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的经济生活充满了变数。我们无法预测房价或股价的变动，无法预测自己什么时候会患上疾病或遭遇交通事故，无法预测孩子的行为以及父母的收入，无法预测一个星期以后的天气状况，也无法预测大学里学什么专业能让自己的一生获得最大的收益或者找到最好的工作。各种各样的新闻经常让我们惊讶不已。可以说，我们几乎没有预测未来的能力。

然而，奇怪的是，虽然经济生活中充满了变数，经济学这个学科总在努力摆脱这个无法更改的事实。从亚当·斯密的时代到现代，这个学科关心的主要问题就是探寻经济规律，对经济事件提出系统性的解释，使人们不再对经济事件感到惊讶。比如，假定玉米的供给为X，需求为Y，而价格是Z，如果X或Y发生变化，而其他一切条件都维持不变，那么价格Z就变得可以预测了。在经济学这个学科里，在混乱的表象背后发现有序的规则一直以来都被奉为一项卓越的成就，而且到现在仍然令人叹为观止。很多经济学家，比如被称作“怪诞经济学家”的史蒂文·莱维特（Steven Levitt）以及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都因为具有一种神奇的能力而变成了媒体明星，这种能力就是他们能够为我们揭示出“我们本应该知道的事情”。1然而，更加仔细地调查之后，你就会发现即便是这些所谓“足智多谋”的分析人士显然都有事后诸葛亮之嫌，因为他们之所以声名鹊起，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向我们解释了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因为他们能够预测未来并进行精明的投资。

一直以来，人们都热衷于在经验中寻找规则，用秩序取代变数，试图让一切都具有规律性与可预测性。这种激情一直是人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18世纪晚期，也就是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之际，这种激情的确推动人类取得了丰富的成就，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7世纪最令人惊讶的智力成果，即微积分的发明。在微积分发明之前，物理学原本不过是炼金术和天文学、金属嬗变和祈祷所组成的一团乱麻，牛顿及其追随者们以微积分为武器，创造了具有数学秩序的新物理学。新物理学用一些措辞凝练的规则描述了整个宇宙，使我们能够做出异常精准的预测。科学逐渐意味着消除变数和排除奇迹，因为奇迹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不可预测性。

在某些领域消除变数和寻求规律是在其他领域进行创新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能够指明方向的指南针，那么谁也无法发现美洲新大陆，变幻莫测的天气和波涛汹涌的大海将永远给世界蒙上神秘的面纱。牛顿创立的新物理学发现了宇宙的运行规律，消除了变数，提高了人类的预测能力，为人类在之后三个世纪里的进步提供了可靠的“指南针”。

牛顿将宇宙视为一台庞大的机器，受此启发的亚当·斯密便试图如法炮制地在经济学领域找到规律，使经济事件也具有可预测性。在经济学领域，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扮演的角色，类似于经典物理学中的重力扮演的角色。在之后的150年间，这个理论不断地被编纂成册，后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还撰写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至今，这一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仍然被视为人类思维的一个胜利，被视为对经济体系进行的异常清晰和有用的描述，被视为经济体系赖以发展的核心原则。

然而，在这些辉煌成就的背后，人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与物理学之间存在一个无法弥合的差异，因为物理学描述的是客观规律，而人类具有自由意志，具有创新思维，这就使得人类行为存在诸多变数。笃信决定论的物理学不考虑可能出现的奇迹，而在经济学领域，奇迹不仅是常态，而且是最重要的经济事件。经济奇迹本质上就是创新，这些创新忽然之间就能够为固有的经济体系增添丰富的信息。牛顿的物理学则不考虑这类信息，只是描述一个客观的体系，这样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当你在描述一个经济体系时，你其实是在描绘未来创新赖以实现的前提条件。

虽然牛顿物理学体系中的一些方程式也考虑到并描述了一些因素的变化，但这些变化都是由客观因素引起的，不是由人为的、主观的因素引起的，因此没有必要去描述“诱变因素”，即新信息的创造者。（牛顿虽然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但他所创立的物理学体系没有让上帝或他的天使承担指挥宇宙运行的职责。）然而，在一个经济体中，每一个有用的或有趣的事件取决于某一类人的行为抉择。这类人就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因此，如果经济学仅仅以市场体系为基础，也就是说只考虑市场的作用，却忽视人的作用，那就会存在根本性的，或者说致命性的缺陷。

从总体上来讲，由于存在根本性的缺陷，经济学这个学科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出现很大的进步。如今，经济学已经僵化成一个严重脱离现实的学术科目，异变成一个充斥着复杂公式的数学体系，却仍然幻想着利用牛顿式的规则去分析错综复杂的人类行为。经济学家们痴迷于机械的市场模型，却忽视了一类重要的市场主体，即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类。

有些经济学家过于相信市场有效性，而有些则一味关注市场失灵。这样一来，经济学领域形成了一些截然相反的流派，比如淡水派与咸水派^[1]、芝加哥学派与剑桥学派、自由派与保守派、奥地利学派与凯恩斯学派等。2各派都有自己的基本观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只要哪个学派的理论解释了出乎意料的经济事件，也就是说，只要这些机械的理论解释了人类的创新行为，那么这一派就认为自己的理论是成功的。

自由市场派的经济学家们崇信市场体系的力量，反对政府插手经济运行，主张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从而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均衡状态。相反，社会主义经济学派则看到市场体系会出现失灵的情况，主张政府干预经济运行，通过施加外力来恢复市场均衡。然而，这两派都没有认真思考过那些一次次使人类摆脱饥馑与死亡的经济奇迹。这些奇迹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市场机制的作用，还是人类自由意志和创新思维的作用？

刚刚过去的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或许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由经济学家们一手造成的危机。他们痴迷于五花八门的统计模型，而忽视了更大的因素，即人类创新思维和自由意志。在这些模型中，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所谓的“结构融资”（structured fi nance）模型。在这种模型中，经济学家们对成千上万笔可疑的抵押贷款进行分拆与打包，并且引入了抵押贷款综合保险，以确保收回贷款。按照经济学家们的算盘，这种模型应该能够消除抵押贷款违约的风险。但事实上违约事件仍然不期而至，引发了金融体系的崩溃。之所以出现这种违约，并不是因为借款人像经济学家们之前计算的那样不具备债务偿还能力，而是由于置业者的自由行为，即如果置业者赌定房价会持续上升，就会按时交纳月供，反之，如果房价大幅下跌，他们则会选择放弃房子，便出现了断供现象，经济学家们的如意算盘也就落空了。不幸的是，经济学家和银行家们什么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有考虑到人的自由意志。

然而，真正的错误在于了解实情者与决策者之间的脱钩。约翰·埃里森（John Allison）是北卡罗来纳州BB&T银行的前首席执行官。这家银行不仅安然无恙地度过了危机，而且实现了赢利，他于1989年接手这家银行时，银行资产价值为45亿美元，而到2008年增加到了1 520亿美元。埃里森将这种成功归因于分权，即把决策权分散到内部部门及分支机构，而不是集中到自己手中。

但他同时警告说，分权之后，必须防止这样一种情况，即掌权的精英们在管理过程中过于注重固有的体系而厌恶不符合该体系的事件，要叮嘱这些精英们不要过于依赖固有的体系和规律，而是要到一线工作中去了解实际情况。所以，在担任首席执行官期间，他一再向经理人强调本地化决策的重要性。他说：“通过本地化决策，我们能够得到更好的信息，更好地了解市场，提高决策速度。”3(www.daowen.com)

埃里森的做法恰恰体现了信息论的主要观点。现代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实现繁荣发展，一个重要秘诀就在于它能够实现知识与权力的统一，把投资权赋予掌握投资知识的人。正如奥地利学派领军人物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认为所有的知识都应由一个人获得……那就忽视了现实世界中一切重要的、意义重大的因素，因为知识分散于不同的个体之间，所以包括决策权在内的权力也必须分散。”4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等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和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等供给学派经济学家后来都继承并完善了这种理论。5他们都知道，在经济体中，至关重要的知识源于很多个体的头脑。因此，从内在属性来说，知识的分布具有离散性。

由于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基因、视角与经历，所以，人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多样性。一个经济体越自由，人类知识的分布格局越是呈现出多样性特征。相反，政治权力则起源于从上到下的架构，比如政府、垄断、监管和精英式的机构等。这些基于权力的组织架构无不试图抑制人的多样性，并施加秩序。因此，权力往往具有集中性。

知识的分散性和权力的集中性之间的冲突仍然是各个经济体中的首要冲突。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实现协调，就构成了一门新型经济学。这种经济学把人类的自由意志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置于经济体系的核心位置，而不是传统经济学那样将其置于边缘位置。这种经济学容许变数的出现，认识到了经济体内的知识与信息分散于不同的个体之间，因此主张决策权以及其他权力也要具有相应的分散性。这种经济学更加注重研究那些能够干扰经济运行、导致市场出现非均衡状态的因素，主张把竞争性的市场作为检验各项发明的试验场。这种经济学解释了我们生活中为什么会不断出现令人惊讶的波动。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早在30多年前的《财富与贫穷》（Wealth and Poverty）一书中就提出了这种新型经济学的理念，2012年再版时重新提了一次。在这本书中，我指出经济学“多样性和差异性日益加强，不断涌现出新产品和新生产方式……充斥着鲜活的、发展的事物（比如新思想和新企业）”。这本书驳斥了货币学派的核心观点，即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发生变动的根本性和支配性的因素，赞扬了企业家创新思维给经济体带来的意外惊喜，强调指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因此这本书宣示了供给学派的诞生。这本书以15种语言出版发行，读者遍及世界各地，而且连续6个月占据了法国畅销书榜首的位置。我本人也成了被罗纳德·里根总统引用次数最多的作者。

在《财富与贫穷》第一版与第二版之间的这几十年里，我变成了一位风险投资家，并开始深入地研究计算机网络技术及其背后的信息论。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学会了按照一种新方式去看待经济学问题和经济领域中的意外事件。

之前，很多经济学派遭到了恶毒的攻击，比如被批评成了法西斯主义、贪婪与腐败、巫毒经济学和涓滴经济学、毫无同情心的紧缩与肆无忌惮的浪费或者保守的教条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许可证。然而，我提出的这种新型经济学明确地把研究重点放在了知识与权力上，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免于遭受这类恶毒的攻击。

我们首先看一看这种新经济学的一条论断，即市场经济主要是一个信息体系，而非一个激励体系。我们仍然认同“信息最好被定义成惊异”的观点，既然是惊异，就是意外事件，就不是我们能够预测到的，而是无法预测的。经济增长的关键不是为了追求货币激励而去获取新事物，而是通过学习和发现去扩张财富。新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源并不在于市场机制通过激励和惩罚去操纵人的贪欲与恐惧，而是自由的企业能够通过可证伪的实验不断地积累令人感到意外的新知识，而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企业具有失败和破产的可能性。

因为这个新的经济体系是以新思想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市场激励为基础的，所以它是容易改变的，不需要让几代人付出坚持不懈的努力。一个经济体就是一个“智能圈”。所谓智能圈，就是一个以智力为基础的体系，是一个由思想、态度、目标与灵感构成的主观范畴，决定着经济体内一切支出能够带来的价值。它可以像思维和政策那样快速地实现变化和复苏。

新经济学—现代的信息理论—已经悄然发挥了作用。它隐藏在精密的数学机器和信息技术的背后。这个时代最强大的机器和网络背后就体现了这种信息论。信息论把通信视为特定的信息在噪声（即冗余信息）之间通过一个通道进行的传输，这个通道可以是一根线，也可以是整个世界，并根据由此引发的新闻或意外来评估这些创造或通信的结果。信息中排除了冗余后的平均信息量称为“信息熵”，也可以称为“知识”。现在，这种新经济学已经变得日益公开了，将会像转变世界经济那样转变经济学这个学科。

【注释】

[1]在美国，对于政府之手是否应该干预市场运行过程，一派主张政府应该积极参与市场调节，如萧条时用降息等方法来刺激经济，过热时用加息的方式提高生产成本，持有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集中在美国东海岸和西海岸，所以被称为“咸水派”；另一派则认为市场具有自我调节和修复功能，加息这样的方法只能调整心理预期，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持有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集中在美国五大湖附近，所以被称为“淡水派”。—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