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研究美国经济发展长达35年的经济史学家，我将为你揭露一个20世纪保守得最好的秘密。”詹姆斯·利文斯顿（James Livingston）在2011年5月《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如是写道。这个秘密就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并不是私人投资，即利用企业赢利提高生产率和产出，而是消费者债务和政府支出。”1

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理念，也是一个有失偏颇的理念。与凯恩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米哈尔·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著名的利润公式中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理念。卡莱斯基信仰共产主义，父亲是一位失败的波兰商人。他的深刻见解所依赖的基础是“收入等于支出”这个说法。凯恩斯主义的一个基本真理就是“你的收入是其他人的支出”。就连保罗·克鲁格曼等杰出人物也都相信这个论断很好地总结了经济现实。这句话描述了一个循环性的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一些人的产出变成了其他人的投入，收入被划分为利润（资本家）和工资（工人），支出被划分为投资和消费。卡莱斯基表明，利润=投资－储蓄+红利。因此，政府储蓄（即盈余）会减少利润，而政府负储蓄（即经济学家们所称的“赤字”）就会增加利润。

下面是詹姆斯·利文斯顿的分析思路。虽然他厌恶利润，但他对增长很感兴趣，增长与利润相伴相随。由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政府支出和负储蓄都增加了（体现在积累的赤字上），因此所有的利润和增长都可以归因于它们。上面这个公式就表明了一切，即赤字会推高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支出会带来收入。

为了弄明白整个分析思路，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克鲁格曼在两本书里提出的一个解释。这两本书是《萧条经济学的回归》（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和《马上结束这场萧条!》（End this Depression Now!）。2克鲁格曼提出了一个权威论断：充分增加政府支出往往可以结束像2008年开始的那种经济萧条。他关于萧条经济学回归的那本书无可置疑地具有先见之明。克鲁格曼似乎变成了另一个凯恩斯，为一个摇摇欲坠的金融体系开出了大胆的药方。

虽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流露出了党派敌意，但他的确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和一位思路清晰的畅销书作者，而他在这些书里却表现了一些专业方面的缺陷与不足，这的确很值得关注。为了诠释当前主流的经济理论，克鲁格曼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里讲了一个关于“国会山托儿合作社”的故事。对于这个诠释，很多保守派人士也都乐于接受。克鲁格曼坦率地说这是他“最喜欢的经济故事”，具有深刻而重要的寓意，很好地解释了他的经济观点。他宣称，谁拒绝接受这个故事的教训，谁就犯了一个彻底的错误。

这个合作社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会员家庭相互交换托儿服务。会员家庭数量最初大约有20家，到20世纪70年代增加到了200家，创下了历史新高，也就是说在20年的时间里增加了9倍，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国会工作人员。它的托儿生产总值（Gross Babysitting Product）每年大概增长9%。在加入合作社时，会员们得到等值于20小时托儿服务的票券。等孩子长大之后需要退会时，必须交还等量的票券。换句话说，入社后要获得别的家庭帮忙，就必须先提供服务，挣得票券。每个家庭还必须贡献出14个小时，做一些日常行政方面的工作。

如克鲁格曼所描述的那样，票券给他们提供了流动性。经济学上的流动性，就是指自由。有了这些票券，合作社的成员们就拥有了自由，他们可以选择在任何一个晚上出去，因为有150个或200个家庭愿意帮他们照顾孩子，他们只需要向对方提供票券就行了。

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合作社一直是成功的，帮助华盛顿地区的很多年轻夫妇解决了托儿问题。由于大部分会员都是国会工作人员，所以会员们或许高兴地认为他们的保姆，如同大使或最高法院大法官那样，也通过了美国国会办公室或审查委员会的审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员们表现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倾向。按照克鲁格曼的原话说，这个倾向就是“会员开始倾向于积累票券，然后保存在他们的抽屉里”。3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也许是为了尽可能多地积攒一些票券，以便能够让自己连续出去几个晚上，也许是不想为了履行偿还托儿服务而被困在合作社，以至于成为契约保姆。从某种意义上讲，合作社会员积攒票券的现象恰如其分地诠释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所谓的“节约悖论”。^[1]

在经济危机中，一个人可以通过放弃消费、减少支出和偿还债务而增加储蓄，这个过程被称为“去杠杆化”。但如果许多人同时偿还债务或增加储蓄，经济体中的储蓄总额反而会下降，这是因为储蓄总额是收入总额减去消费总额之后得到的余额，而支出总额的下降会导致收入总额的下降，进而导致储蓄总额下降。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悖论：在一个经济体内，试图储蓄的人越多，储蓄总额就越少。

基于同样的道理，如果国会山托儿合作社的成员都试图“储蓄”托儿票券，而不愿意“消费”托儿票券，就会出现供给过剩而需求不足的局面，即克鲁格曼所说的萧条，就像自2008年以来一直困扰美国的大萧条一样。

克鲁格曼从国会山托儿合作社的故事中总结的教训就是：你的收入是别人的支出，你的支出是别人的收入。如果每个人都努力“储蓄”票券，但没有去“支出”票券，那么托儿市场就必须根据支出水平下降的状况去削减“生产”，即削减托儿服务的供给量。然而，在合作社中，当某些成员因为惧怕陌生环境或者为了节约而不愿意外出，并主动提供托儿服务时，其他成员也不愿意外出，大家只愿意成为托儿服务的供给者，而不是消费者。你主动提供托儿服务并不会自发地创造需求，不会刺激别人出去吃饭或看电影。根据克鲁格曼的说法，国会山托儿合作社的案例挫败了古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即供给会自发地创造需求。我们从“节约悖论”中就能看出来，在托儿合作社里，一个人可以去做某件事情，但不能很多人一起做，因为一对夫妇要想积攒票券，就必须有另外一对夫妇愿意“支出”票券。

由于大部分会员只想多储存票券，而不愿支出，结果大部分票券都被锁到了抽屉里，没有进入有效的流通渠道，合作社的活动就崩溃了。这个合作社的潜在产出和实际产出之间出现了巨大差距。大规模失业和大量闲置产能同时存在，带来了巨大危害。托儿合作社陷入了萧条状态。

根据克鲁格曼的报告，合作社的成员中好在有一些经济学家！他们聚在一起，说服了合作社的管理者发行更多的票券，也就是增加合作社的“货币供应量”，增幅为50%。每个会员家庭将额外获得10张票券。此举满足了参与者储蓄票券的强烈愿望，因此他们愿意更加自由地支出票券。他们在退出合作社时也只需要返回20张票券。这样一来，虽然会员储蓄的票券仍然没有超过其支出的票券，但会员的“流动性”更强了。对于自己的储蓄感到满意之后，他们也愿意在日益繁荣的“托儿经济体”中狂欢式地增加支出。

在克鲁格曼看来，这个故事传递出了最重要的经济智慧，即“需求决定一切”。一切都取决于消费欲望。凯恩斯把需求戏称为经济的“磁电机”，克鲁格曼则更喜欢把需求称为经济的“电池”。只有具备了需求这个动力之源，经济的引擎才能发动起来，经济才能正常运行。一辆价值3万美元的汽车可能因为一个价值100美元的电池的电量耗尽而无法运行，同样，如果一个规模高达15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可能因为“磁电机问题”而陷入萧条。所谓“磁电机问题”，指当一个经济体内大部分行为体倾向于储蓄或减债时，总消费、总需求、总支出就会随之下降。此时，只要增加经济体的消费支出，就像为汽车充电一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至于谁花钱或花到了何处，都无关紧要。正如凯恩斯曾讽刺的那样，政府可以雇人来挖坑，再把它们填上。这都没关系，关键是政府增加支出产生的作用。

国会山托儿合作社里发行的票券的价值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出现任何变化，也就是说托儿服务的价值也是不变的。如果说克鲁格曼这位经济学家不知道这种票券的局限性，可能对他很不公平。如果托儿合作社采用了真实的货币作为交换媒介，那么为了应对会员家庭储蓄倾向的增强，合作社就会不断地通过调整托儿服务的价格，来调节托儿服务的供给和需求，最终达到供需平衡。

合作社票券的价值长期维持不变，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流动性陷阱”。根据“流动性陷阱”理论，在低得不能再低的零利率政策环境下，美联储无法单纯通过印钞来解决经济萧条问题，而且消费者的支出意愿也很低。托儿合作社是一个静态的、封闭的经济体，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都是不变的。它赖以建立的基础是同质媒介的循环流动模型，这种模型已经征服了很多知名的、老练的经济学家。但用克鲁格曼的话说，这种模式是“完全错误的”，这样不会刺激出有效需求。根据卡莱斯基、利文斯顿以及克鲁格曼所主张的“需求创造一切”的原则，政府减少储蓄、增加支出能够拯救失败的经济。基于同样的道理，合作社的管理者只有增加支出才能缓解需求不足的困境。

即便对于一名经济学系的大二学生而言，卡莱斯基和克鲁格曼主张的“需求创造一切”的原则也是很有吸引力的，而且很多自由主义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都认为这一原则是不可抗拒的。很多经济分析都是基于这个原则的。比如，当政府在每个季度发布最新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时，我们总会听到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论调：“如果消费者停止消费，开始储蓄，我们将遭遇大麻烦，因为消费者需求占据总需求的70%，23%是政府需求，10%是投资需求，净出口只有－3%（因为进口超过出口）。由于一切取决于消费者的需求和消费，所以克鲁格曼几乎每周都会呼吁政府增加开支，提高财政赤字，采取更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增加政府债务。

利文斯顿在其《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援引了大量数据来表明经济的驱动者是消费者，而不是供给者，而且他很快就会出版一本名为《反对节约》（Against Thrift）的书来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4在这篇专栏文章中，他写道：

从1900年到2000年，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商品和服务产出）增幅超过了600%。在此期间，净商业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了70%。此外，在1900年，几乎所有的投资来自于私人部门，也就是说来自于企业，而不是政府部门，但到了2000年，大部分投资来自于政府支出（利用税收收入）或住宅投资（即消费者在购买住宅方面的支出，而不是企业在购买机器、设备和劳动力方面的支出）。5

利文斯顿还写道，企业投资非但不是经济的动力之源，反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风险之源：

因此，企业赢利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它们只不过是企业不断积累起来的盈余资本，随时准备把自己的盈余资本投入到国际国内的投机市场。20世纪20年代，投机资本吹大了股市泡沫，后来引起了大萧条。自从里根改革之后，这些多余的赢利便助长了公司并购浪潮，推动了互联网泡沫，为避险基金、证券化投资工具等影子银行体系提供了资金来源，导致了全球性的货币危机，吹大了楼市泡沫……

消费者支出不仅仅在短期内是经济复兴的关键，而且长期而言也是实现均衡增长的必要条件……为了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消费者要减少储蓄，增加支出。6

利文斯顿这种观点可能大体上与凯恩斯主义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其对节约悖论的阐述并没有偏离凯恩斯的观点。他曾经在“二战”时期供职于英国财政部，也曾经加入英国知识分子团体—布卢姆斯伯里团体（the Bloomsbury Group）。他在财政部工作期间，由于做事雷厉风行而广为人知，在英国是一位传奇人物。他写道：“尽管一个人的储蓄不太可能对自己的收入有重要影响，但其消费量会构成别人的收入，进而消除了经济体内所有人同时储蓄某一金额的情况。” 每当有人试图通过减少消费增加储蓄时，都将会影响收入，这种做法最终必然失败。”凯恩斯本人曾经提到过几个例子来支持这个观点，其中包括18世纪早期出现的一本用讽刺性散文诗体写成的书—《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The Fable of the Bees—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 ts）。这本书的副标题可谓是简洁凝练却又一针见血。

由于经济学家们竭力从失衡现象中寻找均衡，从失序现象中寻找秩序，所以，他们忽视供给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创建了一个均质的凯恩斯主义支出模型，但他们错了。马克·史库森是一位经济学家，也是一位投资家，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后裔，这一点令他非常引以为豪。他同时也是一位节俭的基督徒。根据他长达数十年的记录和研究，在一个经济体内，消费者支出在实际支出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绝不是70%。它应该是“终端产品”（fi nal products）支出的70%。这里所谓的终端产品，就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说的“消费品”，而消费品只代表当前流通的产品，要获得消费品，需要在长时间内完成多个阶段的生产活动。史库森的模型就巧妙地将这些阶段纳入了研究范围。7

在利文斯顿看来，资本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之所以下降，其实是因为资本生产率（productivity of capital）得到了大幅提升。所谓资本生产率，一般指一年内单位资本存量创造的产出，产出越多，投资效率越高。所以，当资本生产率提升时，每一美元的投资产生了更大的收益。资本毕竟不仅仅是“支出流”（fl ow of spending），它还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生产要素投入结构。投资者的融资成本越低，他的企业就越好，经济体就会越高效、越繁荣。比如，事实证明，在航空运输业和钢铁业，与投入更多的飞机或兴建更多的钢厂相比，计算机能够利用较少的支出催生更大的增长。计算机的使用提高了资本生产力，反映出资本正在通过信息和创新获得新的生命力。

根据史库森的计算，美国经济内的总支出是官方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的两倍以上。他用国内支出总值（GDE, gross domestic expenditures）来表示国内总支出带来的价值。消费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左右，而商业投资（包括对中间产品的投资）所占比重则超过了50%。8

史库森指出，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在月度报告中甚至没有将零售额列为一个主要经济指标。该联合会的主要经济指标包括：制造商的新订单、建筑许可、平均每周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平均每周制造业工时、实际货币供应量、股价、收益率曲线、非国防资本商品新订单、供应商表现指标以及消费者预期指数。所有这些指标，即便是消费者预期指数，反映的都是早期阶段的生产与商业活动，而不是消费情况。

消费者信心指数的编制者们会问消费者一些关于商业环境和投资计划的问题，不是关于短期消费的问题。比如，他们会问到下面这些问题：你认为目前找工作是容易、不太容易，还是很难呢？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你打算买新的或二手的汽车、房子、大家电（包括所有具有投资属性的耐用消费品）吗？你计划在国内或国外度假吗？显然没有任何涉及食品、服装、娱乐和其他短期消费的问题，因为这些短期消费基本上非常稳定，每个月几乎都没有什么变化。

创新业务和明智投资是经济和股市的驱动力。为了预见未来，需要忽视消费者（如果消费者是更重要的生产者，则属例外），并分析生产计划、企业利润、生产力和风险资本。(www.daowen.com)

凯恩斯更关注现实世界的走向。他曾经说过，现实中的人不要被逝去的经济学家的理论束缚住了手脚。消费代表着历史，投资代表着现实世界的走向。如果我们过于关注消费，而忽视了对投资的分析，那就相当于被逝去的经济学家束缚住了手脚。这种情况下所指的就是凯恩斯本人的观点，因为凯恩斯并不主张储蓄，认为我们在进行经济分析时应该多关注消费者的消费情况，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减少储蓄，刺激消费者需求，以便维持经济繁荣。然而，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最近开展的一项研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便在短期内，储蓄也能产生影响，如果当前季度储蓄率升高，那么对当前这个季度和未来几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具有一定的影响。9储蓄反映了经济体内的赢利情况，属于一种积极向上的熵。储蓄的增加通常是出现了意外现金流的结果，通常意味着经济繁荣程度有所提升。消费者的储蓄意愿表明他们对未来产品与服务的偏好超过了对当前产品和服务的偏好。如果消费者的储蓄意愿在今天得到了满足，那么他们就为明天的消费提供了资源。储蓄具有促进投资和延迟需求的双重作用。因此难怪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得出结论认为，“一般来讲，与个人储蓄率下降相比，个人储蓄率的上升更容易促使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10

为了回应利文斯顿在《纽约时报》上对节约的攻击，史库森如是写道：

消费者支出、储蓄和投资，哪个能驱动经济呢？A国自1980年以来（名义）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60%上升到75%，个人储蓄率从12%降至4%。B国自1980年以来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52%降至36%，个人储蓄率从34%上升到53%。A国是美国，B国是中国。我想知道的是，到底哪一个国家的经济在过去30年里增长更快呢？11

史库森选择把中国和美国作为研究的焦点。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可以把中美两国视为一个经济实体，因为中国受益于美国的消费。史库森用简明扼要的文字对“节约悖论”这个概念进行了权威性的阐述，引用了一些不符合节俭的例子。除了引用中国的案例之外，他还引用了新加坡、德国、瑞士、韩国和巴西的案例。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通常都具有很高的储蓄率。

储蓄能够对经济运行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储蓄率的提高有利于降低消费者对当前产品的偏好，生产者可以利用这些储蓄去从事新产品或新服务的研发，而消费者也可以利用固有的储蓄购买未来的产品。储蓄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做好了准备。在一个充斥着浮躁气息的世界中，储蓄可以缓解冲动消费对经济体造成的负面作用。史库森还指出，即便在经济萧条时期，储蓄也会产生积极的作用。他认为实行紧缩、摆脱个人消费债务、出售资产、削减成本以及增加储蓄可以让一个国家开始复苏之路。在大萧条时期，如果出现消费热潮，就会减少更加萧条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濒临破产者能够获取的资金数量，最终只会让经济形势变得更糟。12

史库森长期以来对节约悖论的批判是有道理的，许多国家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都证明了他的观点。但并非每一个人都读到了他的书。我的朋友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最近几年写了两本关于经济危机的书，而他就没有读过史库森对节约悖论的批判，以至于站到了克鲁格曼一边，对供给学派经济学提出了猛烈批判。在凯恩斯之后，波斯纳和克鲁格曼都试图削弱供给学派经济理论的根基—萨伊定律，虽然他们都主观性地认为这个基础是可以被削弱的，但在供给学派的真理性面前，他们的批判显得那么的软弱无力。

萨伊定律得名自19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经济学家、企业家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对于萨伊定律的深刻内涵，凯恩斯简单地解读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虽然这是对萨伊定律最常见的解读方式，但如果因此误以为所有商品从生产环节进入流通环节之后，一定能够创造出自己的需求并销售出去，就陷入了一种思维误区。凯恩斯对萨伊定律的反驳显得含糊不清。半个世纪之后，波斯纳、克鲁格曼以及其他凯恩斯主义者前赴后继，对萨伊定律进行了一遍又一遍的反驳。波斯纳甚至曾经郑重地宣布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经济危机终于成功驳斥了萨伊定律。从表面上看，波斯纳利用经济危机来反驳萨伊定律，似乎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经济危机似乎给他的反驳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如同克鲁格曼一样，波斯纳也认为，如果萨伊定律真有效，那么在经济大环境中，无论一个商品的供给水平如何，市场总会出现足够的需求将其消化掉，就不会出现经济萧条现象。所以，波斯纳认为，2008年那场危机的出现就印证了萨伊定律的失效。

波斯纳认为，人民储蓄增加，而政府赤字攀升，结果公共储蓄与个人储蓄加在一起，就出现了负储蓄现象，这种现象驳斥了萨伊定律，佐证了凯恩斯主义。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在凯恩斯主义的引导下，政府一再鼓励人们超前消费，以至于导致储蓄水平为负，私人投资水平为负，家庭负债与可支配收入比达到了不可思议的水平（一度高达1.25∶1，近年来略有下降），政府大规模发行债券。这些现象表明，我们正在鼓动消费者开始新的消费狂欢。13

波斯纳和克鲁格曼信心十足地批驳萨伊定律时，指出其基于“循环流程”（circular fl ow）的分析模型不合理。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萨伊本人是法国“重农主义者”，所以萨伊根据农业领域提出的循环流程是农产品的服务流程，肯定不同于资本市场的循环流程。萨伊定律植根于微观经济学领域，认为货币仅仅是流通的媒介，在以产品换钱、钱换产品的两道交换过程中，货币只是在一瞬间起作用，商品的买和卖不会脱节。正如萨伊本人所说的那样，“当交易最后结束时，我们将发觉交易总是以一种货物交换另一种货物。”

萨伊知道，有时候，一个经济体会把太多的资源用于制造一些不必要的商品，而用于制造急需商品的资源却少之又少（这种情况通常是迫于政治压力）。用当前的一些例子来讲，这些不必要的产品包括政府补贴性住房、风车、糖和乙醇，而那些急需商品包括石油、天然气和核能。萨伊清楚地知道，这类资源配置不当的情况会导致经济衰退，但他认为经济基础是商品的生产，并特别强调地指出：“仅仅鼓励消费对商业没有任何好处；难处在增加供给，而不是消费刺激欲望。”14

波斯纳和克鲁格曼把适用于微观经济领域的萨伊定律拿过来，将其应用于宏观经济领域虚构的循环流程中。在宏观经济的循环流程中，每一个流程的产出都是下一个流程的投入。所有宏观经济循环流程都以下面三个条件作为假定：

1.投入要素（即前端生产消费链的产出）的价值保持不变。比如，索林卓公司（Solyndra）在生产太阳能电池的过程中需要使用纯硅锭和工程技术，转变为产出（即圆柱形的太阳能电池板）之后，纯硅锭和工程技术的价值保持不变。

2.投入要素的价值独立于投入者及其技能，也就是说，信息和知识体现在产品里。换句话说，资本只是支出，与资本家无关，与资本家采用的有创造性的资本货物也无关。凯恩斯主义的假设是，储蓄和投资只是消费能力的流动，而不是企业家获取的知识、新闻、数据和设计的流动。

3.政府支出的价值与个人支出的价值具有可比性，都是根据其成本来衡量的，都反映了人们自愿支付的价格。15

这个宏观经济领域的循环流程就相当于一个具有无限信道的通信系统，但没有信源、噪声、内存、冗余和信息。如果消息在一个节点上被转移出去了，这样的通信系统必然会失败。关于这些假定，克鲁格曼和波斯纳有一点是正确的，即他们担心一些产出被储蓄起来之后不会作为投入要素用于再投资或用于消费，而是被用于储蓄，或者被浪费掉。

但这个循环流程忽视了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信息和知识。资本家、投资者和管理者掌握的技能和知识存在很大区别。经济运行的通道中难免存在一些负面因素，比如机械摩擦、误差、损耗、折旧、资本过剩等。目前，全球各地的企业都纷纷投入大量资源建设企业总部、没有必要的工厂、无用的太阳能装置、专营企业网络、豪华的超级计算机设施等，这些项目不仅不会产生赢利，而且还会缴纳过多的利润税。

投入要素的价值会遭到一些噪声的干扰而出现退化现象。然而，这些障碍并不能阻碍经济增长。虽然很多管理者会在政府补贴政策的引导下浪费掉一些资源，但仍然有很多具有创造性的企业家能够使资本得到高效的利用，从而带来令人惊异的成就。比如，虽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索林卓公司之类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企业和大量风力发电企业浪费了数十亿美元，但宾夕法尼亚州和北达科他州投入了数亿美元，用于天然气水力压裂技术实验，这种实验能够带来数万亿立方米、价值高达数千亿美元的新资产。

得克萨斯州南部的格雷格·罗伯逊（Gregg Robertson）的故事也是有效利用资本的典范。他的故事曾经登上了《福布斯》杂志。在一座足有三个足球场那么大的仓库中，他发现这个仓库的地板上经常布满粉尘。早在1952年，也就是罗伯逊出生的5年前，菲利普斯石油公司的钻头就从海床上发现了6 600万年前的沉积物，并将其带到了地面上。之后两代人的时间里，得克萨斯州南部油田企业一直没有停止过石油勘探事业。作为土生土长的得克萨斯州人，罗伯逊在石油钻探方面掌握了第一手的知识。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断定那片土地下面可能蕴藏着石油资源。2008年，他从菲利普斯石油公司在拉萨尔县的油井中提取出了一些页岩样品，然后送检，检验结果显示当地的确具有巨大的页岩气开发潜力。到2012年，得克萨斯州的页岩气产业实现了繁荣发展，给美国带来了质量最好的“致密油”（tight oil）。致密油是一种从页岩构造中提取的轻质原油，属于非常规石油资源，有低密度的特点。人们一度认为页岩构造是无法产出石油的，但现在如火如荼的页岩气开采活动将沉睡的村庄转变成了繁荣的城市，将贫穷的牧民转变成了百万富翁，为得克萨斯州南部数千万人创造了无数机遇。

史蒂夫·特拉梅尔（Steve Trammel）是非常规油气勘探业务的一位专家，供职于IHS公司（一家能源信息和咨询企业）。他表示：“人们正在根据这个案例来了解世界各地的页岩气开发潜力。在世界范围内，这类致密油的产量可能多达5 000亿桶。”16

格雷格·罗伯逊这类人对资本的有效利用弥补了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虚假的“投资”造成的浪费、扭曲和破坏。这些所谓的投资并没有产生什么价值，以至于无意之间就变成了某种形式的消费。大多数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都不符合克鲁格曼和波斯纳的理论模型，因为那些能够带来商业变革的人物，几乎都没有利用多少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企业家是自己的救世主，他利用的是自己。他最重要的资本是自己。我们所说的智力资本通常也是信息和道德资本，企业家的道德包括勤奋、良好的判断力、丰富的想象力、善于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需求等。

现代市场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秘诀却是将资本与投资者实现了有效的结合。如果脱离了投资者，资本就无用武之地。为了创造财富，必须创造合适的条件，让知识发挥力量。即便那些资本充裕的大企业也不例外，因为如果没有投资者去有效利用这些资本，那么这些企业往往会迅速地走向衰落和破产。

投入要素和投入者相结合会产生强大的力量，这一点在企业家身上可能比在金融资本家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企业家的利润并不是由投入到产出的简单转换过程。企业家的利润之所以能够给人带来惊异，是因为他们的产出多于投入。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利润本身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我们是从会计角度去衡量利润的，产出多于投入就产生了会计学上的利润。但企业家的本质和作用是为企业注入“信息资本”，这些信息从来不会体现到会计报表上，因此往往是无法衡量的，直到创新者退休或死亡，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2]来审视企业创新环境时才能体现出来。

企业家是创新者，他们提供的资本就是无法从会计角度计量的创新。在一个自由的经济体中，存在大量的创新，创新带来的成就可以弥补资源浪费导致的损失。事实上，正是得益于企业家的信息和能量，经济资源循环流动的过程才不至于陷入死气沉沉的地步。

如果我们认为经济资源的循环流动过程看起来很健康，那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个过程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补充，即虽然存在多种浪费情况，但企业家的创新才能带来的成就弥补了资源浪费带来的损失。资源浪费在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正常的，但在我们当前这个时代却尤其严重，以至于最后演变成了一场危机。只有借助新信息和新知识，才能持续弥补由此导致的损失，才能实现经济的振兴。

【注释】

[1]根据凯恩斯主义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消费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动，储蓄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但根据储蓄变动引起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的理论，增加储蓄会减少国民收入，使经济衰退，而减少储蓄会增加国民收入，使经济繁荣，这种矛盾被称为“节约悖论”。—译者注）

[2]艾萨克森于2011年为史蒂夫·乔布斯写下了《史蒂夫·乔布斯传》，风靡全球。本书中文简体版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