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历史发展

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历史发展

时间:2023-05-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跨文化传播理论诞生于美国,顺应二战后美国全球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全球化市场的扩大,多元文化交流等的需要。其二,传播者的“适应倾向”。(二)侧重身份协商或管理的理论这一领域的理论有四种:文化身份理论;身份管理理论;身份协商理论;有关身份的传播理论。

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历史发展

文化传播理论诞生于美国,顺应二战后美国全球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全球化市场的扩大,多元文化交流等的需要。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始于20世纪50年代,作为一个学科成型于七八十年代,理论发展于八九十年代,反思转型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

跨文化传播学公认的奠基人是Edward T.Hall。1955年,美国人类学爱德华·霍尔首次将cultural和communication嫁接在一起,使得文化的静态研究和传播的动态研究能够结合起来。1959年,他的《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一书出版,该书被认为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奠基作。此后,有关跨文化传播的著作陆续问世,诸如:1962年R.T.Oliver的《文化与交际》(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1966年阿尔弗雷德·史密斯(Alfred Smith)的《传播与文化》(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1967年I.Parry的《人类交际心理》(The Psychology of Human Communication)等。

根据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教授威廉·B.古迪孔斯特(William B.Gudykunst)《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综述(二)》以及国内有关学者的翻译介绍,跨文化传播的主要理论主要有如下内容:

(一)侧重语言传播的理论

这一领域的理论有三种:(1)传播适应理论,(2)谈话制约理论,(3)违反预期理论。

1.传播适应理论(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传播适应理论来源于Giles言语适应理论(SAT;Giles和Smith,1979)。言语适应理论认为,在人际传播过程中,表达者的语言策略是获得认同或张显个性,言说方式主要是言语同化与言语异化,以缩小或拉大传播距离。Giles等人扩大了该理论的运用范围,应用于传播领域。Gallois等人又将民族语言身份理论(ethnolinguistic identity theory;Giles和Johnson,1987)的部分内容加以融会贯通,纳入传播适应理论之中,强调跨文化传播中环境因素的影响力。

传播适应理论(Gallois等,1995)主要内容有四:其一,群体之间的关系、接触的社会规范以及文化差异理论。其二,传播者的“适应倾向”。“适应倾向”的影响因素也有三个方面:(1)个人因素(如个人身份与社会角色),(2)跨群体因素(传播者对外群体的倾向),(3)“初衷”(如察觉潜在冲突,持久的决心去适应)。其三,“现场情形”(“immediate situation”,Gallois等,1995),涵盖五个方面:(1)“社会心理状态”,(2)“传播目的与对对方重视度”,(3)“社会语言策略”,(4)“行为与技巧”,(5)“标记与归因”。其四,“评价与将来意图”(Gallois等,1995)。积极正面的评价会令彼此更乐于交流传播。

2.谈话制约理论(Conversational Constraints Theory)

该理论为韩国学者Min-Sun Kim于1993年提出,他认为谈话制约是人在交际过程中对信息构建方式的最基本的关心,具体包括五种谈话制约:(1)对于明确性的关心,Kim认为Grice的方式准则可以作为明确表达的指导理论,即明确表达要求做到避免晦涩、避免歧义、语言简练、逻辑清晰;(2)对于如何将事物降低到最小程度的关心,旨在避免干预听话者的自主行为,保护听话者“消极面子”;(3)对于避免伤害他人情感的关心,即说话者提出请求或要求时,要顾及听话者的感受;(4)对于避免听者产生负面印象的关心,旨在避免听话者产生负面印象或评价;(5)对于交际有效性的关心,即追求交际效果的达到和交际目的的实现。以上五种制约,(1)和(5)体现了低语境环境中的交际需求,强调交际目的的高效达成;(2)、(3)、(4)则更多体现高语境下谈话的需求,强调双方关系的维系。

据此,Kim将谈话制约分为“任务导向型”谈话制约(task-orientation)和“社会关系型”谈话制约(relationship-orientation)两种。

3.违反预期理论(Expectancy Violation Theory)

该理论为Burgoon于1978年提出,起初应用于体态语等非言语交际行为,后来扩大到话语控制、印象控制等领域。Burgoon认为,任何文化都对人的交际行为具有规约和制导作用。人们在交际时,头脑里会建立起预期框架。该框架建立在交际者社会文化经验的基础之上,从而构成他们对人际乃至世界的认知图式。交际双方都在预期框架内预见对方的言语行为,理解其意图。交际效果如何,取决于交际双方多大程度上取得共识的预期内容。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由于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差异,交际者总是根据自己民族的文化规约来以己度人。当发话者的交际行为不符合听话者的预期,并且令听话者不解时,听话者会认为对方不得体。这种偏离听话人预期的行为被称为是违反预期的行为。违反预期行为会造成语用失误和语言误解。

(二)侧重身份协商或管理的理论

这一领域的理论有四种:(1)文化身份理论;(2)身份管理理论;(3)身份协商理论;(4)有关身份的传播理论。

1.文化身份理论(Cultural Identity Theory)

文化身份理论是Collier和Thomas就跨文化传播中如何处理好文化身份所提出的解释性理论。其理论有六个假设:(1)人们“在语篇中协商多元身份”;(2)“做出推论的假设,承认不同的文化身份”;(3)保持意义连贯、遵守传播规则、进行有效传播;(4)商定“传播双方共同的意义、规则体系并且获得正面结果”;(5)对文化身份的确认;(6)文化身份会随着广度、强度、显著度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在六个假设的基础上,Collier和Thomas总结出五条规律:(1)语篇中规范与意义差异越明显,跨文化程度越高;(2)个人跨文化传播能力越强,越容易保持与发展跨文化关系;(3)文化身份差异越大,跨文化程度越高;(4)对对方文化身份的认定与其自认定越吻合,跨文化传播能力越强;(5)与文化身份相关的语言指称会相应地随着社会情境的各种要素的变化而变化。

2.身份管理理论(Identity Management Theory)

1993年,Cupach和Imahori提出身份管理理论,该理论建立在Goffman的自我展示问题和面子问题基础之上。

Cupach和Imahori认为,身份可以预期行为,并规约和激发个体行为。现实生活中,人可能集多种身份于一身,其中关系身份和文化身份占据核心地位并起主导作用。传播者文化身份相同,于是产生文化内传播;传播者文化身份不同,从而产生跨文化传播。

“人际传播能力应包括传播活动中彼此商定都能接受的身份的能力”。“保全面子是人类交往过程中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条件”。在跨文化交往中,如何处理面子问题存在三组对立统一:(1)友情面子与自主面子,(2)能力面子与自主面子,(3)自身面子与友情面子或能力面子。跨文化传播能力包括如何处理这三种紧张关系的能力。

处理跨文化关系能力的培养需要经历三个阶段:(1)“反复实践,不断摸索”阶段;(2)使传播者不同的身份变成各方都能接受的符合关系身份阶段;(3)对身份进行重新协商阶段。

3.身份协商理论(Identity Negotiation)

Ting-Toomey认为,跨文化传播能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是“传播者双方之间的有效身份的协商”。人在自我身份认定过程中越觉得安全,就越具有健全的身份意识和强大的自信心,而人的自信心越强,其应变能力也就越强,人们在认知、情感和行为方面应变能力越强,商定身份的效率也就越高,也就越乐意进行跨文化传播;越觉得脆弱,就越容易感到焦虑不安。而人的脆弱程度受到安全渴求程度的影响。人与人之间越是包容,越注重内群体与关系边界;越是求异,越拉大自己与他人的距离。能否处理好安全-脆弱和包容-分离的辩证关系会影响到人们在身份协商过程中的应变能力。

人掌握的传播资源越多,在身份确定、协调与协同方面的效率也越高,在“共建传播目标”和“发展共同的身份内涵与身份理解”的过程中也就越灵活。

4.有关身份的传播理论(A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Identity)

Hecht和Hecht等人提出了有关身份的传播理论。Hecht认为,身份本身就是一种“传播过程”,因为:(1)身份有个人、群体和社会等层级,身份可以从内容、关系等层面加以界定;(2)身份从话语中传递、在角色扮演中形成对应关系,它既相对稳定又不断变动;(3)身份有精神、情感、认知、行为等内涵;(4)身份是一种编码,具有主观和客观意义,因而也具有语义特征,可以从符号、名称中得以传递;(5)身份指定了恰当传播与有效传播的模式。

Hecht认为有四种身份架构:个人的、群体的、关系的和表现化的。并提出三个论断:(1)身份是社会等级划分的结果;(2)身份是他人赋予的;(3)身份产生期待与动机。

身份是在人际传播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是双方约定俗成的。身份在关系中表现,关系赋予身份社会成分,身份维系群体的存在。它有三个特征:身份显现在社会群体和人际网络之中;身份表现于人际行为与社会符号之内;身份体现了等级划分的社会角色。

Hecht等人认为Jackson的文化契约论填补了身份传播理论中身份协商问题的部分空白(如Jackson将跨民族传播中的契约协商分为“准备”“半完成”和“共同创立”三个阶段)。

(三)侧重人际关系网络的理论

这一领域的理论有三种:(1)传播网络与跨群体传播能力理论;(2)文化内与跨文化的传播网络理论;(3)传播网络与文化适应理论。

1.传播网络与跨群体传播能力理论(Networks and Outgroup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Y.Y.Kim认为,在个人传播网络(这个网络是指人际关系网络,而非互联网)中,外群体成员的存在以及与外群体关系的性质会影响个人的外群体传播能力。“个人传播网络的成员越不同,自身进行外群体传播的总体能力越强”。“个人传播网络对外群体成员的向心力越大,自身进行外群体传播的能力越强”。“自身与外群体成员的关系越密切,进行群体传播的能力越强”。

2.文化内与跨文化的传播网络理论(Intracultural versusIntercultural Networks)

Yum认为,跨文化语境下的行为比同一文化内部的行为变动性更大。跨文化传播网络呈现出放射状,他人之间互不联系;而同一文化内部的传播网络则是相互连锁的,他人之间互相联系。同一文化内的传播网络更为稠密,是一种多通路的网络。跨文化传播网络是弱联系而非强联系(强联系是指频繁而密切的接触,比如朋友之间,泛泛之交或者只是偶尔的联系是弱联系)。起着桥梁纽带作用的联络者在跨文化传播中具有重要地位。跟文化内传播相比,传递性在跨文化传播中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www.daowen.com)

3.传播网络与文化适应理论(Networks and Acculturation)

Smith提出了将社会关系网络与移民文化适应相结合的理论。他认为:移民更倾向于与承认他们身份的人建立联系;其原有文化会影响移民应用新的社会网络方式;生活环境中居住国本地人越多,移民越容易吸纳、适应其文化。随着移民逐渐融入新的社会,其社会关系网络也随之发生变化;移民的生活环境及其所处的社会阶层会影响他们跨文化传播能力和吸纳适应居住国文化的能力;移民之间密集的社会关系网络会降低他们获得吸纳、适应居住国文化所需资源的能力;基于情境关系规约的跨文化网络虽然不如基于个人关系规约的跨文化网络密集,但会有更多放射状的联系。

(四)侧重文化心理的理论

这一领域的理论有四种:(1)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2)面子—协商理论;(3)关于适应的文化要略理论;(4)同化、偏离、疏远的理论。

1.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AUM)

Gudykunst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是在Gudykunst和Hammer的适应居住国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出境者来到异国他乡,会对当地人的感觉、态度、信仰、价值观、行为规范都感到不确定,因而会感到焦虑不安。这种焦虑不安从心理学上讲源于出境者的消极预期,包含了所谓的“文化震荡”。如果不确定性和焦虑感过重,会妨碍出境者与本地人的有效传播,甚至很难准确理解本地人的信息以及据此所作出的对其行为正确预测。如果不确定性太轻微,出境者可能过于自信,自以为是。

克服焦虑需要出境者懂得“留意”。如果不善留意,出境者会用自己的文化参照系来预测和理解居住国人的行为。如果懂得时刻留意和换位思考,就能对居住国人的行为作出准确的预测。

2.面子—协商理论(Face Negotiation Theory)

Ting-Toomey提出了面子-协商理论。该理论认为,面子(自我的公众形象)是个体在群体生活中最基本的符号资源,它与个体的心灵-人格结构、关于安全和恐惧的潜意识、人与人之间的权力支配关系、礼仪交换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来自任何文化的人都会维护自己的面子,都会为他们的面子而与交际对象进行协商,只不过不同文化中的人对“自我”的概念和面子有差异而已。互动双方在众目睽睽之下表演社会赋予他们的角色,文化的规约、个体的水平、情景场合的变动都会影响着社会成员以什么面子示人。

从行为主体来看,可以通俗地分为“要面子”(Face-assertion)和“给面子”(Facegiving)两类,“要面子”反映了人生在世有被认可、接纳、包容、保护的需要,“给面子”是尊重、肯定、支持、满足他人这方面的需要。

在角色扮演出现问题时,还存在着“挽回面子”(Face-restoration)和“留面子”(Face-saving)的情况。“挽回面子”是在角色扮演出现失误、失当时对自我的正面形象、自由空间的努力弥补、争取以及对负面信息的积极消除,“留面子”是表现出对他人正面形象、自由空间和某种孤僻的尊重。

3.关于适应的文化要略理论(A Schema Theory of Adaptation)

H.Nishida运用“要略”理论发展了有关寄居者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的理论。她认为,寄居者不能理解居住国文化成员的行为是因为寄居者不具备居住国文化的“要略”。

当寄居者不具备居住国文化的要略时,他们会将注意力放在“费力费神的受数据驱使处理过程上”。寄居者往往只关注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不是居住国人认为重要的东西。寄居者“为了适应新的文化环境,会积极地尝试重构自身的文化要略或者总结新的文化要略”。

4.同化、偏离和疏远理论(Assimilation,Deviance,and Alienation)

McGuire和Mc Dermott认为,同化与适应并非适应过程的最终结果,而是传播过程的暂时结果,因为人难免会在某时某地偏离社会规范与准则。

“当个人(或是群体)的看法在与他人的传播中得到正面的强化,便达到‘同化’的状态……当个体成员遵守期望的规范时,群体便达到‘同化’的状态。”

居住地人对移民偏离文化规范时的反应是“疏忽的传播”。“疏忽的传播”可能使移民与居住国文化“疏远”。被疏远的感觉包括“规范的缺失感与社会的孤独感”。

如果居住国人的态度加强了这种疏远感(比如拒绝交往、语言肮脏、嘲笑鄙视等),移民很可能会充满敌意,选择退出,或者拒绝使用居住国的语言。

(五)侧重文化适应与调整的理论

这一领域的理论有四种:(1)跨文化适应理论;(2)互动文化适应模式;(3)跨文化调整理论;(4)共文化理论。

1.跨文化适应理论(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Theory)

Spicer区分了隔离、融合、转向三种跨文化适应模式。Oberg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概念,意指“因为人们突然失去了熟悉的社会交往符号和标志所导致的一种精神焦虑”——压力感、困惑感、失落感、剥夺感、无助感。后来,他把跨文化适应过程分为:蜜月期、危机期、恢复期、适应期。Parker区分了模仿和内化两个跨文化适应阶段。当今该研究转向跨国移民,其中的文化认同研究成为重要议题。

Park和Burgess在《社会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Science of Sociology)中首次界定了“同化”的概念。种族关系循环论认为,移民的同化是由接触、竞争、适应、同化四个阶段构成的。Gordon则发展了Park的同化理论,提出了同化的几个层面:结构同化、婚姻同化、认同同化、态度接受性同化、行为接受性同化和国民同化。Adler将整个跨文化适应过程分为接触期、失衡期、重整期、自主期和独立期五个阶段。

如果说人类学、社会学的跨文化适应研究关注的是群体的话,那么心理学关注的则是个体。Furnham和Bochner通过对留英学生的研究发现,越是与英国文化距离较大的中东和亚洲国家,其留学生所遇到的文化适应困难也就越大,其次为南欧和南美国家,与英国文化距离较小的北欧国家,其留学生的文化适应困难最少。White,Absher和Huggins对62个国家的544名外派销售经理的调查研究,也印证了文化距离与跨文化适应困难之间的相关关系。

Ward认为,心理学领域的跨文化适应研究包括压力应对、文化习得、社会认同三条理论路径,分别关注情感、行为、认知三个不同方面。关于应对策略,Carvier,Scheier和Weintraub将应对策略分为情绪取向的应对策略、问题取向的应对策略和较无效用的应对策略。Ward和Kennedy将应对策略分为正面应对、回避应对、接受应对和社会支持

2.互动文化适应模式(Interactive Acculturation Model)

Bourhis等人提出了互动文化适应模式理论。该理论导源于Berry的移民文化适应模式。Berry的移民文化适应模式不外乎存在三种情况:一是尽量生活在自己原来的文化氛围中,一是生活在居住国的文化氛围中,前者需要分离,后者需要同化。还有一种不同于前两者,处在文化边缘。

Bourhis等人也有类似的划分,一种是需要文化整合和文化同化的,一种是需要文化隔离和需要文化排斥的(或有“个人主义”倾向的)。

Bourhis等人有机地整合了两种模式,形成新的互动文化适应模式。他们用互动文化适应模式来预测居住国文化成员与移民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还是冲突的。当居住国人与移民文化适应倾向一致——共为整合、同化,或共为排斥、个人主义——的时候,相互关系最为和谐。

3.跨文化调整理论(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Ellingsworth认为,解释跨文化传播应该从解释人际传播开始,且必须考虑文化因素,重在解释在“有目的的传播活动”中传播者如何进行调整以互相适应,从而归纳出一些“规律”,诸如“传播者互相影响形成动态关系”,“对传播风格所做的不同调整适应会引发文化理念差异”,“环境对传播双方的有利程度不同,调整行为所带来的压力也不同”等。

还有一些观点:诸如功能性的调整以及调整过程的公平性有利于任务的完成。非功能性调整会彰显文化差异并延缓任务的完成。注重说服策略有利于调整传播。当环境对传播者有利或传播者势力较强时,另一方就会感到调整的压力。传播者的调整性行为越多,其文化理念的变化越大。

4.共文化理论(Co-Cultural Theory)

在借鉴缄默群体理论(Ardener,Kramarae)和视角理论(Smith)的基础上,Orbe运用现象学方法建立了共文化理论,该理论将非白色人种、女性、残障人、同性恋者以及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群纳入研究范围。共文化理论的宗旨是提供一个“让共文化群体的成员在主流社会结构中和企图使他们缄默的人协商”的框架。

共文化群体成员与主流群体成员进行交流传播的动机与目的不外乎三个方面:(1)同化(比如成为主流文化的一员),(2)适应(比如企图让主流群体成员接纳共文化群体成员),(3)分离(比如拒绝与主流群体成员结合)。影响共文化群体成员传播的因素包括“经验”“能力”“情境”“预想的代价与补偿”以及“传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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