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财富和贫困》一书出版之后不久，我接到一个男子的电话。他说话时带有浓重的美国中南部口音。听口音，他似乎来自田纳西州的农村地区，而且似乎长年累月地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口吻对美国企业高管讲话。这个男子名叫威廉·贝恩（William Bain）。他说：“大家都叫我比尔。”他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公司，但我从未听说过他，也没听说过他的公司，那是一家位于波士顿的咨询公司，雄心勃勃地从事风险投资方面的生意。我很快开始也用“比尔”来称呼他，并仔细地听他说。

他邀请我为他的贝恩公司^[1]合伙人团队讲讲课。他一再强调说只是想跟我交流一些关于供给学派的想法，并对我说：“我们已经做了一些研究，结果表明供给学派经济理论的普遍性和力量可能超出了你的想象。”

我不习惯别人说我低估了供给学派经济理论的力量，所以比尔说的话吸引了我。在比尔之后，我又讲了几百次课，参加了数十次辩论，接触的人物包括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他原是哈佛大学教授，曾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出任劳工部部长，现在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戈尔德曼国家政策学院当教授；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杰出教授，也是一位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以及身高两米有余、为高税收政策辩护的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我的出场费甚至增加到了令人吃惊的六位数（我最初是在英国剑桥为一家德国银行讲课时达到这个标准的）。当时，供给学派可谓非常热门。但自从我在贝恩公司进行了那次谈话之后，我开设的每一个讲座、出版的每一本书都带有这次对话的印记。我从贝恩公司学到了很多，比在其他任何一次讲课或对话中学到的都多，而且说实话，比我在哈佛大学四年里学到的还要多。在哈佛大学那四年里，除了参加加尔布雷思的一个讲座之外，我几乎没有接触到多少经济学方面的知识，而且即便那次讲座也让我很不满意，因为加尔布雷思在那个讲座上只是逐字逐句地读他的畅销书。

我究竟从贝恩那里有什么收获呢？那就是我了解到了学习与信息在经济学中的关键角色。我在贝恩公司上的那一堂关于信息经济学的课对我非常有启发意义，转变了我的思维，直到30年之后，我才有机会全神贯注地研读克劳德·香农的著作。根据贝恩公司在信息经济学方面的实践经验，原先供给学派经济理论那种“刺激—反应激励机制”被替代，取而代之的是三个微观的经济支柱，这三个支柱分别是学习、信息和企业家才能带来的惊异。

我为贝恩公司合伙人团队开设讲座的地点是波士顿欧尼帕克豪斯酒店（Omni Parker House）。这个酒店的对面就是波士顿最古老的墓地—国王教堂墓地（King’s Chapel Cemetery），会议厅有一个非常豪华的枝形吊灯。我记得那次讲座的听众可能不少于100人，听众都是西装革履的。在人群中，有两个人最引人瞩目，一个是贝恩本人，他是一位干净利落的年轻人，一头金色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另一个是位以色列女性，名叫奥里特·加迪什（Orit Gadiesh），那次讲座之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她就荣升为贝恩公司的董事长。但贝恩似乎更加迫切地希望把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介绍给我。

时至今日，我仍然非常清楚地记得贝恩向我介绍罗姆尼时的情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和罗姆尼的父亲乔治·罗姆尼（George Romney）在1966年到1967年之间有过一段惨淡的共事经历。当时，他的父亲担任密歇根州州长，有意参加美国总统选举，我为他写了一本名为“使命与梦想”的竞选册子，但后来一直没有发表。我在此之前也曾经为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写过讲话稿，洛克菲勒患有诵读障碍症，他会给撰稿人支付高额的版税，而乔治·罗姆尼则没有给我提供任何版税，在他看来，我写的那本竞选册子就像“纳什漫步者”^[2]的操作手册一样，没有多大价值，以至于最后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最后，我在密歇根州首府兰辛市的那段经历让我深切体会到，即便你经历了人生中最糟糕的时光，也未必完全是坏事，这段时光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有益的启发。后来，作为网络时代的一位商人，我又感觉到即便你经历了快乐的时光，也未必完全是好事，因为那有可能酝酿着灾难性的后果。

由于乔治·罗姆尼竞选失败后没有支付我费用，我一度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甚至陷入了非常落魄的境地，别说与密歇根州的姑娘约会了，就连吃饭也成了问题，我不得不买一些廉价食品塞进冰箱里，即使放久了知道可能已经变质，我仍然会从冰箱里取出来聊以度日。当时，我跟洛克菲勒家族仅有的联系就是戴维·洛克菲勒的女儿佩吉曾经借给我一辆白色的普利茅斯牌汽车，但我跟洛克菲勒家族的这点儿联系并没有给我的悲惨处境带来任何改善。曾有一次，我把车停在了罗姆尼办公室前面的那条大街上，由于没有停对地方，被警察贴了罚单。我一时疏忽，没有按时交罚金，结果导致密歇根州两名神情严肃的警察一路把罚单送到了纽约洛克菲勒广场5600号。那两位警察简直太尽职尽责了，他们直接跑到戴维·洛克菲勒的办公室去收钱，毫不知情的戴维一脸迷茫。这个事情之后，我和东部权势集团^[3]以及罗姆尼的关系冷却到了有史以来的冰点。

然而，《使命与梦想》这个小册子的研究和主题却为《财富与贫穷》一书奠定了基本框架。我在写《使命与梦想》期间，租住在密歇根州首府兰辛市的一家汽车旅馆，在那些黯淡的岁月里，我一个人形单影只，跟那位名义上的作者—乔治·罗姆尼偶尔有一些沟通，他每次过来都会带着一群保镖，似乎要保护自己免受格罗斯角鬼怪^[4]的纠缠一样。正因为乔治·罗姆尼没有给我支付《使命与梦想》的稿酬，所以我对这本册子仍然享有完整的支配权。大概10年之后，我在原稿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就成了后来众所周知的《财富与贫穷》，完善的速度非常快，如果一切重新做起，肯定不会这么快就做完。这本书出版后受到了读者大众的热烈欢迎，被视为供给学派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得到了里根总统的青睐。在世的作家之中，我的作品被里根总统引用的次数最多。

时至今日，我仍然清楚地记得米特·罗姆尼和欧尼帕克豪斯酒店，因为米特相貌俊朗，自信满满，魅力十足，我当时就评价说他比他的父亲更令人印象深刻。他拥有哈佛大学商学院和法学院的学位，在波士顿竞争异常激烈的咨询领域中，他是一位冉冉升起的新秀。更加重要的是，我认为，作为摩门教学校的一名毕业生，他曾经前往法国波尔多市传播摩门教粗茶淡饭的生活方式，体现了摩门教徒吃苦耐劳的精神。^[5]在波尔多市传道期间，他驾车外出期间与当地一名天主教牧师驾驶的汽车迎面相撞，险些丧命，后来被抢救过来，但与他同行的那位传道会会长的妻子却被这场车祸夺走了生命。1

贝恩公司的一个特色在于其咨询顾问们个个才华横溢，堪称本公司的顶梁柱。他们一心想着做到首席执行官的位置，都不愿意踏踏实实地地从基层做起。贝恩公司的客户基本上都是公司高管，很多高管都是出了名的专横傲慢，而这些有能力、有胆识的年轻人往往能在生死攸关的大事上给这些高管们提供建议。1981年，我在波士顿欧尼帕克豪斯酒店给贝恩公司的合伙人开讲座时，在场的年轻人都非常优秀。当时，在他们中间，米特·罗姆尼的优势已经很明显了。

对于我和他父亲乔治·罗姆尼之间的关系，米特似乎不是很感兴趣。我的感觉是我在兰辛市住的时间似乎比他还要久。平心而论，抛开我在兰辛市的遭遇不说，我对乔治·罗姆尼这个人还是很尊敬、很欣赏的，他每天早上5点就起床，打一轮高尔夫，只用三个球，击一杆就亲自跑过去捡球。他身材伟岸，是一位极富灵感和感召力的企业家，曾经担任过美国汽车公司的董事长和总裁。对于米特·罗姆尼来说，乔治·罗姆尼不失为一位模范父亲；但我最后发现他很容易被洗脑，很容易被自由主义的经济观念蒙蔽了思想。

乔治·罗姆尼坚持认同常春藤盟校那些经济学家的自由主义观点，而这却成了一个令他感到羞愧的选择。从老布什、小布什时期开始，一直到约翰·麦凯恩竞选总统之际，共和党人都认为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们在经济领域拥有至关重要的智慧，但这却成了共和党人的一大软肋，给他们带来了危险，因为总体来讲，这些经济学家们并不是如他们所想的那样有智慧。这些经济学家们过于关注静态的宏观经济数据，迷住了自己的双眼，看不到经济生活的真实情况。此外，他们过于关注负债问题，导致他们看不到自己的政策对经济资产价值的影响。他们用于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模型把一切要素都视为某种形式的支出去衡量，导致他们容易采取操纵经济的政策，采取强制性的财富再分配政策，这些政策不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和企业的发展。他们大肆渲染“净出口”这个支出类别，认为美元贬值是刺激疲软经济之策，以至于没有看到美元贬值会导致国家所有资产贬值的后果。

乔治·罗姆尼在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屈服了。他在担任密歇根州州长期间，政府支出规模十分庞大，他的一个巨大成就就是颁布了一部收入所得税改革法案。在尼克松政府时期，他担任美国城市与住房发展部部长，在经济自由主义的诱惑下，实行了一系列政府项目，但效果着实不敢恭维。1972年，美国联邦住宅管理局和美国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吉利美）在抵押债券上爆出了一桩丑闻，乔治·罗姆尼受到了一点儿牵连，甚至有人指责他是住房抵押贷款的始作俑者。这种抵押贷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拖垮了乔治·沃克·布什政府晚期的美国经济。

当米特·罗姆尼刚开始进入政治领域时，我希望他能超过他的父亲，成为一个在经济方面有主见的人，能够抵制住空泛的、没有号召力的“温情保守主义”（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共和党提出这套竞选理念的同时，民主党奥巴马提出了“希望与变革”的理念。事实表明，罗姆尼是没有主见的人。为了赢得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席位，为了与爱德华·肯尼迪同席而坐，他使出了浑身解数，甚至抛弃了他之前一贯坚持的原则，让我感觉十分惊恐。胜出之后，他竟然又否定了其共和党前辈里根的经济理念。事实上，里根在竞选总统期间曾经两次在马萨诸塞州大获全胜。

从表面上来看，罗姆尼不大可能成为保守主义的支持者。虽然他在马萨诸塞州时很容易做出政治妥协，但我知道他是一个能力十分突出的领导者，对供给学派经济学的把握比其他任何共和党人都要好。1984年，米特·罗姆尼和贝恩公司的其他两位合伙人共同创建了贝恩资本（Bain Capital）。此后，他卓越的管理技能在私募股权领域缔造了一段令人震惊的记录，虽然后来他的政治对手不遗余力地拿这段历史抨击他，但实际上都不能抹掉他的功劳。20世纪90年代初，贝恩资本的母公司—贝恩公司的创始人们试图套现，导致公司一度走上了错误的发展轨道，陷入了危机，最后米特·罗姆尼出面，采取了一些果敢、坚毅的手段拯救了母公司，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又增添了新的一笔。他采取的举措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将创始人的股权砍掉50%；大幅降低高管薪酬；裁员50%；制止了高盛公司和美国政府等债权方的干预。最后，他力挽狂澜，扭亏为盈，为他日后进入政界做了个很好的铺垫。他并不拿这些往事来吹嘘自己，但他可以说完美无缺地展示了非凡的危机管理才能。这种才能在他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中得到了多次体现。

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内就掀起了公司重组的浪潮，而米特·罗姆尼领导下的贝恩资本就是这场浪潮的先锋。之所以出现这场全国性的公司重组高潮，是因为美国在通胀高企的20世纪70年代实行了高税收的政策，企业为了避税而纷纷走上了并购之路，亏损企业和赢利企业合并之后，就能实现避税目的。这造就了很多集团和公司的规模一度过于膨胀。当时的流行语就是“要么并购，要么挥霍”。在高通胀、高税收的共同作用下，公司的实际收益可能荡然无存。企业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纷纷开始大肆增加支出，修建了很多全新的、富丽堂皇的总部，购买了喷气式飞机，大幅提高娱乐接待方面的预算，大型集团的下属企业往往各自为政，缺乏协调，导致企业总体上的运作效率非常低。经过这股大肆增加支出和并购的浪潮，美国公司股权的实际价值灾难性地下降了60%。

后来，为了应对高通胀，里根总统采用供给学派的经济理念，调整了之前的高税收政策，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采取了货币紧缩政策。在低通胀、低税收的新形势下，原来那些在并购浪潮中形成的大型企业集团无法进行高效的运作，不得不分拆重组，但这种做法遭到了内部人员的反对。罗姆尼是这场重组运动中的一位领导者，这极大地提高了美国企业的价值。

这段历史对于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因为在这次重组浪潮之后，美国在卡特时代之后再次在公司所得税税率改革、呼吁政府救助企业上走在了世界前列。独立经营的企业挣扎度日，美国出现了熟练劳动力和净资本流出的现象，美国资产价格大幅下跌，结果导致债务问题成为美国日益无法承受之重。

虽然美国迫切需要重组政府和企业，但国民的记忆却被蒙上了阴影。为了说明罗姆尼领导下的贝恩资本导致人们失业，罗姆尼的批评者们便采取了个案分析的方法，在媒体上大肆渲染贝恩资本控制下的某某企业进行了大规模裁员，而罗姆尼的辩护者们也采用这种个案分析的方法去辩护。但这种只着眼于个别企业的分析方式无助于我们从整体上了解企业重组的影响。从整个经济体的角度来看，里根时代的企业重组浪潮释放出了多达数千亿美元的资本，使这些资本得到了更好的运用，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了美国企业的整体价值。释放资本的受益者就是风投公司。这些风投公司投资了很多科技公司，其中包括思科和谷歌。

20世纪90年代中期，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和他的团队一道仔细研究了公司重组与失业的关系。根据詹森的计算，从1976年到1993年（罗姆尼正是在这个时间段内掌控着贝恩资本），美国共发生了42 621次公司并购，涉及金额总计3.1万亿美元，收购溢价^[6]比例的中值为41%，按照当时的美元价值计算，为股东带来的溢价总额为8 990亿美元，按照今天的美元价值计算，则远远超过了1万亿美元。收购方公司也获得了收益，且在过去这么多年间收益率呈现出了逐年攀升的趋势。2因为贝恩资本在罗姆尼的领导下表现不俗，所以其开展大规模并购之后的收益率肯定超出了平均水平。

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美国财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认为这类溢价掩盖了股东、工人、供应商，甚至整个社会的财富转移。詹森不认同这种批评，指出在这些并购交易之后，资本支出、研发、就业和股票价值都大幅增加了。从1976年到1993年（包括了里根时期），美国轻松地领跑世界，因为它创造了5 000万到5 500万个就业岗位，薪资水平稳步上升，而失去的就业岗位只有1 000万到1 500万个。 因为美国创造就业的速度比海外的竞争对手快得多，所以这次企业重组几乎不可能向国外转移就业机会。在这个时间段之后，美国在创造就业方面仍然继续领导世界，发起了计算机革命，制造业领域的高就业率一直维持到了2000年。

如何解释私募股权投资和并购引起的巨大影响呢？詹森着重强调指出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协调克服了“代理问题”。^[7]所有者去治理企业，能够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因为所有者就是自己的代理人，代理的就是自己的利益。其他管理模式会导致经理人和股东之间出现潜在的甚至公开的利益冲突，因为经理人会在利益的诱惑下采取损公肥私的措施，雇用亲朋好友，建立自己的帝国，而股东则只会想着谋求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然而，与贝恩资本的负责人进行交谈之后，我了解到私募股权交易产生巨大效益的内在原因就是它让知识与权力之间实现了更好的统一。罗姆尼可以为其股东创造价值，因为他既掌握着贝恩公司的经营权力，又对其目标公司的情况和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有着深刻理解，这种理解就是信息，就是知识。知识与权力之间更好地统一才能创造价值。如同沃伦·巴菲特、约翰·杜尔以及其他成功的投资家一样，罗姆尼也通过合法渠道了解了目标公司的所有者以及其他有意向的并购者的情况，并在掌握这些内幕消息的基础上开展交易。

相比之下，规定了“公平披露”（fair disclosure）原则的证券法不利于上市公司披露真实信息，因为上市公司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有可能与股东的利益不一致），在披露信息之前会先让法务部门和公关部门对将要披露的信息进行“消毒”处理，导致股东无法获得真正有用的信息，进而削弱了股东对公司的所有权所产生的影响。这类法律的负面影响就是，当一个公司上市之后，它会把信息视为私有信息。除了每个季度披露一些像谜语一样的数字之外，律师和公关专家会过滤掉一切具有实质意义的信息。

控股公司（如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通用电气）、风投公司（如约翰·杜尔的凯鹏华盈创业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公司（如罗姆尼的贝恩资本）都摆脱了这个怪圈。这些企业的所有者可以深入了解他们所做的投资。他们合法地把所有者的知识与经营权力结合在了一起。作为企业家，他们掌握着经济体中最强大的资本，即对金融的充分了解。(www.daowen.com)

如果罗姆尼认真听了我在1982年开的讲座，那么30年后，他可能会更加有力地反驳其政治对手对于风险投资的指责。我赞同企业家、经济学家马克·史库森（Mark Skousen）提出的观点，即在真实的经济中，消费者支出所占比例根本没有70%（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模型忽略了供应链的中间交易），与经济增长也几乎不存在多少相关性（因为“供给创造需求”）。3我在讲座中讲到了风险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核心作用以及企业家对于减税采取的应对举措。我说：“高税率不会阻止富人变得更富，而是会阻止其他人变富。累进税率不会带来收入再分配，只会把纳税人从工厂和办公室赶出来，赶到国外去，或者迫使他们早日退休。”这些观点是我一贯所坚持的，今天仍然有启发意义，尤其是当我们考虑一下欧洲或加州的情况时，或许更能体会到这一点。我提出的观点就是，投资者只有通过服务他人才会兴旺发达。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于风险投资者和私募股权的效率之源究竟在哪里，我还没有真正理解。

我开完那次讲座之后，就在贝恩公司开始了一段很有启发意义的学习经历。给我提供指导的，主要是比尔·贝恩本人和他顾问团队中的一位主要成员—托马斯·科尔曼·安德鲁斯（Thomas Coleman Andrews）。托马斯戴着一副角质框架的眼镜，显得很有威严。他和他祖父同名。他祖父曾经作为“州权民主党”^[8]候选人参加了美国总统竞选。虽然他出生于弗吉尼亚州，但他在达特茅斯学院读书的那些年似乎给他的成长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记。约翰·凯梅尼（John Kemeny）担任院长期间，达特茅斯学院的计算机教育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罗姆尼为贝恩公司筹措资金时，托马斯是罗姆尼的主要伙伴。

贝恩和安德鲁斯对我解释说，贝恩公司在为客户提供顾问服务时，很多时候会建议客户大幅降低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在这一策略的背后，一部分原因是政府降低了税率，进而减少了客户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成本，而更重要的一点则是大幅降价能给企业带来诸多好处。贝恩公司自身在经营过程中也是如此，为客户做第一个项目时往往都是免费的。比尔·贝恩说：“我们已经发现，大幅降价会带来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好处，不仅仅是扩大市场份额、提升资产价值、增加收入和利润，而且能让降价企业更多地了解它所处的战略环境，刺激竞争对手出现过度反应并出错。”

贝恩解释道：“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一个企业本来就处于困境中，此时它再提高其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就往往会引发持续性的衰退。”当它们选择高价路线时，市场前景会趋于暗淡，而且随着其交易量日益萎缩和竞争对手不断进步，它们的技术进步步伐也会放缓。贝恩把卡特总统时期的美国视为一个处于困境中的企业，而这个企业为了应对自己的困境，却选择了提高其产品或服务的价格，由此引发的负面影响就不难预料了，比如竞争优势被日本和德国抢走，政府实际收入减少，股权价值暴跌，导致整个国家陷入了病态。现在，在奥巴马的治理下，美国再次出现了这种局面。

贝恩的分析思路体现出来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著名的“学习曲线”。学习曲线是美国海军的研究团队在“二战”期间的研究成果。“二战”后，布鲁斯·亨德森（Bruce Henderson，田纳西州人，在范德堡大学获得了工程学学士学位）带领波士顿咨询公司对美国海军发现的这一深刻见解进行了研究和拓展。20世纪60年代，亨德森先后雇用了贝恩、罗姆尼以及自己的朋友内塔尼亚胡这三个人作为自己的顾问。这位内塔尼亚胡就是未来的以色列总理。这三个人在供职于波士顿咨询公司期间，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都有了初步了解，围绕着学习与创新之间的复杂关系创立了企业经济学，他们为学习曲线理论的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

“学习曲线”也可以被称作“经验曲线”，指每当产品或服务的销量翻一番，其制造成本就会下降大约20%到30%。人们普遍认为，这是由于工作经验不断积累带来的结果。产出规模和销售额增长的同时，企业家的知识也会保持增长。这种知识的增长来自于企业方方面面的改进，每一个制造流程的改进，以及设计、营销和管理等环节在细节上的改善。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学习曲线也适用于消费者，随着产品价格的降低，消费者会逐渐学会如何使用产品，并拓宽产品应用范围。

因此，企业价值的根源是经验。一个公司的价值高低，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企业的知识、客户的认知、资产与负债的平衡状况以及政策环境。贝恩资本之类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对所有这些因素起到了改进作用，所以能够实现资本收益。

学习曲线描绘了生产力随着生产经验和生产规模的增加而提升的趋势。无论企业为客户提供什么产品，从缝衣针到饼干，从推销保险单到通信，从猪肉到肉鸡，从钢锭到飞机，都符合这条曲线。但如果你提高税率，就会放缓企业学习知识和积累经验的步伐，增加企业和整个经济的运行成本，降低资产价值，提高债务，降低私营部门利润和公共收入。与私营部门相比，我们的政府变得更强大了，但放到整个世界的大背景下去看，政府却变弱了。

继波士顿咨询公司之后，迈克尔·罗斯柴尔德（Michael Rothschild）在整个生物界也发现了同样的学习曲线。4迈克尔也是一位商业咨询顾问，撰写了《生态学》（Bionomics）一书。他的研究结果表明亨德森提出的“产品累计生产量增加一倍，单位产品的成本则降低25%”的论点同样适用于生物界，从原始人类在非洲热带草原上狩猎到采集雨林里的黏液菌收集养分，都能体现出学习曲线的作用。（今天，人们正在尝试着用黏液菌进行生物计算机学的研究。）《生态学》这本书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即从智力进化角度来看，公共部门工会的进化速度还赶不上绦虫（这种寄生虫很少会吞噬其宿主）。

10年之后，在《超常并不遥远》（The Singularity is Near）这本书中，发明家、预言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发现科技会呈现出指数般的进步，其进步速度将让经济史无比珍视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黯然失色。5罗斯柴尔德和库兹韦尔都把握住了学习曲线的要义。他们在19世纪的先驱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在《加速度法则》（The Law of Acceleration）一文中可以说也把握住了学习曲线的精髓，因为他预言科技将会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加速度法则》被收录在《亨利·亚当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一书中。6但亨德森和贝恩却是率先深入探索了学习曲线的起源的人。

罗姆尼有时候却无法领会学习曲线对政策制定过程的重要启示。他是出了名地喜欢用数据说话。在马萨诸塞州担任州长期间，他推出了全面医保法案。从理论上来讲，他的那个法案在刚通过之际完全适用于当时的病人规模和医疗设施的状况。但该法案生效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正如贝恩所预测的那样，有过亲身体验的人在这场改革中不断学习，不断积累经验，而这套法案却受到了政客们的操纵，导致知识和权力出现分化。最终的结果是，该州的医疗费用翻了一番。

长期以来，贝恩公司传授的一个社会科学的基本规则就是，人们会逐渐学会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认为免费的物品。如果一个物品是政府用税收支付的，那么对于使用者而言，它就相当于是免费的。比如，虽然在需求学派的分析人士看来，全面实行免费医疗是解决医保问题之道，但对于供给学派的分析人士而言，实行这种医保政策将会引起很大的问题，因为它会阻碍学习，阻碍技术进步。无论政客们向容易受骗的选民承诺什么，政府服务终归无法逃避供求关系的约束。如果政府“免费”提供一项服务，将会刺激出无限的需求，最终反过来扼杀了供给。奥巴马目前实行的医保法案与罗姆尼很多年前在马萨诸塞州实行的医保法案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例如，为了执行奥巴马的医改方案，美国国税局需要再雇16 000名税务工作人员，同时需要大幅提高各种税费征收标准，以便为实施全面医保法案筹措资金，而且这套法案其实降低了在医疗领域具有专业知识和从业经验的医生们的权力，实行增税和新的管理措施也会限制医疗器械的供给。7知识与权力之间的空隙充斥着政府规定和价格管制。8

亨德森和贝恩的发现代表了经济学的革命。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这种资本收益来自于规模经济和经济实力，面对这一观点，人们合乎逻辑的行为就是尽力扩大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规模。但根据贝恩的模式，销量增加了信息和学习，扩展了知识和经验。企业发展并不是来自于过度投资，而是来自于回应客户需求，提高产品或服务的销量。销量的提高不仅会让企业学到更多，还意味着企业与更多的客户实现了互动，结果是客户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更加充分地利用产品，进而增加了产品的销量，反过来又促进了企业的生产活动，帮助企业获取了更多的知识、权力、熵和利润。

经济增长不是源于激励，不是源于对工人和企业实施“胡萝卜加大棒式”的奖励和惩罚机制。很多人都批评市场经济的奖励体系是一套不人道的体系，资本所有者巧妙地操纵了人的需求和饥饿，比温和的奴隶制好不了多少。财富实际上源于学习、信息和创新，企业在给客户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丰富了自己的经验。工人在劳动中学到的经验越来越多，经验是对其辛劳的弥补。市场经济把知识和权力融合在了一起，重点关注人类思维带来的创新和惊异以及自由带来的好处。因此，市场经济是符合人性的经济体系。

乔治·罗姆尼坚定地认为美国经济是为人服务的，不能认为人是为经济服务的，这就说明他本能地意识到了市场经济激励体系的局限性，更加重视人的地位和作用。在贝恩公司，他的儿子在他这一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了消费者的重要作用，指出消费者如同企业家一样，不仅仅是在支出，还在不断地学习。

【注释】

[1]贝恩公司，Bain & Company，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管理咨询公司，为客户提供战略、运营、技术、组织以及并购方面的专业咨询业务。—译者注

[2]纳什漫步者，Nash Rambler，是美国第一款小型车。—译者注

[3]东部权势集团，Eastern Establishment，指的是美国东海岸以纽约为中心的金融界、法律界、新闻界势力，这些所谓的社会精英被统称为“东部权势集团”。—译者注

[4]格罗斯角，Grosse Pointe，亦译成“格罗斯波因特”，在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东北面，临圣克莱尔湖，当地流传着关于鬼怪的传说。—译者注

[5]米特·罗姆尼曾经顺从父母的意愿，就学于由摩门教创办的杨百翰大学。—译者注

[6]收购溢价是指收购方公司为取得目标公司的股权而向目标公司股东支付的高于其市场价格的部分价值。—译者注

[7]代理问题，agency problem，指的是代理人和委托人在利益上存在潜在的冲突，直接原因是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本质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译者注

[8]州权民主党，指的是在1948年总统竞选期间与本党持不同政见的美国南部民主党人及其追随者，是战后美国南部政客们为重新扯起州权旗号来对中央权力施压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