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经济学经历过战争与萧条，也经历过繁荣与进步，其核心失误在于未能把握住企业家的创造力在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地位。

在经济进步的过程中，关键力量是企业家。企业家在没有政府暗示与专家咨询的情况下，甚至在市场前景毫不明朗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启动新项目，创造新产品和新服务，制订企业发展规划。经济增长与进步、就业与福利、市场与需求都源自企业家的创造力。人口增长、资本积累、经济效率，甚至科学进步都没有企业家的创造力重要。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就相当于信道中的噪声，其结果往往是阻碍经济发展。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们没有看到企业家创造力在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所以他们在为政府建言献策时，无不是建议政府从货币供给、总体需求、消费者信心、贸易失衡、预算赤字、资本流动等因素着手，唯独忘却了最重要的因素，即创造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社会经济环境。

几乎所有经济学派的失误都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经典著作。当他的苏格兰同胞“美王子”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争夺英国国王之位时，当贩奴船在中央航线^[1]上从事贸易时，亚当·斯密退休了，回到了他母亲在爱丁堡北部的房子里，开始潜心写作。他退休之前是一位典型的、心不在焉的道德哲学教授，同时也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退休之后开始着手撰写《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简称《国富论》），并于10年之后，也就是1776年，最终出版发行。受到牛顿在17世纪提出的“世界体系”（system of the world）的启发，斯密致力于研究当前那些使世界迅速变得更加富有的商业行为和商业组织，试图构建一个类似于物理学体系那样完整的经济学体系。

通过对这些体系的分析，斯密创造了一套新的经济和商业哲学，提出了制针工厂的批量生产模式和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并且提出劳动分工导致商品与收入分配无处不在，给现代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从而主导了现代人的思维。《国富论》一书把宏观经济描述为一个“庞大的机器”，这个机器内部的各个齿轮在一只“无形之手”的指挥下，在正确的时间和位置以完美的方式运行着，顺畅性与可靠性如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一般。斯密肯定地指出，企业家是存在的，但是这些企业家很少聚在一起，进行会谈时，不是策划出一个对付公众的阴谋，就是炮制出一个掩人耳目的提价方案。

归根结底地讲，斯密是自由企业、开放体系以及自由贸易最大的辩护者。但在其经济体系中，企业家的创造力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是被置于“劳动分工”这个范畴之下。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受到市场广度的限制。在《国富论》发表之后的两个世纪内，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派注意到企业家在市场中的核心地位。奥地利学派的集大成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二战”后对自由市场进行积极辩护时，也没有提到企业家对于市场的作用。在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之间，哈耶克提出的“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依然代表着人们对经济组织的主流认知。

然而，尽管宏观经济体存在各种形式的自发秩序和经济均衡，企业家及其创新成果仍不断涌现，颠覆着固有的秩序与均衡。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们都承认企业家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但几乎每一位主流的经济理论家—从亚当·斯密到西斯蒙第，从马克斯·韦伯到卡尔·马克思，从约瑟夫·熊彼特到弗兰克·奈特，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到保罗·萨缪尔森，都没有明确指出企业家在市场中的核心地位，但他们却预测了企业家角色会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而趋于弱化，甚至终结。企业家可能有其辉煌之日，甚至会时不时地赢得巨大荣誉，但随着市场的拓展（以贸易协定为驱动力）以及劳动分工的不断发展（以市场拓展为驱动力），企业家的角色会趋于黯淡。在新兴经济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将是那些大型机构，这些机构将得到政治力量以及专业知识的支持，而且这些机构将会变得过于庞大而不能倒闭，过于强大而不会受到挑战。

现代社会最终将进入一种物质财富极为丰富的稳定状态，这样一来，那些借助稀缺资源获利的企业家的角色将会相形见绌。一些较为现代的理论家认为，市场环境具有脆弱性，所以不能容忍自由企业那种颠覆性的锋芒。所有这些经济学家都认为企业家的领导只是市场发展过程中一个过渡性的、非必要性的状态，等待市场发展成熟之后，必然要建立一种等级分明的专业知识和专业分工体系，并且认为企业家给市场带来的惊异在某个时刻会彻底消失。

这种对待企业的态度将市场均衡放在首要位置，并且期待那些具有颠覆作用的创新者趋于弱化，所以催生了当前这场经济危机，也催生了经济思想方面的危机，因为企业家冒险精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即便当市场进入了稳定状态，即便在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里，资本的作用也不会陨落，企业家的作用也不会磨灭。在2010年的美国，企业家们在风险资本的支持下创建的那些公司对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比重超过了20%。同年，美国所有的新增就业岗位都是由那些成立时间不足5年的公司创造的（历史比较悠久的公司反而裁员）。

很多人，包括彼得·德鲁克1、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2、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3、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 er）4、斯图尔特·布兰特（Stuart Brand）5和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6，都曾经在自己的知识范围之外做出了具有先见之明的预测，即我们将迎来信息时代和信息经济。他们都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从金融和保险到国际贸易和教育，从电脑和通信到管理咨询和生物技术，很多领域的经济活动主要是致力于创建和处理各种符号、软件、编程语言和网络。这种现象让他们非常着迷。然而，这些信息产品虽然是新经济学的标志和象征，却代表不了经济学的实质，因为这种实质是企业家的创新能力。

在信息经济中，信息被定义为“惊异”。信息经济最显著的特征不是保持平衡，而是打破平衡。我们所逐渐熟知的信息论确定了企业家的重要地位，因为信息论突出了毁灭与熊彼特所称的“创造性毁灭”之间的关系以及混沌与创造之间的关系。

在信息论中，香农强调了信息的“随机性”（stochastic nature）。stochastic一词源于古希腊语“στόχος”，原意为“猜测”，这个猜测过程既有概率性，又有技巧性，既有不可预测性，又有结构性。物理学家用“随机性”这个概念表示随机过程，如布朗运动。所谓布朗运动，指的是分子永不停息的热运动，虽然物理学及化学定律可以对布朗运动提出一定的解释，但分子所做的运动是无规则的。随机过程既不是预先确定好的，又不是完全随意的。在信息传输中，一些熵比较高的比特通过熵比较低的、预先确定的信道传输。换句话说，它是有界噪声（bounded noise）。热寂学中，热力熵的终极状态是只有噪声，而宇宙中再也没有任何可以维持运动或生命的能量存在。香农提出的“熵”的终极状态就是信号在一个噪声相对较小的、具有结构性的信道中的传输，就像高通公司的维特比所庆幸的那种“白噪声”一样。白噪声是一种功率频谱密度为常数的随机信号或随机过程。换句话说，此信号在各个频段上的功率是一样的，白噪声具有无限带宽，因而其能量是无限大。

任何观察者都能在无干扰信道中识别出重复的脉冲发出的信号，如同心电图上的波动一样，这种脉冲也是一种可识别的低熵载体。在心电图上，如果心跳没有变得无规律，那么心电图几乎不会传达出任何令人惊异的信息，因为稳定的心跳在人们预期之内。相比之下，如果一个信道的传输状态达到了“香农极限”，则会给人带来非常大的“惊异”，这个信道拥有非常明显的随机性，那么对于没有安装适当解码设备的接收端而言，这个信道传输的内容其实就相当于随机噪声（random noise）。

低熵载体的典型例子是电磁波谱。电磁波的范围十分广泛，无线电波和光波都是电磁波。电磁辐射为正弦波。电磁波不需要传播介质就可以在真空中以固定的速率传输，速度为光速。电磁波只能根据赫兹分类，所谓赫兹，即电磁波在每秒内振动的次数。因为电磁波富有规律性，所以可以用来进行信号调制（modulation）。所谓调制，就是对信号源（也称为“信源”）的信息进行处理，使其变为适于信道传输的形式，然后加到载波上，使得一个遥远的接收端（也称为“信宿”）能够感知。因此，无论是通过电线还是通过空气，电磁光谱都十分适于传输信息经济的熵。

高通公司的创建者们曾在麻省理工学院与香农一同学习，所以，他们对信息经济的准备更加充分。而其他大多数无线电企业主要从事模拟雷达、电话及电视等传统业务，对信息经济不甚了解。高通公司赖以建立的基础是信息论，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理论，所以高通公司能够进军与无线通信相关的所有市场，包括微芯片市场、电脑市场、网络市场和软件市场等等，从而成为信息时代的典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安德鲁·维特比和欧文·雅各布斯深刻理解了香农所揭示的数字通信系统内信息、信号功率和噪声的相互关系。对于数字通信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把信号功率最大化，功率的大幅改变会形成噪声。正确的目标是控制好信号功率，将其降低到可传输、可识别的最低水平。数字无线传输的目标不是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的大嗓门那样将某一个信号载入功率为5万瓦的电磁波四处传播，而是最大限度地传输给人带来惊异的信息量，也就是信息熵，让一个特定小区内的所有无线电设备都能接收。高通公司的无线通信设备的传输功率是以瓦而不是千瓦计算的，所以，高通公司率先进入了香农所说的低功率通信时代。

维特比提到的低功率的白噪声就是其成功秘诀。白噪声是根据其随机性定义的。每个声音或信号都独立于之前的信号之外，都是不可预期的，所以每一个比特也是不可预期的。这就是所谓的纯噪声。在信息论中，从原则上来讲你不可能将这种随机噪声同一系列不相关的、创新的、给人带来惊异的信号区分开来。两者都是根据其熵或给人带来的惊异衡量的，两者似乎都具有随机性。除非你掌握了解码方法，否则它们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

信息论的这个原理驳斥了一切贬低企业家创新精神之作用的理论。这些理论认为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只不过是一种类似于“随机漫步”（random walk）的行为，也就是说具有不规则的、碎片化的、琐屑的特征，认为企业家之所以能获得“黑天鹅”般的优势和特色，只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市场价格和趋势变化的有利时机，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企业家创新能力的作用也将随之弱化。世界上充满了看起来颇为随机的噪声，但虽然股价或公司看似跌宕起伏，股市或硅谷本质上却不是随机的。香农本身就是一位精明的投资者，所以他深刻地明白这一点，重视人的作用，注重从人的创新能力角度去看待企业的发展。1987年，在回应有效市场理论时，他做出了这样的总结：“我们的确研究各种图、各种表，但底线是我认为数学没有人和产品重要。”7高通公司的崛起不是随机的，而是其创新能力必然催生的一个结果。这体现了创新能力给人们带来的自由选择空间，给人们带来了熵，即带来令人惊异的结果。要理解股市的股价变动趋势，你不需要拿着电子示波器去研究整个股市，然后找出哪些是噪声，你只需要研究一下每个公司及其股价背后的创新过程即可。(www.daowen.com)

企业家致力于创造新产品和新服务。创新能力总是令人惊异的。所以，政府，乃至消费者，都无法对企业家的创新能力进行规划或提出要求。乔布斯在解释自己轻视市场调查时说：“要想按照大众的需求设计产品真的很难，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产品，直到我们把产品放到消费者面前消费者才会知道。”8在此很多年之前，亨利·福特也曾经说过：“如果我最初问消费者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应该是会告诉我，‘要一匹更快的马’。”9一般来讲，发明成果体现了香农所说的熵。这些成果来源于供给方。

高通公司的CDMA技术是一项由供给方提供的、完美的、高熵的、令人惊异的成果。事实上，布鲁斯·吕西尼昂等专家认为高通公司的通信系统不可能成功地应用到实处。通信行业内也没有任何人想到自己会需要这种技术。也没有任何人对这种技术提出要求，而且很多行业领导者都曾经竭力阻止高通公司开发这种技术。但到最后，通信行业内的每个人都在用。

高通公司的赢利就在于斩获了不可预期的收益，而不是利息等可预期的收益。这体现了其通信系统带来的熵。赢利与亏损都是不可预期的结果。当水杯出人意料地满溢或清空时，就会给人们带来熵，即带来惊异。

作为世界上最有创新能力的公司之一，高通公司还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世界上最具营利性公司的地位。从熵的理论来看，高通公司在赢利方面引领了整个行业，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熵。近年来，高通公司的股价被苹果公司超越了，苹果公司在乔布斯的带领下，通过积极创新，成为了世界上最具营利性和最有价值的大公司。信息论推动了高通公司的创新，同样也为苹果公司的所有无线通信技术和设计方面的创新提供了灵感之源。

维特比的白噪声也能为经济政策提供借鉴。白噪声意味着大量的独立信号，每一个信号都与众不同，没有一个占主导地位，在它们共同作用下，整个系统的熵实现了最大化。具体到经济政策方面，白噪声就相当于新兴的小企业和创新实验不断增加，创新带来的利润就实现了最大化，这也反映了人类知识的传播方式。

另一方面，布鲁斯·吕西尼昂以及硅谷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要实现信号传输系统的熵的最大化，应该依靠高功率的模拟信号。具体到经济政策方面，这些模拟信号就类似于大企业、政府项目和银行，这些机构利用自己的权力逐渐壮大，以至于被公认为大而不倒。

事实上，大企业、政府和银行在一段时间内的确会促进经济发展。如果领导者具有创新思维，这些机构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有效的运作。比如，在战争期间，本着为整个经济体服务的目标，大公司能够被动员起来，为国家提供复杂的军用物资。然而，大多数新系统依赖于新兴的技术公司。如同所有的模拟传输一样，大公司很容易被各种因素造成的合力摧垮，这些因素包括领导层权力争斗、外界干扰和部门冲突。在通信领域，只有白噪声策略才能在众多创造性的信号中间消除冗余数据，并纠正信号传输过程中的错误。具体到经济领域，如果采用白噪声策略，大力扶植具有创新能力的新兴企业，最终会培育出一个更强劲的经济体、更多的创新成果和更多的就业机会。

企业家精神在经济体系中占据着优越地位。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商业动态统计”项目对此给予了强有力的佐证。该项目的调查数据显示，从1996年到2009年，几乎所有新的就业机会都来自于小规模的初创公司。即使在2009年的大衰退期间也是如此，因为当时那些较老、较大的公司裁减了大约700万个工作岗位，而新公司则增加了230万个工作岗位。2010年，那些得到了风险资本帮助的初创公司创造了美国21%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60%多的股市市值。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基本上所有的新增工作岗位都来自快速增长的初创公司，尤其是风险资本支持下的科技公司。这些具有创造力的初创公司是经济的心脏。要想解决我们当前的经济停滞问题，就需要重塑低熵载体，即建立一个更加可预期的社会环境，具体地讲，应该在税收、监管、移民等方面制定可预期的规则，并保持货币稳定，这有利于鼓励人们对具有创新能力的初创公司进行长期投资。

这些初创公司是推动创新和增加就业的驱动力。它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新鲜的，它们致力于提高效能（即“做正确的事”），而不是效率（即“正确地做事”）。了解了熵的理论之后，你就会期待创新者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

当初，高通公司创始人维特比坚信噪声与信息、熵与通信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他这一观点让西方经济学家和理论家感到困惑不已。自从《国富论》出版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认为企业家寻求的是平衡和秩序。数以百计的保守派经济学家追随着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脚步，迈入了“自发秩序理论”和“自组织理论”的学术泥沼。在自由主义方面，对“自发秩序”的笃信甚至引发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以至于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等经济理论家认为所有政府都是没有必要的暴政，而罗恩·保罗又在罗斯巴德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阴谋论式的思考，居然认为美国政府、以色列政府和伊朗政府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

熵是衡量惊异性、无序性、随机性、噪声、失衡性以及复杂性的一个指标。熵也可以用来衡量选择的自由度。在经济领域，“熵”这个理念得到重视之后，产生的经济效应便是提高企业的创造力和利润水平。熵的对立面是可预测性、有序性、低复杂性、决定论和平衡。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会自发地呈现出可预测性和有序性，所以，经济调节权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在通信领域，要传输高熵的信息（即充满惊异的信息），就需要一个低熵的载体（即不会带来惊异的载体）。同理，要实现经济高效运行，就需要建立一个低熵的、稳定的经济环境，这个环境包括如下“载体”：实现法治，维护秩序，保护产权，确保监管的可靠性和约束性，提高政府支出的透明度以及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此外，政府还要扮演适当的、可预测的角色，同时实行适度的税收政策。

但这些低熵的载体不会自发地出现。这些载体赖以产生的前提是市场必须得到明智的政治领导，人们还需要拿出牺牲精神，学会审慎与忍耐，具有智慧与勇气，甚至有时还必须动用军事力量去保卫这些载体。从历史角度看，这些有序的载体起源于人类对超验的宇宙秩序的信仰，体现了层级分明的原则。在成功的经济体中，正是确立了这些低熵的“载体”，高熵的创新成果才具有了现实可能性。

【注释】

[1]中央航线指从非洲西海岸至西印度群岛或美洲贩卖黑奴的大西洋中央航线。—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