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问题是关系国家稳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的根本问题，也是我党领导经济建设工作始终高度重视并努力解决的重大问题。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薄一波高度重视我国的农业发展问题，逐渐形成了自己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思路和方法。^[9]

一、大力提高生产力是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根本因素

农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在经济恢复与发展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很高，1949年达到70%，1950年这一比重仍占到66%。^[10]因此，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显得尤为重要。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薄一波作为华北局第一书记就告诫同志，“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强调“恢复城市经济仍然必须从农村做起，即从恢复和发展农村市场入手”^[11]。1949年11月，薄一波在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上从全国经济发展大局出发再次强调指出：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经济建设工作做好，在经济建设中首先又是要把农业建设做好，因为农业占中国经济比重的最大部分”^[12]。

发展农业生产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农业生产力。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提高农业生产力，必须提高广大农民的素质，包括科学技术知识和思想道德素质。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农民素质极为低下，很难适应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要求。^[13]为改变这种现状，迅速提高农民的科技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薄一波提出要大力加强对农民的教育。“由于我国农民现在的文化水平还低，在采用新技术上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必须组织新技术的传授工作，不然新的技术就不能推广，或者采用了效率也不会提高……不及时地把技术传授给农民，新的技术就难于采用。”^[14]在对农民进行农业实用技术教育的同时，还要不断地从思想上教育和提高农民，以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1951年7月19日薄一波在写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中即提出：“加强党在农村中的组织和政治的工作，给以政治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除了要经常对农民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外，还要通过一些生动活泼的具体形式，如引导他们参观近代化的大工厂，使广大农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借以提高他们的农业生产积极性。^[15]改革开放以来，他特别重视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在农村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中，加强对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不断增强他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繁荣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是至关重要的大事。”“在农村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不能只讲大道理，要联系当前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16]他提出的这些教育思想和方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长效作用。

生产工具的改进既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和体现，也是促进农业进一步发展的强力因素。斯大林说过，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17]薄一波十分重视改进农业生产工具，提出要通过把中国传统农业生产工具改造提升为现代化机械生产工具，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1955年11月，他指出“要根本改变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还必须在技术方面实行改造，即逐步采用拖拉机、农业机器、载重汽车、化学肥料和电气化等现代技术”。“只有充分采用现代技术，并且不断地把旧技术更换为新技术，把新技术更换为更新的技术，在新技术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大规模地开垦荒地，才有可能大大地不断地提高农业的生产。”^[18]他从长远要求和现实需要相结合的角度出发，要求农业技术改造必须“进行全面规划”，即“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考虑我国所需要的拖拉机、农业机器、农用载重汽车、化学肥料和电器等的性能和型号，并立即着手筹划”。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在现代农业生产下，科技更是起着重要的、直接的促进作用。薄一波向来高度重视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和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我国农业要走一条投资不那么大、效果比较好的路子，必须把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放在重要的位置”。后来，他又更明确地强调，“依靠科学技术振兴农业、繁荣农村，这是根本大计。我国人均农业自然资源甚少，农业的振兴要充分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才能实现”。好的科学成果必须要有好的政策支持，政策与科技是相辅相成的。“发展农业，靠政策、靠科学，潜力都很大。……这两个方面抓住了，就把调整生产关系和发展生产力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将给整个农业生产和农村形势带来巨大的变化。”^[19]

二、适时调整生产关系是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关键环节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需要有相应的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也对生产力具有极大反作用，生产关系不仅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有时也会极大地延缓甚至阻碍生产力发展。^[20]因此，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阶段，适时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历史轨迹也清晰地表明，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时，农业生产就会取得大发展；反之，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时，农业生产便受到严重破坏。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这是总结新中国成立后32年生产关系变革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正确结论。1986年4月，薄一波在一次会议上也深有感触地说：“农村的改革，主要是依靠政策，即调整生产关系，大大调动农民的积极性。”^[21]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生产关系发生了几次大的变革，大大影响了农业生产发展进程。1952年全国土地改革完成后，通过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使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当时党内大多数领导人的共识。“党从来认为要克服农民在分散经营中的困难，使贫困农民增加生产，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并使国家得到更多的粮食和原料，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在一切已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地区，人民政府应组织农民及一切可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以发展农业生产及其副业为中心任务，并应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总结说：“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基本上都持有这种认识。毛泽东向来强调农业互助合作的必要性，1930年6月上旬，他在闽西革命根据地“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搞生产，要求把耕田队改为互助组”。1933年冬，他提出“乡村劳动互助社的成立与发展是进行冬耕准备春耕的有效办法”。1948年1月他说：“土地平分后要号召农民勤劳生产，改良农业技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求得农民自己生活上的改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是多次强调要通过互助合作引导农民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周恩来在1951年8月17日政务院会议上也强调，互助组是组织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坚决要把小生产的农民引上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这就是：根据农民自愿和互利的原则，把他们组织起来，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改变他们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方式的落后性。”1956年初，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日记里由衷地颂扬了农业合作化运动：“5亿多中国农民的这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注：农业合作化），的的确确具有全世界的意义。这样巨大的农民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有过的。这的确是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这些表明实行互助合作是我国农业由分散个体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化生产的必要步骤。^[22]

同一时期，薄一波也多次强调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重要性，并把互助合作看作是推动农业生产的重要手段。“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首先是要实行合作化。合作化的集体劳动，将使农业生产力得到很大的提高，将使农民逐步养成社会主义集体劳动的习惯。”1948年7月，薄一波在华北局干部会议上指出：“在现有基础上，努力提高工农业生产。要遵守自愿等价的原则，发展农民的合作互助组织。”1949年初，他又提出，农村实行土改后，“应该引导分散的、个体的小生产者经济向集体化发展”。薄一波在1951年7月19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也强调，“用互助组把农民组织起来”，是实现广大农民“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也是“避免大多数农民的大破产”的必然途径。薄一波之所以强调农业互助合作的重要性，因为在他看来，农业互助合作有很多的优点，“如劳动效率高，使用土地合理，能首先采用新技术，能充分发挥党所提倡的各项事业如兴修水利、改良土地和步犁、改良品种、密植等的效益，是单干户望尘莫及的”。而且互助合作“大体适合当时农村生产力的水平和一部分经济条件差的农民组织起来克服生产困难的要求”，是基于当时实际组织广大农民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较为有效的组织形式；同时也是“党引导广大农民群众从小生产的个体经济过渡到大规模的集体生产，再过渡到农业社会化的必由之路”。(www.daowen.com)

1956年底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由于“左”倾错误思想干扰，党很快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片面强调“一大二公”，期望单纯依靠调整生产关系促进农业生产，结果却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长期压抑了农民的积极性”，造成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薄一波在总结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与教训时痛惜地指出：“不顾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要和水平，不停顿地去变革生产关系”，造成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业生产的极大破坏，使人民生活遭受了严重困难。1980年5月，邓小平在谈到这一阶段的教训时也指出：“有人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这个意见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比如农业合作化，一两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从初级合作化到普遍办高级社就是如此。如果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大农村普遍地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但克服了集体经济中长期存在的‘吃大锅饭’的弊病，而且通过劳动组织、计酬方法等环节的改进，带动了生产关系的部分调整”，农民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1981年薄一波在国务院会议上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不断巩固、完善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是落实农村各项政策的中心环节，必须认真抓好。一年多来，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显示了它的生命力。有的联产，有的不联产；有的包到组，有的包到劳力、包到户；统一经营的内容也不尽相同。这是农村生产关系上的一个重大变革，对生产力的解放起了很大的作用。”针对当时党内外存在的对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争论和责难，他又强调指出：“各级领导的注意力不应当在概念上打圈子，而要密切注意新情况、新问题，细心研究和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和创造，引导群众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不要忧心忡忡硬性去‘纠偏’，也不要撒手不管任其自流。我们的各项经济政策要稳定。政策有连续性，人心才稳定。”简单说来，也就是强调农业生产要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来适应和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1986年，薄一波在湖北省直属机关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上再次强调：“我们对农村的改革，主要是依靠政策，即调整生产关系，大大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今后仍然要十分重视这个问题。”^[23]

在稳定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薄一波主张实行农业生产的适度规模经营，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适度规模经营作为一种新的经营形式、经济形式，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继续和发展，逐步地有条件地实现这种经营，是农村改革深化的必然趋势。”正如邓小平同志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所指出的，“过去从集体到个体是一个进步，今后从个体到集体也是一个进步。所谓进步，就是它们都是适合于生产力的水平和发展要求的。”这说明，“切实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出发，处理未来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问题，是保障改革开放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这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刻经验总结，也是薄一波同志的殷殷期冀和郑重叮嘱。

三、不断巩固工农联盟是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目标

工农联盟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石。发展工农业生产，促进工农业产品交流，巩固工农联盟，是薄一波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目标。“发展农业，发展商业，发展工业，所有这一切，必须以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为前提。人民民主专政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而在国家统一计划领导下发展生产力，也就可以更加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巩固工农联盟，必须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即必须通过发展生产来实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旧中国遭受长期战争破坏，农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不仅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而且也是巩固工农联盟的前提和基础。“大规模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且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逐步地采用和推广现代化的农业技术，把我国农业生产提到新的高度，并逐步地改善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乃是我国工业所赖以发展的必要前提。”因此，新中国成立前夕和初期，薄一波多次强调要抓紧搞好农业生产。1948年，他在华北局一次常委会上号召“所有共产党员都要行动起来，注意搞好农业生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城乡人民生活、工业生产用原料和支援前线的需要”。1949年9月25日，薄一波提出华北地区“决心在两年内把农业生产全部恢复到战前水平，努力增产粮食和经济作物”。在此基础上，“争取在五年到十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并改组华北的工业生产，发展起重工业来”。通过工农业恢复与发展，加强工农业产品流通，“逐步改变过去不合理的城乡关系，做到城乡互助，经济交流，农村以粮食和经济作物支援城市，城市以农具、机器和工业必需品供给农村，在经济互助的坚实基础上巩固工农联盟”^[24]。

旧中国工业技术落后，基础薄弱，加上长期战争破坏，使得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生产能力极其低下，无法向社会提供足够的甚至应有的必要工业产品，这也就在客观上使得工农业产品交流无法实现，不仅不能巩固工农联盟，而且也引起了农民的极大不满情绪。针对这种情况，1949年1月6日，薄一波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农民出售农产品后“拿到票子却买不到什么工业品，这也引起农民的不满，因此，要想法生产一些农民需要的日用工业品，同农民交换”。为解决这一矛盾，必须迅速增加工业生产能力，满足农民对大量工业产品的需求。但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工业落后，机器工业产品在一定时期内还不可能充分满足农民的需求”，且据当时资料显示，华北地区“农民从市场上购买的生活和生产资料，百分之八十是手工业产品”，据此薄一波提出“恢复小工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是当务之急”。通过提高工业生产能力和水平，增加工业产品，更好地满足广大农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入城市，大力发展工业。在中央精神指导下，薄一波提出要尽快恢复和发展城市工业，“以充足而又便宜的工业品供给乡村，以换取其农产品，使乡村和城市从相互敌对转变为相互依存”，从而“巩固工农联盟，巩固从城市到全国范围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25]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建立顺畅的工农产品流通渠道，促进城乡交流已成为当务之急。“农民由于把剩余的粮食和土产品特产品推销出去的结果，购买力提高了。他们现在不仅要求供应足够的日用生活必需品，如布匹、百货、煤油等；而且要求供应更多的生产资料，如新式农具、杀虫药剂、肥料等。这就是说，农民要求建立能够满足他们需要的新的城乡交换渠道。”为此，薄一波提出要大力发展商业，“以商业做纽带，把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紧密地连接起来。在等价交换的条件下发展城乡交流，是目前巩固工农联盟的一个中心环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带动了农村经济的繁荣。在新的条件下，如何安排好工农业生产，促进工农联盟的进一步巩固，成为薄一波思考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他认为：“农村的建设和发展，应该坚持以农为本的思想。发展乡镇工商业，不但在劳力、资金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安排上要以不影响对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投入为前提，而且要实行‘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努力为促进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发展服务。”通过建立和发展这种新型的工农关系，一方面促进我国工农业的整体发展，增强我国的综合实力；另一方面加强工农之间的交换和联系，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石。薄一波“以工补农”“以工建农”思想的提出，对于破解我国“三农”难题、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思想既对我国农业发展具有指导性和方向性意义，也对现今党和国家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政策具有启示和指示作用。^[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