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政府是否应当用区域政策干预经济运行，区域经济学理论上存在新古典与极化理论的争论。两种理论基于不同的假设条件分析区域经济政策调控经济是否有效性问题。

新古典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区域之间要素报酬的差别将会通过要素流动趋向均衡，也就是说，市场机制的作用最终会消除区域之间人均收入的差别，导致经济增长均衡。而市场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必须满足以下假设条件：（1）经济主体追求收益最大化；（2）经济主体能够获得有关价格的完全信息；（3）所有市场都处于完全竞争状态；（4）价格灵活富有弹性，生产要素自由流动；（5）区域之间运输费用为零；（6）所有区域都存在同一的固定比例规模收益的生产函数。从这些假定中直接得出的结果是，所有市场都处于均衡状态，也就是说供给和需求是平衡的。生产要素根据其边际产量价值获得报酬并通过区域之间的流动实现均衡。按照新古典的观点，区域经济政策的任务是使经济活动符合新古典的那些假设条件。经济政策应该促使劳动和资本的流动性提高，破除如行政障碍或市场进入壁垒方面形成的流动限制，并改善区域之间的信息流动。如果区域经济政策除此之外不渗入到经济活动过程之中，那么区域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别将趋于均衡，并且区域将进入一个均衡增长路径。此外，新古典区域增长理论认为，在一定前提条件下经济自动趋向帕累托最优状态，区域经济政策只可能是干预这一向最优状态发展的过程，导致福利损失。新古典的区域经济增长假设基于许多假设条件，而包括流动性假设和完全信息假设等假设条件更多是理想条件下的假设，而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因为经济主体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积极或消极的外部效应。受进入壁垒、市场信息等影响，尽管有大量供给者，也能出现区域垄断，这种垄断在经济生活中能够在一定范围影响价格。而在经济发展的一些领域，完全靠市场调节不能实现最优资源配置，所以需要政府介入，科学管理调控经济运行，也就需要政府在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方面进行规划建设。而这些都与新古典区域增长理论的前提假设与理论主张相悖，这说明新古典区域增长理论对在现实中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的解释与指导作用有限。我们还需更符合现实经济运行的更为有效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也就是下面要阐述的极化理论。

新古典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在下述两点上遭到质疑与批评：（1）经济增长与发展具有内在的均衡倾向；（2）经济政策应限制在保证市场机制运行能力以内。除此之外，不应干预经济运行过程。而在实际经济运行中，不同国家之间，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在不同发展阶段，都存在发展速度快慢的区域与时段，出现程度不同的发展差距。而靠新古典的通过市场自动实现均衡的观点很难得到解释。于是，一些经济学家通过案例事实研究，采取归纳方法，提出了极化理论。极化理论是在同新古典理论的争论中形成的，它并不是一个封闭的、自身固定不变的理论体系，而是随着时间推移形成的自身带有共同特点的各种论据的综合。

极化理论提出了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和趋异倾向的观点。按照他们的观点，经济发展过程不是导致均衡，而是导致区域差别的强化。这些观点基于下述几个证据：（1）生产要素被视为非同质的，至少一部分是不可流动的。因此，由于生产要素价格阻碍均衡倾向的那些生产要素不能被完全代替。（2）市场并不是以完全竞争为特征的，而是以垄断、寡头和外部性为特征的。（3）信息，特别是有关技术和组织创新的信息，并非随处可自由获得，而是有待开发并通过经济系统传播开来。极化理论既论证了部门之间的趋异发展，也论证了区域之间的趋异发展。在对部门发展的极化中，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论证了经济增长不是遵循均衡路径，而是发源于一个所谓的“推动型单位”。推动型单位是一个经济部门，它超过平均水平强劲增长并通过同其他部门紧密联系产生影响。推动型单位的特点如下：规模巨大；相对于其他部门具有强大优势；同其他部门有密切联系；有强劲的经济增长。推动型单位的推动力主要靠以下两种方式形成：一是通过实行内部节约和外部节约，也就是积极的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二是通过创新。推动型单位对其他经济部门的影响作用不仅有积极的“推动效应”，而且也有消极的“制动作用”。推动型单位凭借自身优势吸引其他经济部门的生产要素，运用它们的市场权力施加负面影响，或者阻碍其他经济部门创新，形成对其他经济部门的“制动效应”。对周边环境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作用在区域极化中也能体现出来。区域极化论的代表人物为瑞典的缪尔达尔和美国的赫尔希曼。瑞典的缪尔达尔提出了循环累积因果过程的观点，认为最初的偏离产生的影响作用使这种偏离得到强化，这一过程不会再回到均衡状态，而且强化了非均衡状态。所以，朝着积极或消极方向的刺激随着时间的推移累积起来并形成固定的发展差距。区域之间由于循环累积过程形成的发展差距，不会通过区域间的相互作用实现均衡。区域之间的资本流动和区际贸易也强化了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区际贸易的结果是强化了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缪尔达尔用的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赫尔希曼用的渗透效应和极化效应，都与佩鲁用的推动效应与制动效应类似，阐述了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扩散效应或渗透效应阐述的是所有那些导致发展向空间扩散的机制，即对周边形成积极推动；而回流效应或极化效应指对周边施加的消极影响。赫尔希曼认为区域发展进程从长期看趋向均衡，缪尔达尔认为极化效应是主导发展趋势，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自由市场力量的作用使经济向区域不均衡方向发展是一个内在的趋势”。极化理论的经济政策主张认为因为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是导致均衡，而是发展差距的强化，主张通过国家经济政策实现区域经济均衡，或者至少是不能使区域之间（或国家间）发展的差距过大。认为政府可以干预市场运行过程，强调平衡区域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把效率问题放在次要位置。不同于新古典理论集中于效率，忽视分配问题的思路。

1. 区域均衡发展

因为各地区之间因资源禀赋等造成的收入差距靠市场力量难以实现协调发展，需要国家政策干预条件。为了平衡发达地区与相对不发达地区的差距，国家中央政府从实现区域均衡发展角度出发，对国内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的经济发展采取限制措施，同时给予国内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优先发展的权利，这就形成了区域均衡发展的国家区域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后，实施了区域均衡发展的政策，试图缩小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国家在“一五”和“三线”建设时期，实施了对中西部地区投资优先的政策，以缩小全国区域发展差距，从整体上可以看成是区域均衡发展政策的实践。(www.daowen.com)

2. 区域非均衡发展

因为资源禀赋制约以及国内外发展形势的需要，国家在某些阶段的政策倾向于相对集中投向某些地区，促进这些地区率先发展就形成了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非均衡发展战略不是孤立的，国家的目标是通过某些区域的率先发展，进而通过示范带动影响，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目的，这其中始终伴随市场力量的作用与政府政策的影响。区域非均衡发展可以理解为区域优先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施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政策，目前这一政策已逐渐向区域均衡发展政策转变。

3. 区域发展援助

为了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国家也会重视区域间发展差距，通过区域发展援助实现相对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区域发展援助意在通过国家政策的外力弥补地方财政增收能力不足，通过国家帮助修建基础设施等手段改善经济发展条件，提高居民收入，增加就业，缩小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将区域发展援助作为制定国家区域政策的主要目标。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国家政府通过对黑龙江省实施开垦“北大荒”，建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垦新疆天山南北等垦荒行动，就是实施区域发展援助目标，进入80年代，为促进“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央政府的政策力度明显加大，而且走向制度化，包括对五个民族自治区和一些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省份的定额补贴，还包括东部发达省份对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对口支援，以及从2017年开始实施的沿海发达省市对口帮扶东北行动，全国范围的精准扶贫都属于区域发展援助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