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众传播的出现、发展，引发对传播的专门研究

我们现在所称的传播学，在很大程度上得自于美国研究者施拉姆对诸多早期传播研究的归纳与总结。大众传播的出现和大众传播媒介日新月异的发展，引发了人们对传播的关注。说到传播，在我们的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人们像习惯了空气般早已习惯了它的存在，并不觉得它有什么不同凡响之处值得细加研究。但大众传播这种特殊传播方式的兴起，给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较大的冲击与改变，引起了不同学科学者的注意，特别是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这些作为传播学直接渊源的母学科。

在传播学定型于20世纪50年代之前，其实已经有不少学者专门对传播问题进行了思考与探究。比如20世纪初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杜威、库利、米德、帕克等人，有的对传播的意义进行思考，将传播视为个人自我形成与社会最终形成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有的则对一些大众传播媒介如移民报纸的实际情形及与人们的关系作了经验考察。早期传播研究往往源自人们对新的大众传播媒介无法确定把握的担忧：它们对社会生活到底会引发什么样的变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佩恩基金会就主持了一项关于“电影与儿童”的大型研究，从不同侧面考察电影到底会不会以及如何会使儿童的心理与行为发生改变。

(二)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www.daowen.com)

两次世界大战中宣传战的需求，直接刺激产生了一大批传播研究项目。下面我们将介绍的传播学奠基人，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其中。这些研究取得的成果，不仅被应用于实践，以提高同盟国的信心、打击轴心国的士气、争取中立国的支持，也为传播学画下了早期架构，并促使一些推动传播学发展的重要理论形成雏形。比如维纳对改进防空火力的准确性的研究，导向了他的控制论研究；香农的密码分析，形成了其信息论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战时的传播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指定了传播学日后着重关注的方向。它们使人们对传播的研究更加聚焦于其可能产生的效果，特别是短时期心理与行为改变的效果。传播学后来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上是沿着这条路在往下走。

(三)商业需要

另一个重要因素——商业需要，既推动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也推动了对它们研究的发展。商人们关心他们在大众传媒上所做的广告到底能对产品的销售产生多大助益。他们一方面希望大众传播在推销产品上威力无穷，要求研究能针对人们的微妙心理，如何避开障碍、发展出特定的有效技巧，对不同的人群开出不同的“药方”。另一方面，他们希望传播研究并不触及现有社会秩序、不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传播的研究成果应该显示出传播至少对社会是无害的，这样已有的传播系统才可以存续下去，使他们的那些传播技巧有用武之地。如果研究表明，大众传媒会对儿童施加很多不利影响，哪还会有父母允许儿童较多地接触大众传媒，因此他们那些包含“密码”的内容也就到不了接受者身上，没法发挥作用了。这使得传播学在较长时间内以此类行政研究为主，批判研究后来才在美国得以兴起，而且直到今天仍然不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