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的一个核心缺陷就是无法解释人均收入规模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增长情况。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自从1800年以来，世界人口增长了6倍。^[1]人口总量的大幅增加应该弱化人均收入的增长态势。然而，传统的经济指标却表明从1800年到2012年这212年之间，世界人均收入大约上升了16倍，这就意味着世界产出的绝对量增加了118倍。而这只是传统经济学缺陷的冰山一角。

当前在经济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增长模型是由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设计出来的。他认为除了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之外，还有一些剩余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带来的产出的增长。这个理论被称为“索洛剩余”（Solow Residual）。根据这一模型来衡量，经济增长的80%都来自于剩余要素的贡献。1换言之，虽然从1800年到2012年之间世界产出的绝对量增加了118倍，但经济学家似乎只能解释20%的增长。

很多经济学家显然因他们这个学科的影响范围日渐缩小而感到沮丧，于是他们便开始指责经济增长。一些人指责工业化导致工人陷入了悲惨的处境，另一些人宣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还赶不上对环境的破坏。从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Thomas Robert Malthus）到罗马俱乐部为了描述人类困境而发布的《增长的极限》报告，从杀虫剂滴滴涕（DDT）、剧毒物质多氯联苯（PCB）到获取天然气的水力压裂法，从持续发作的化学恐惧症到民众恐慌，都贬低了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反对全球变暖的狂热运动只是经济繁荣最新引起的后遗症。

当这些令人沮丧的主题没有达到贬低经济增长的目标时，从斯密到萨缪尔森、从李嘉图到加尔布雷思等著名经济学家又把经济增长描绘成了经济通向“静止状态”过程中的一种不正常状态。经济学家们所谓的静止状态，就是经济停止增长的状态。目前仍然有经济学家坚持这种观点。来自美国西北大学的杰出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最近着实让其听众震惊了一番，因为他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发表了一篇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章，宣称经济增长不过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特殊事件，现在这个事件已经结束了。2他指出了给我们带来厄运的六大不利因素，其中包括衰落的工业和信息革命，并且指出人类将会遭遇的“气候变化”带来的恶果。他的这一结论把经济增长定性为人类事物中一个稀奇的、临时的异常现象，所以似乎为经济学无法解释经济增长解了围。

在2006年出版的《知识与国家财富》（Knowledge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书中，杰出的经济记者戴维·沃什（David Warsh）大胆地否定了罗伯特·戈登提出的这个经久不衰的论调，3并指出了一个相反的趋势，即经济学家们根据知识的作用去认识经济增长。与土地、劳动力和资源不同的是，知识没有明显的增长极限。他提出的一些证据表明，现代市场经济的增长实际上比传统数据的记录高出1 000倍。

根据知识的作用去解释经济增长是一种具有启蒙意义的观点。然而，在这个观点出现之前，经济学家们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根据沃什的报道，自从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国富论》一书之后，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了漫长的理论探索之路，这条路上充满了愚昧和曲折，以至于导致经济学家们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自己必须解释哪些现象，不知道企业家的创造力和知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

正如奥黛丽·赫本在《盲女惊魂记》中饰演的那位盲女出乎意料地被一名杀手跟踪一样，我们不知道这些经济学家们在探索之路上会遇到什么出其不意的事情。他们会一夜之间发现突破性的发明成果、创新成果或学习的作用吗？他们除了探索出马克思主义、供给曲线、环境破坏之外，还会探索出什么？他们待在地下室里除了计算出投资收益率会逐渐下滑之外，还能计算出什么？

然而，他们仍然坚持错误的研究方向，没有取得一点积极的进展。为了打破这种停滞不前的局面，沃什给我们介绍了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诺德豪斯最终找到了正确的研究方向，经济学研究开始迎来光明。在一篇题为“实际产出和实际工资反映了现实吗？”（Do Real Output and Real Wage Measures Capture Reality? ）的论文中，4他提出在长达50万年的时间里，从穴居人的篝火到照亮凡尔赛宫的蜡烛，一流明时（a lumen-hour）的光的劳动力成本下降了约75%。后来，从1711年到1750年，英国政府实行了一些不利于照明行业发展的政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窗户税和蜡烛税。这两种税将照明成本提高了30%。在工业革命前夕，恰恰也是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提出其经济理论之际，英国处在“一个黑暗的时代”，经济停滞，谁也无法展望到经济进步的可能性。

税收如何产生黑暗时代呢？传统经济学给出了一个答案，而且这个答案是没有错的：政府对一件商品征税时，你的购买数量就会减少。当政府对蜡烛征税时，黑暗就会降临。这是来之不易的智慧，甚至连戴维·沃什之类思维缜密的思想家们也常常忘记这一点。学习曲线可能给出更加深刻的解释：蜡烛税会提高蜡烛成本，减少蜡烛销量，从而阻碍蜡烛制造技术的创新和蜡烛价格的降低。

然而，随后发生的事情却让这些明智的结论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虽然后来政府取消蜡烛税，并且对蜡烛生产者采取了一些明智的激励措施，但蜡烛行业并没有取得大发展，更没有驱散黑暗。

实际上，在19世纪，随着英国越来越重视技术创新和全球贸易，一切都改变了。照明的劳动成本大幅下降，煤气灯的照明成本只有蜡烛照明的1/10，而煤油灯的照明成本只有煤气灯的1/10。转向煤油等化石燃料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还产生了显著的环保效应，其中一点就是煤油拯救了鲸鱼。^[2]19世纪80年代，电力的出现导致照明成本下降了上千倍。换句话说，人类历史上最惊人的财富积累时代已经到来，电力照明的成本下降到了微不足道的水平，供给量也提高了上百万倍。这个财富积累过程是通过发明与创新实现的，而在传统经济学中，这两个词却没有占据什么重要的地位，因此，从传统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们是无法理解这个过程的。没有任何一个经济效用模式可以解释它。经济学只有关注人类自身的创造力，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光照资源的供给会突然间这么丰富。

经济学本应该关注企业家精神，关注创造力，关注如何利用突然爆发出来的新信息去打破固有的平衡，但实际上为什么不是这样呢？一个原因就在于经济学家们自己都错过了技术革命。经济学家们过于依赖存在缺陷的定价方法，所以不能准确衡量新式照明技术的成本效益，一直在黑暗中摸索，从而导致自己的关注点偏离了正轨，所以他们抱怨英国国债规模增速太快，于1820年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50%，并谴责资本家把劳苦的工人置于一种“黑暗的、撒旦式的作坊”之中。他们重点关注的是货币价格，而不是实际劳动成本，也就是工人要购买光照需要工作多少个小时。他们的思维停留在了负债上，而不是资产上，所以经济学家几乎完全没有想到用学习曲线这个非常好的工具去分析经济增长数据。诺德豪斯的研究结果表明，在19世纪，照明成本一路下跌，19世纪末期的成本只有1800年的0.1%。这一现象比摩尔定律提出的时间还要早。根据摩尔定律来判断，芯片每隔18个月就能使计算机的成本效益翻一倍。

沃什惊呼道：“传统的计算方法跟实际情况差了三个数量级或1 000倍。”5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或许我们可以给出这样一个愤世嫉俗的解释：企业家的知识以不可预期的方式分布在每一个自由经济体中，经济学家们否定企业家的作用，有利于维护国王、官僚、政客的权威，有利于让这些人物更加重视经济学的作用。（对于这个解释，沃什是不赞成的。）需求学派在分析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时往往会漏掉最重要的一点，即技术革命，过于关注政府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和政府主导下的再分配过程容易催生“零和思维”。

正如诺德豪斯总结的那样，经济学家往往忽视了经济领域内无处不在，而且具有指导作用的学习曲线，他们采用的价格衡量指标没有把技术革命的作用考虑进去。诺德豪斯承认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都是由企业家和科学创造力驱动的。(www.daowen.com)

诺德豪斯写上述这番话的时间是1993年。现在，20多年过去了，他所预测的“经济增长和创新将会面临极限”或许已经变成了现实。这方面的极限只是物理意义上的极限，我们可以转而采用信息论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罗伯特·戈登宣称信息技术创新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已经远远低于先前的科技突破（比如煤油照明），但信息论的作用远远超出了计算机和网络设备（计算机和网络设备只是信息论最明显的应用领域），对经济增长产生着基础性的推动作用。

在信息论中，之前的学习会催生出很多“新枝”。因为这些新枝的产生依赖于之前的学习，而且能够带来令人惊异的信息，具有一定的熵值，所以被称为“条件熵”（conditional entropy）。比如，要实现从鲸油到煤油的转变，就需要发明一套几乎全新的照明系统。条件熵代表着一定程度的惊异，取决于历史经验的积累，这种条件熵体现在行业标准和基础设施方面。比如，马萨诸塞州贝德福德市的码头以及得克萨斯州的“纺锤顶”（Spindletop）高产油田的钻井平台就体现了煤油经济的兴起给人们带来的惊异。煤油时代的兴起离不开鲸油时代形成的技术，包括油品精炼流程和照明技术所需的知识。这两种燃料对于降低照明成本的作用就能体现出学习曲线的意义，每次出现新技术，物理熵和信息熵都会双双下降。

诺德豪斯在《实际产出和实际工资反映了现实吗？》这篇论文伊始曾经讲述过一个穴居人的案例。由于天气状况和自身需求都存在不确定性，他找来了大量木材，然后把木材劈开，储存在他的洞穴里，晚上吃饭时生火照明。他在每一个阶段都会失去体能，这些体能就是物理熵的一种体现。他的周围生活着剑齿虎和其他肉食动物，给他的存在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就是信息熵的表现。由于一切事情都是不确定的，所以他需要不停地劳作，以至于浪费了大量的食物、燃料、热量和光。

在学习曲线的作用下，照明技术的不确定性会逐渐降低，最后终于迎来了一个最重要的变革：LED（发光二极管）的出现。LED能够在一瞬间照亮整个房间，消耗的物理熵减少到了穴居时代的数百万分之一。制造缝衣针的工厂现在也开始生产LED了，在每一个制造流程中，人们都会通过学习来积累经验，经验的积累会进一步消除不确定性和能源损耗，更好地掌握照明技术，减少这种技术在信息和物理方面给人们带来的惊异，也就是降低LED信息熵和物理熵。

到2013年初，我们的照明技术又迎来了一个重大变革—硅基LED。这种LED体现了摩尔定律的作用。正如《福布斯》杂志旧金山地区负责人埃里克·萨维茨（Eric Savitz）和普瑞光电公司（Bridgelux）的比尔·沃特金斯（Bill Watkins）所报道的那样：“照明器材不仅仅局限于脆弱而笨重的灯泡，设计风格方面将会出现革命性的变化。你将看到一些体积小、外观优美且坚固耐用的灯具，有些灯具甚至能够嵌入楼梯和橱柜。家里的灯具将会进行编程处理，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调节，使其发出各种颜色的光。”6经过信息化处理的LED可以和硅晶体管结合起来，能够探测到人和物体的移动，能够预测总共需要多少维护费，能弄清楚一个房间里有多少人，并根据人数调整亮度。在我们熟知的摩尔定律的作用下，灯具会变得越来越小，光传输速度越来越快，照明成本越来越低，功能也越来越强。

白光LED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商业化生产了，现在这类二极管的数量已达到了数十亿个。这种LED需要采用蓝宝石基板，基板上涂有一层薄薄的透明材料，这种材料是氮化镓，它能将电子转化为光子，也就是说将电能转化为光能。根据沃特金斯的报告，千流明（即1 000流明）光的成本在2000年是302美元，到2011年就降到了7美元。2000年，LED的发光效率是每瓦15流明，到2011年增加到了每瓦160流明，但由于需要使用昂贵的蓝宝石基板，所以影响了其普遍推广，一般应用于笔记本电脑等相对高端的设备上。

为了降低LED成本，沃特金斯宣布向硅基氮化镓技术进军。所谓硅基氮化镓，就是把氮化镓这种材料涂抹在传统的硅片上。沃特金斯的普瑞光电公司找到了一个办法。东芝公司和其他公司正在研究类似的概念。目前LED产业大多以尺寸为2英寸或4英寸的蓝宝石基板为主，如果从蓝宝石基板过渡到硅基板，那么基板的尺寸可以扩展到8英寸，至少可节省75%的原料成本，基板的表面面积也能从12.56平方英寸扩展到50多平方英寸。因为处理2英寸蓝宝石基板与处理8英寸硅基板所需的成本大抵相当，所以采用硅基板将会大大扩大企业的产能，降低基板的单位成本。因此，诺德豪斯在降低照明成本方面谱写了历史的传奇。

然而，传统经济学的世界里仍然没有充分重视学习、熵与增长的作用。在20世纪，传统经济学更加注重数学手段的运用，但仍然无法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说的那样：“经济学是沿着数学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进，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就相当于在最明亮的街灯下寻找丢失的钱包，以至于导致整个大陆（比如非洲）陷入了黑暗之中，导致无数企业家都走上了错误的发展道路。^[3]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学家们都是聚拢在三四个主要的、图腾式的“光源”周围，形成了自己的“阵营”。这些“光源”包括亚当·斯密（提出了魔法般的“市场自发调节”理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了神奇的“需求自动创造供给”理论）、肯尼斯·阿罗及其追随者（在假定社会产品大体不变的前提下发明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增长模型）。与此同时，哈耶克和萨缪尔森为瓦尔拉斯和马歇尔的自发秩序和平衡进行辩护。

弄明白传统经济学存在的这些错误之后，我们才有可能迎来新的光明。

【注释】

[1]1800年，世界人口约为10亿，2013年世界人口约为70亿。—译者注

[2]从前，鲸油是一种重要的照明原料，导致人类大肆捕杀鲸鱼。—译者注

[3]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个经济学家在路灯下找钱包，一个路人问：“你的钥匙掉在了哪里？”经济学家说：“在地下室里。”路人问：“那你为什么要在路灯下找钥匙呢？”经济学家说：“因为这里才有亮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