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资金、技术是在自然地理资源上延伸衍化出的高一层次的禀赋，它们都是在人的参与下形成的。如果说自然地理禀赋是天然的，那么经过人类活动的参与，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就形成了不同地区的人口分布，进而通过人口分布带来资金、技术等资源禀赋。气候相对宜居、交通相对发达、商业相对繁荣的地区往往是人口更多聚集的地区。而通过“累积因果”效应，人口与自然、人文环境共同作用，形成了不同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出现不同的经济发展效率，从而产生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一个地区人口、资金、技术分布构成作用于经济发展效率主要受市场机制与政府政策的双重影响，但在不同时期，国家政策的影响，可能对某些地区发展速度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

人口资源对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体现在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迁移等方面。严格来讲，人口资源指形成劳动能力的人口所具有的改造世界的能力而形成的资源优势。我国人口目前将近14亿，人口数量带来的较大的“人口红利”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国地区间的差距与人口数量有一定程度的相关关系。人口素质的高低将影响生产方式、人们的思想观念及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教育与健康是衡量人口素质的两个重要变量。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教育提高了个人的生产率。从地区来看，普遍受教育程度提高将使地区学习能力提高，进而带来经济增长速度提升。其次，教育具有正外部性。教育的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其对地区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大于个人效果总和。一个地区受教育程度提高，将有助于文明素养和文化的形成，进而带来经济发展效率的提升。健康对人口素质的影响是双重的，健康的人口素质促进了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带来医疗水平改善，反过来促进人口健康水平提升。

人口迁移也将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影响。需要劳动力带动的地区因为更多的劳动力进入而促进了经济发展，“孔雀东南飞”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后人力资源流向东部的形象比喻。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在劳动力丰富的区域应自然利用大量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从实际来看，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地区的劳动力不一定都是本地劳动力，比如我国改革开放窗口——深圳、东莞发展劳动密集型等产业就吸纳了大量外来人口。这就是人口迁移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的例子。而对于人口流出的地区，因缺乏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口，这将对其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产生影响。毋庸置疑，人口是经济社会的推动力，其对地区发展具有重要推动力。(www.daowen.com)

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生产投入的要素主要包括三方面，即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这里的资本指以机器、设备及厂房等构成的物质资本。这个资本严格来说是狭义上的资本，广义的资本还包括人力资源，即人力资本。资本总是一种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都认为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最早阐明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他认为，经济发展的中心推动力是由储蓄所形成的快速的资本积累（包括运用资本的知识和技术）。罗斯托在他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中，提出实现经济“起飞”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资本积累率达到10%以上；建立起能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变革。其中，资本积累率达到10%以上是最基本的先决条件。

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在经济活动中总按一定比例，以某种具体形式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而各种生产要素结合的比例，从根本上说是由技术进步决定的。技术水平的高低决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技术进步能实现对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的升级、改造与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新驱动都是以技术进步为基础进行推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