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前这场经济政策危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保守主义经济学派或社会主义经济学派没有成功地压倒对方，也不能像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或罗恩·保罗（Ron Paul）所希望的那样将其理解为凯恩斯学派和奥地利学派论战的复兴。在这场论战中，一方是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为代表的凯恩斯学派，一方是以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在凯恩斯和哈耶克开展开创性工作之时，导致当前这场危机的硬科学^[1]还没有形成。

这门新科学就是信息论。完整地讲，信息论错综复杂，存在大量的数学算法，但其对经济的影响却可以通过几个简明扼要的句子来表达。所有信息都是令人惊奇的事物，只有令人惊奇的事物才有资格被称作“信息”。这是信息论的基本准则。信息就是我们在信息传输之前已知的事物与信息传输之后才知道的事物之间的转变。

自亚当·斯密那个时代以来，经济学一直把研究重点放在探究经济秩序的本质上。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们费尽心机地观察分析在出现变动之后，尤其是价格变动之后，市场赖以恢复秩序和平衡的机制。亚当·斯密及其继承者追随牛顿和莱布尼茨的脚步，试图在经济学领域构建一个有秩序的体系。

但这些经济学家们缺少一门关于无序性和随机性的科学，一种创新的数学，一种对“自由选择”的严格评估与追求。对经济学而言，相关科学发展恰逢其时。当前严峻的经济危机，包括理论危机和实体危机，都源自信息危机。只有经济信息论才能剖析和平息这场灾难。经济信息论领域的先驱包括库尔特·哥德尔（Kurt Gödel）、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和阿兰·图灵（Alan Turing），而该学科的数学架构则是由20世纪最杰出的天才克劳德·香农完成的。

香农长期就职于麻省理工学院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贝尔实验室，非常喜欢发明各种玩具和游戏，喜欢能够带来惊异的事物。他的发明成果的重要性起先往往遭到低估，只是到后来，时间才证明他的发明竟然代表了时代和技术的主旋律。他的发明成果主要集中在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投资策略以及互联网架构等方面。他成长于喧嚣的20世纪20年代，生活在密歇根北部的严寒气候下。香农的祖父是一位农场主兼发明家，发明过洗衣机和许多农业机械，这对香农的影响比较直接。他在年少时期就曾经利用自己家和半英里外的朋友家之间带刺的铁丝栅栏制作了一根电报线。他说：“后来，我们在市内电话局找来了一些制造电话机的零部件，自己组装了一部电话。”这也体现出了贝尔实验室的关键转型，即从电报到电话的转型。

关于香农本人以及整个世界当时如何称呼铁丝栅栏的“信道容量”，目前还找不到任何相关的历史记录。但后来在通信行业的一些会议上，有一些香农的追随者将铁丝每秒传输的信息量称为“香农容量”（这种信息量以千兆比特作为计量单位），而且还饶有兴趣地猜测一根长长的面条在传递信息方面是否也存在“香农极限”。

香农在计算机领域做出重要贡献之后，又在电话通信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而所有这些贡献都体现在了信息论领域一些较为高级的抽象理论中。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电气工程学硕士学位，发表的硕士论文论证了电话交换电路与乔治·布尔（George Boole）在19世纪发明的代数逻辑之间存在相似性。在这篇论文中，他在一种名为“20个问题”的游戏^[2]的启发下，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见解：一个复杂的问题可以分解为一系列二进制的、“真与假”二选一的选择，即把布尔代数的“真”与“假”和电路系统的“开”与“关”对应起来，并用1 和0表示，这奠定了现代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基本逻辑。香农可能是将此命名为“比特”的第一人。

后来，这位喜欢摆弄电话的天才去贝尔实验室工作了，当时贝尔实验室正处于涌现创新成果的高峰期。这位年轻的天才经常骑着独轮车、手里抛着几个球来到贝尔实验室的大厅。

“二战”期间，香农从事密码学研究工作。1943年，香农有机会和英国数学家、密码学家和信息论先驱阿兰·图灵合作。图灵在英国布莱切利公园^[3]对破译德国密码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当时图灵被派到华盛顿和美国海军交流破译德国北大西洋潜艇舰队密码的成果，并在贝尔实验室待了一段时间。香农和图灵在一个自助餐厅见面时，图灵向香农介绍了现在被称为“通用图灵机”的概念。香农对此很感兴趣，因为图灵机的概念和香农自己设想中的“思维机”（thinking machine）概念相吻合。这两位痴迷于计算机的密码学家还探讨了香农所说的“信息论”，图灵对此想法提出了大量的反馈意见。

1948年，香农在《贝尔系统技术学报》（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上发表了一篇长达78页的专题论文，阐述了自己关于信息论的想法。这篇论文名为《通信的数学原理》（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1。次年，该文编纂成书并出版，美国科学家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还为此书写了序言。该文成为当时科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核心文献，今天仍然被视为互联网的理论基础。

香农第一任妻子形容他相貌英俊迷人，仿佛耶稣一样。据说，香农如同达·芬奇和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4]一样，也曾经试图制造出一种能够在水上行走的鞋子。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工作期间，他邂逅了时任数据分析员的第二任妻子。香农有一个玩具房，布满钢琴、独轮车、下棋机器和一大批令人叹为观止，而仅仅属于他一个人的玩具。其中有一个名叫“提修斯”（Theseus）的白色机械鼠，是他在发表那篇长达78页的信息论论文之后不久制造出来的，这只机械鼠可以在迷宫中识途寻路。还有一个能够使用罗马数字进行计算的计算器；一个装有火箭发动机的飞盘；一个架空滑车（可以把他的孩子直接送到他家附近的湖畔）；一幅透视画，画中有三个微型的小丑在玩着7个环、10个球和7根棍子；一台由模拟计算机和无线电器材制造的赌博装置，这是他在21点算牌数发明者、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爱德华·索普（Edward Thorp）的帮助下制造出来的，目的是在拉斯韦加斯玩轮盘赌时打败庄家，遗憾的是，这个赌博装置在香农家的地下室里好用，而到赌场上却失败了。后来，香农变成了一位非常成功的技术股投资者，而他坚持认为赌场和证券交易所之间存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差异，这让他的一些追随者感到无法理解。

当我写《微观世界：科学与技术的量子时代》这本书的时候，正是微芯片逐渐崛起之际，我非常痴迷于物理学，而且相信贝尔实验室在1948年发明晶体管是“二战”结束之后10年内最重要的科技事件。今天，我却发现很多物理学家非常痴迷于信息论。香农的传记作家詹姆斯·格雷克（James Gleick）认为，香农的信息论是一个能够与晶体管相媲美的突破。我是认同这一点的。晶体管在今天的信息技术中得到了普遍应用，而信息时代出现的所有系统都离不开香农提出的信息论的理论支持。作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原理，这些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得到更加充分的论证，从而变得更具生命力。每隔几个星期，我都会遇见一个利用香农的理论开展工作的公司，一群年轻的工程师们聚在一起，绞尽脑汁想着如何打破“香农极限”。香农的理论似乎既推动又限制了当前技术的进步。这就是现代世界。

要解释并衡量企业家的贡献，就必须摆脱那种专注于市场机制的传统经济学的束缚，建立一种专注于非秩序性、非均衡性和意外事件的新型经济学，更大程度上凸显人的作用。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这种经济学的轮廓。为此，我们先审视一下亚当·斯密关于市场秩序和均衡而提出的模式。他认为私有财产权、自由贸易、稳健的货币供给和适当的税收是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他这种提法是正确的，因为如果市场丧失了秩序和均衡，陷入了混乱，充斥着噪声，那么人的创新能力将会受到抑制，结果就会妨碍经济增长。再比如，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作为一个“孤立”的系统，其物理熵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加，由有序走向无序，当宇宙的物理熵达到最大值时，宇宙中的其他有效能量已经全数转化为热能，所有物质温度达到热平衡，这种状态称为热寂。在这种极端无序的状态下，宇宙中再也没有任何可以维持运动或者生命的能量存在，当然也不可能有任何新发明或令人惊讶的事物。

然而，融入了企业家精神的无序则另当别论。这种无序不只是代表混乱或噪声，它也是秩序和变革的结合体，可以被定义为“有益的无序”。

香农是从数字位（digital bit）的角度去定义信息的，根据信息熵对信息进行度量。他认为信息熵指的是出乎意料的或令人惊奇的数字位。“熵”这个概念最早起源于物理学，用于度量一个热力学系统的无序程度。在信息论里面，熵是对不确定性的测量。但是在信息世界，熵越高，传输的信息越多，熵越低，传输的信息越少。最早提出“熵”这个概念的人应该是约翰·冯·诺伊曼。诺伊曼具有很多充满创意的成果，其中包括计算机体系结构、博弈论、量子数学、核装置、军事战略和细胞自动机。据说，香农有一次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走廊里遇见了诺伊曼，并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诺伊曼建议香农借鉴热力学系统里的熵的概念去度量信息。香农寻思着诺伊曼之所以很喜欢熵这个概念，是因为没有人准确地知道这个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

为了计算信息熵，香农提出了一个对数方程，这个方程与鲁道夫·克劳修斯（Rudolf Clausius）提出的用于计算物理熵的方程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信息熵与物理熵这两个概念之间有几个容易出现误解的地方，对于没有深入研究过的人来说可能容易出错。对于物理熵而言，当一个物理体系内的所有分子达到了同样温度，且不会产生任何新的能量时，那么这个系统的物理熵就达到了最大值。香农的信息熵是系统有序化程度的一个度量，一个系统越是有序，信息熵就越低；反之，一个系统越是混乱，信息熵就越高。当一个信息中的所有数字位都具有同等程度的不确定性，无法在不招致信息损失的情况下进行进一步压缩之际，信息熵就达到了最大值。这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方程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特征，印证了计算机科学家塞思·劳埃德（Seth Lloyd）所说的所有物质实在的最初构成都是熵比特（entropic bit）。2

对于经济学而言，信息论的关键论点在于，信息就是新闻，信息可以通过其给人带来的惊异来度量。这种惊异就是信息熵。一系列能够预测的数字位根本不会传递任何信息，一系列未经编码的混乱的噪声也不会传递出任何信息。

在香农的信息传输方案里，信源首先遴选出需要传输的信息，然后根据一个使用专用字母表的词典或符号查找表对这个信息进行编码，之后再转换成适合信道传输的形式。但在传输过程中，信道总是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噪声或其他因素的干扰。在信宿那一端，接收器会对信息进行解码，转换成原始的形式，即转换成相应的信息。无线电台调制电磁波的过程就是如此，你的车载无线电接收设备也可以调制这些电磁波，将无线电台发送过来的信号转换成原声。

信息论的一个高明之处在于它明白通信既可以超越空间的限制，也可以超越时间的限制。光盘、苹果公司的音乐播放器或美国电视录制技术公司的个人录像机也可以进行信息传输，它通过一个信道（CD、VCD、微芯片存储器或硬盘驱动器）把信源的信息（比如原始的歌曲或其他内容）传输到接收终端。在所有这些情况中，信息传输的成功取决于信道的相对稳定性，即在跨时空传输信号的过程中，信道不会发生重大改变。

信道的改变会产生噪声，一个理想的信道会呈完美的线性，也就是说，出来的信号与进入的信号是完全一样的。不管是对于电话、电视还是数据储存而言，如果一条信道足够好，那么信息在传输与接收期间都不会发生重大变化。由于信道是固定不变的，所以信道里的信号可以传递各种变化。变化的信号可以与信道的不变参数区分开来。

在这类无线电传输中，语音或其他声学信号通过调制方案载入电磁波波段。所谓调制，是一种将信号注入载波，以此信号对载波加以调制的技术，以便将原始信号转变成适合传送的电波信号。这一系列规则使得频率相对较高的非机械波能够传输经过编码的声音。这类非机械波以千赫、千兆赫作为量度单位，并以光速运行。人耳只能以频率较低的机械波的形式进行接收。这类机械波以赫兹、千赫作为量度单位，且运行速度只有非机械波的一百万分之一。接收端对接收的信号做相关处理，恢复经过调制的振幅、频率或相位，把宽带信号换成原信息的窄带信号，即通过解扩完成信息传输过程。如果调制波被采样储存于磁盘或长期存储器里，那么即便在几年之后依然可以完成解码。

信息论的一大成就在于用严谨的数学学科去定义和度量信道传输的信息中含有的信息量。香农用熵或惊异去定义并度量信号里的信息量。如同物理熵一样，信息熵是一个事件发生概率的对数的负值（这里的对数是以2为底的对数）。

根据香农对信息熵的计算方案，信息量是根据一个时间出现的概率进行度量的，因为香农认为实际消息是从一个消息集合中选出的，信号是从有限的字母表中选出的，熵就是一个用来度量选择自由度的指标。我们设想这样一种理想化的、简单化的情况，即如果一个系统内各元素或符号发生的概率是均等的，那么这个系统的信息熵达到了最大值。在这种情况下，系统的不确定性只是元素或符号数量的倒数。抛一次硬币会出现两种可能性：正面及反面，任何一面出现的概率均为1/2；1/2以2为底的对数是－1。在香农的计算公式中，这个负数被抵消，也就是说，抛一次硬币可以产生一个比特的信息或惊异。

一系列概率为1/2的比特混合在一起，并不能保证最终得到正确的传输结果的概率也为1/2。不然，通信者会用任意一个晶体管来取代信源，结果也能得到一半的信息。仅仅概率这一个因素还无法告诉接收器哪些信号是需要接收的。信息的衡量指标是熵。

再举一个熟悉的例子。在掷色子游戏里，每一次掷色子时，任何一面出现的概率是1/6。然而，根据香农对信息的定义，每次掷色子产生的信息量却不能根据每面出现的概率来衡量，而是根据它所解决的不确定性来衡量。根据香农的信息量计算公式，这个信息量应该是2.58，也就是说，每次掷色子所产生的信息熵（或者说给人们带来的惊异）为2.58比特。

香农的信息熵评估的是跨时空通信带来的惊异。通过对信息进行度量，他既能确定一条给定的信道在传输信息方面的容量，也能确定噪声对信道容量的影响。(www.daowen.com)

在当前这个信息时代，大多数技术都源于香农的信息论。香农对信息论的主要成就包括对比特的定义、对惊异或信息熵的解释与计算、对信道容量的度量、对噪声等干扰因素的影响及其本质的深刻探索、提出了抽象的密码学理论、对多用户信道的规划、提出了信息冗余及纠错规则以及对编码的深刻见解。

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贝尔实验室工作期间，香农关注的内容主要是如何满足这家世界上最大的电话公司的需要。但他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和启发，使我们认识到他的理论能够应用于更加广阔的领域。1940年，香农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数学博士学位，而他的博士论文却是关于人类遗传学的，题目是“理论遗传学的代数学”（An Algebra for Theoretical Genetics）。他后期又提出了大量有关信息论的真知灼见，并且把基因遗传也作为信息传输的一个例子。他认为基因遗传就是基因信息借助“世界”这条信道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传递。他估计人类一个基因组传递的信息总量为数十万比特。事实上，目前科学家们估计人类基因组传递的信息量为60亿比特，是香农估计的信息量的4 000倍。虽然香农估计错了，但他却率先宣称人类基因遗传包含了一些可以用比特来度量的编码信息。这样一来，他就把信息论的适用范围扩展到了生物学领域。2001年，在其生命即将终结之际，香农对于自己的信息论能否应用于更加广阔的社会领域仍然持有谨慎态度，但其实他早已为信息论在经济学领域的适用性打开了一道大门。

香农之所以持有谨慎态度，是因为他不希望其他学科里那些含有惊异信息和创新内容的词汇污染了自己纯粹的信息论。而正是由于他这种谨慎和自律，才使得他的构想具有普遍适用性。香农并没有创造某一个具体领域的信息传播学，但他的信息论却具有广泛适用性，并没有局限于电话或电视信息传输，没有局限于以无线电波或者地面电线为媒介的物理传输，没有局限于英语语言信息或数字信息传输，也没有局限于音乐、基因组、诗歌、政治演说或者商业信函等文件的属性的测量。虽然他非常痴迷于测量英语信息的冗余度，但他并没有具体地为哪一门语言或代码提出过传输理论。

香农提出的是一个基础性和先导性的理论。他没有明确地指出人脑中究竟是哪个部位产生了具有特定目的、意义、计划、目标和哲学倾向的信息，因为他非常严谨，研究工作局限于基础领域，所以他的理论几乎适用于任何存在噪声等干扰因素的跨时空信息传输，这类信息包括商业观念、企业创意、经济利润、货币价值、私有财产保护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的创新流程。

企业家是商业理念的创造者和管理者。他们希望跨越时空的限制把商业理念转变为现实。我们以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和苹果公司的音乐播放器为例。乔布斯在脑海里酝酿出一个理念之后，必须以具体的、物理的方式将其表现出来，或者说对这种理念进行“编码”，最后把产品“传输”到市场上去。这个过程需要设计、制造、营销和配送等流程。这是一项复杂的事业，每一个流程都充满了信息。

作为一名企业家，作为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乔布斯能够控制很多环节，但整个项目最终能否成功则要看是否存在一个稳定的渠道，或者说“信道”。如果存在一个稳定的渠道（比如稳定的政策与社会环境），则其能够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圆满地完成各个流程，反之，如果信道不稳定，则很容易导致乔布斯半途而废。与此同时，乔布斯控制范围之外的许多公司也会生产出多种具有竞争性或替代性的产品。苹果公司之所以能够在无线业务上取得卓尔不凡的成就，主要得益于在以下几个关键环节上取得了进步，这些环节包括陶瓷和塑料包装、数字信号处理、无线电通信、硬盘的微型化、非易失性“快闪”硅存储器、数字压缩编码和不计其数的其他技术。正是得益于这些技术的进步，苹果公司才能够在漫长时间内完成了环环相扣的技术链条。

在生物学领域，遗传信息是通过“世界”这个信道传输的，这个信道具有稳定性，而这种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化学规律和物理规律。在乔布斯活动的经济领域，他也需要一个稳定的渠道，或者说“信道”，这个渠道使他在某一个时空点上的想法能够在多年后到达另一个点（即产品端）。对于这个渠道而言，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必须具有亚当·斯密所说的那种“秩序”。乔布斯必须确保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自项目伊始到项目结束期间一直存在。亚当·斯密在定义经济体系这个渠道时，认为其具有以下基本元素：自由的贸易、合理的监管、稳健的货币价值、适度的税收和稳定可靠的财产权保护。目前还没有人对亚当·斯密列出的这些元素提出什么反对意见或做出什么重大改动。

换句话说，企业家需要一个在这些重要方面都不会出现巨大变化的渠道。技术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有利于企业自由创新的基本渠道的特征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不然，如果政府大幅提高税率，或出台一些反对音乐版权保护的法律，或出现了一些严重阻碍国际贸易的规定，就会导致渠道不畅，进而影响苹果公司研发音乐播放器的整个过程。

信息论考虑了所有这些因素之后，提炼出了这样一条原则：传输一个高熵的、能够给人带来高度惊异的产品，需要一条低熵的、不会出现惊异的、基本上不受干扰的信道。一些不可抗力，比如台风和海啸，会对这条信道造成干扰，只不过强劲的经济体能够从这些灾难中迅速复苏。

对企业家某一个特定的想法而言，其遭受的干扰可能是一项更具竞争力的技术。然而，最普遍、最具破坏性的噪声源恰恰是制度。要想获得稳定的渠道，我们最先依靠的肯定是制度。如果政府忽视了自己作为制度守护者的角色，或者在更糟糕的情况下，政府直接插手经济运行以照顾自己青睐的某些企业，那么可能会造成震耳欲聋的噪声。

如果出现了一个对乔布斯友好的政府，帮助他消除了所有竞争者，或者让他完全垄断了音乐发行业务，那么这在短期内可能会对乔布斯的某一款产品产生积极的作用。但禁止竞争性产品的做法会妨碍技术进步，影响乔布斯未来的产品研发，而且一个高熵的、政府主导的渠道充满了不可预期的政治干扰和噪声，将会抑制长期资本投资。

企业家在思考一项发明成果及其成功前景时必须评估潜在赢利性。经济学领域的赢利指的是投资收益。利率水平、利率期限结构和利率风险结构体现了整个经济体的平均收益状况，反映了当前的生产结构和预期货币值。利率也决定了投资新产品的机会成本，即你因为投资于某个新产品而错失的其他机遇。

利率对于经济信息论分析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利率是衡量真实经济环境的一个指标。如果政府操纵利率，就会传递虚假的信号，导致市场出现困惑情绪，结果就会损害企业家的活动，比如，如果政府为了金融机构的利益而长期人为压低汇率（就像美国政府所做的那样），则会严重地扭曲市场，扭曲产品研发赖以完成的“信道”。利率是噪声，而不是信号。近乎零利率的政策会导致金融机构“过度肥胖”，因为这些“享有特权的借贷者”会把自己持有的大批政府资金重新投入到政府债券上，将一小部分资金用于有用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其余的大部分资金则被投放到了消费信贷领域，刺激了超出自身承受能力的消费行为。

如果一个企业家需要在很多年的时间里支付一大笔费用才能将某个重要产品投放到市场上，那么一般来讲，他必须给风险投资者或董事承诺远高于正常利率的收益。至于这位企业家的真实收益究竟有多少，他所在的整个经济体预料不到，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成功的大企业也预料不到。一种商品具有正常的、可预期的收益水平，同时，创新能力也会带来不可预期的收益水平，不同的创新会有不同的收益。企业家的新产品或新业务会给经济体带来惊异，因此他获得的收益也是令人惊异的，这将打破现有市场秩序的平衡。如果原有的那些根深蒂固的大企业能够操纵整个信道来保护它们自己的产品、业务和利润空间，那么新产品就无法投放到市场。

预期之外的收益也是一种惊异，或者说是一种熵。用德鲁克的话来说，这种收益超过预期的情况就是“正面惊异”（upside surprise）。3德鲁克指出，根据常规指标来衡量的大部分收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收益，因为它们之所以被称为收益，只意味着它们超过了资本成本。只有企业家的创新能力才会带来真正的收益，也就是从“熵”的意义上来讲的“正面惊异”。

企业家要想成功，他必须知道如果自己的创造带来了正面惊异，那么相关的利润不会被没收，也不会被政府通过税收给收走。如果这些收益可能会被没收，那么他的整个项目将无法吸引必要的资源，无法将最终的产品投放到市场上。

香农提出的信息熵的概念把创新、惊异和利润联系在了一起，所以是经济信息论的核心。一项发明成果或一项颠覆性的创新成果的标志首先是它能给人带来惊异，然后才是能带来超乎寻常的收益。这是香农提出的信息熵概念的体现。然而，当市场吸收一款新产品之后，该产品的熵就会逐渐下降，换言之，该产品给人们带来的惊异会越来越少，最后，该产品的利润率将会与市场上经风险调整的利率趋同。在此之后，企业家必须继续研发新产品，给市场带来新的惊异。

熵的经济学描述了企业家将想象中的观念转化为具体形式的过程。在企业家的想象中，熵是无限的，不受约束的，与经济模型无关。但为了让自己想象的内容变为现实，企业家必须在现有资源和战略可能性之间做出具体的选择。这里的熵意味着他的选择自由度。

根据香农的理解，这个创造过程与一切逻辑体系和数学体系都是不相干的，因为它并非起源于可靠的知识，而是起源于商业假设的可证伪实验，它体现的并不是过去的知识，而是意识、意志、纪律、想象力和创造力具有的潜力。

如同所有以数学推理为基础的逻辑体系一样，信息论赖以建立的基础也是其无法自证的观念。这些观念就构成了通信领域中的“内容”，通过经济体这条信道进行传输。它们来自于具有选择自由的创造者的思维。一旦企业家将其观念转变成了现实，以可证伪实验的方式将其投放到经济“信道”中，那么这就进入了香农提出的经济信息论的范畴。市场通过熵（即其内容和惊异）去衡量新产品，而新产品也将创造出自己的市场，面临市场的检验，并带来一定的利润。

【注释】

[1]硬科学，指的是自然科学，用硬表示该学科比较严格或准确，包括物理学、计算机科学、化学、生物学等。—译者注

[2]“20个问题”的游戏，twenty questions game，一个玩家先想好所有参加者都知道的一个特定地点、人物或事物，其他玩家通过提出一堆“是或否”的问题来找出答案，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下一个问题，如果谨慎选择问题，只要短短几次询问就可以将后来的资料正确分类，这是“决策树”概念的体现。—译者注

[3]英国布莱切利公园，是盟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破译德军密码的旧址，现在也是英国国家计算博物馆所在地。—译者注

[4]查尔斯·巴贝奇，英国数学家、发明家、机械工程师，提出了差分机与分析机的设计概念，被视为计算机先驱。—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