有计算机可以证明它赖以运行的原理，也就是说一台图灵机无法计算程序会何时或者是否停止和输出信息。

图灵曾经指出任何程序都能用数字编码。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埃米尔·波斯特（Emil Post）、阿隆佐·邱奇（Alonzo Church）、格雷戈里·蔡廷（Gregory Chaitin）证明了大部分数字都不能通过有限的算法计算出来。不管宇宙是什么样的，它都不是一个逻辑机器，不是一台图灵机，也就是说，物理的定律不是图灵机能够计算出来的，要证明物理定律，需要超越自身的定理。

图灵在其1939年发表的博士论文中详细阐释了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的含意，“哥德尔证明了每一种逻辑系统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都是不完备的，但同时……意味着借助一个逻辑系统……另一个更完备的系统……也许能建起来”，方法是加入必要的外部命题。所以可以建立另一个系统，它包括了之前的系统和支持它的先决条件等等。图灵想象一台计算机（决定论产物）能在有需要的时候实现非决定论的飞跃，就像咨询“神的启示一般。我们不应追究启示的本质，只能说它与机器不同”。26

乔治·戴森在《图灵的大教堂》（Turing’s Cathedral）一书中讲述了图灵的故事，该书对图灵的记载是比较权威的。“1936年，通用图灵机一出来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戴森写道，“但1939年的图灵O型机更接近智能的形式（无论是人类智能还是人工智能）。”图灵解释道，“数学推理可以被看作两种能力的结合，即直觉与智力的结合。直觉是当下自发的判断，并非大脑有意识推理的结果。这些判断通常是正确的，但也绝不是一定正确。”27

戴森接着讲述图灵的故事，以及他如何用那常常基于直觉的解密技术在布莱切利公园破解了德军的密码系统Enigma，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胜利起到决定性作用。然而，图灵的O型机也可以被看作一个经济模型。因为在经济中，企业家也发挥着重要而神秘的作用。通过建立逻辑或机械系统，他们不仅发现一个封闭通用的逻辑秩序和物质秩序之外的新领域，而且通过自发的创造与发明造出了机器，进而催生了新的逻辑系统：

我在《财富与贫困》一书中批判了“三思而后行”的原则：

三思而后行会使人与所有惊人发明所需要的意外失之交臂。认为在不亏本的情况下，企业能像购买其他产品一样购买知识，能稳妥系统地收集知识为其铺路，这个想法忽视了知识与其他事物的截然不同。是“行”不是“思”创造了关键的信息；穿梭于时空之中，超越可见的现实，才能发现新视野。伽利略并非通过观察上千的行星运行轨道才发现了重力，开创了现代科学时代，而是“在脑海里想象光滑的水平面上有一个移动的物体，该物体运动时挣脱了所有的束缚”。跳出窠臼，放飞想象，摆脱物理条件，忽略现实中移动物体遇到的空气阻力。想象力先于知识。创造性思维不是一个归纳过程。在归纳过程中，科学家能以中立、客观的方式搜集证据、得出理论。而创造性思维恰恰相反，因为在创造性思维中，理论走在前面，并决定着需要搜集什么证据去印证这个理论。

在新信息论的最高层，香农进一步指出关键的一点，信息不是秩序而是意外。持决定论的科学家们直到今天一直依赖的原则是：信息是秩序，秩序最终能被物质世界中封闭的数学逻辑表达出来。

任何情况下，世界都是物质的。科学的目标在其科学性的伪装下，是充分地掌握物质世界的本质，从而所有重要的事物，包括人的思想或宇宙，都能用布朗运动与自然法则的相互作用来解释。这个理论有欺骗的成分，但就像微积分中永远计算不清的极限一样，这种欺骗成分无法被证明。人类知识的终极目标是掌握自然秩序，而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秩序最终趋于无序。按照物理熵的规律，所有的电能和其他能发电的能量都趋向无序运动的均衡状态。因此，知识终被最初的混沌取代。这样来看，信息就是秩序、均衡、决定论和可预测性。

香农却推翻了整个说法。他构建了自己的理论，指出信息就是熵。它是混乱的，是秩序的变形，是均衡的扭曲。它是非决定性的，充满惊异的。熵则是选择的自由。这个观点是现代信息论的核心，严肃的经济学家们不能再忽视它了。

【注释】

[1]格尔迪之结，希腊神话中的一个难题，弗里吉亚国王戈尔迪所打的结，按神谕只有将统治亚细亚者才能解开，后被亚历山大大帝用利剑斩开。—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