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要获得快速发展，需要在马克思的农业基础论、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产业结构优化理论、农业区位论、农业生态学等理论基础指导下构建发展体系。

一、农业发展的理论、思想基础

（一）马克思的农业基础论

农业基础论是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其诸多著作中都有过明确论述。其农业思想尤其是农业基础论思想主要是在分析资本主义地租时阐释出来的，集中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六篇。

1.马克思对农业三层含义的界定

马克思农业基础论的阐述是与其对农业含义的清晰界定分不开的。他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六篇中指出的农业大体有三种含义。一是狭义的农业或称真正的农业，是指植物性资料的生产。马克思说：“我们的研究，仅限于真正的农业上的投资，即人们赖以生活的主要植物性产品的生产上的投资。”二是广义的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三是最广义的农业，是指食物的生产。马克思说：“因为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件，所以在这种生产中使用的劳动即经济学上最广义的劳动。”

2.马克思的农业基础论

马克思在清楚界定农业含义的基础上，深刻阐述了农业是基础的理论。其中最精辟的论述是在分析资本主义地租时说的：“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综合马克思关于农业是基础的所有论述，大体有五个含义：一是农业劳动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马克思说：“农业劳动……的这种自然生产率，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因为一切劳动首先而且最初是以占有和生产食物为目的的。”^[1]二是农业是一切人类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马克思说：“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2]三是农业的剩余劳动是社会分工的基础。马克思说：“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用在农业上的全部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须是以为整个社会，从而也为非农业工人生产必要的食物，也就是使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工业的人有实行这种巨大分工的可能。”^[3]四是农业劳动对社会来说都是必要劳动。马克思说：“虽然食物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对他们自己来说也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但对社会来说，它所代表的，只是生产食物所需的必要劳动。”^[4]五是农业劳动包括工业劳动。马克思说：“最初，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不是分开的，后者包含在前者中。”^[5]

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是科学的全面的，揭示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这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社会都适用的普遍规律。^[6]

（二）农业可持续发展论

发展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前进和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加速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然而，人类在取得这样重大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出现了世界性资源枯竭、能源危机和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经济增长方式的失当及其经济负效应，促使人们开始检讨传统的经济发展观，探索新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环保人士、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等都进行了全面反思和新的探索。于是20世纪60年代就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酝酿时期。

1972年，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丹尼斯为首的一个17人小组向罗马俱乐部提交了关于人类困境研究的报告。该书提出了著名的“增长极限论”，认为由于粮食短缺、资源枯竭、环境严重污染，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将会发生非常突然和无法控制的崩溃。1972年6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全世界各国政府代表第一次大范围地辩论环境与发展问题。经过与会者共同努力，在大会接近尾声时，形成了一定共识，认为即使经济发展要继续下去，人类环境也必须加以保护。这次会议同时促成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各国环境保护部门创立。1980年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委托下，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于1980年推出《世界自然保护大纲》，第一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

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大会成立了由当时挪威首相布伦特兰为首的高级专家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87年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个纲领性文件，提出“可持续发展”是21世纪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正确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间相互关系的共同发展战略，是人类求得自下而上的发展的唯一途径，并把其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从此可持续发展不仅引起了大众兴趣，同时也引起世界各国领导人关注，并迅速成为世界政治论坛上的一个重要议题。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里约宣言》等文件，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全世界范围由理论和概念推向了行动。这次大会也成了人类诀别传统的粗放发展模式，开拓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一个里程碑。

中国在环发大会之后，根据《2l世纪议程》精神和要求，在世界上率先制定了本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议程》，确定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在未来和下一世纪发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1996年，我国正式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基本发展战略，为世界所瞩目。

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它作为一种新的农业思潮在全球迅速传播，受到世界各国关注并付诸实践。从80年代初开始，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科学家集中讨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范畴、研究的特点及实施途径，并于1991年4月在荷兰召开的国际农业与环境会议上发表的《丹波宣言》中提出了被普遍认可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定义。《丹波宣言》中认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指采取某种使用和维护自然资源的基础的方式，以及实行技术变革和机制改革，重点集中于解决重大的稀缺农业资源和重大自然资源问题，以确保当代人类及其后代对农产品需求得到满足。这种可持续发展(包括农业、林业和渔业)维护土地、水、动植物遗传资源，是一种环境不退化、技术上应用得当、经济上能生存下去以及社会能够接受的农业体系。

《丹波宣言》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农业的三大战略目标：（1）吃饱和穿暖的温饱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要积极主动发展谷物生产，增加谷物产出，确保谷物供应与消费，使谷物安全系数(谷物储备占谷物消费的比例)达17%~18%以上。与此同时，在确保谷物生产发展基础上，协调与综合安排其他农产品生产。（2）促进农村综合发展的致富目标。从地域观念看，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必须促进其综合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必须设法发展农村其他产业，促进农业与农村各种产业综合发展，以便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就业机会与摆脱贫困和脱贫致富(尤其是贫困地区能够脱贫致富)。（3）保护资源和环境的良性循环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要采取各种实际有效措施，合理利用、保护和改善资源与环境条件，促使这些客观条件能够与人类社会协调发展，永续处于良性循环之中。

可持续发展农业的这一内涵包含着农业生态——农业农村经济——农村社会持续性三者的和谐统一，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共同目标。^[7]

（三）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产业结构优化是指通过产业调整来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供给和需求结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再配置，推动产业结构多元化、合理化、高级化发展过程，最终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动态概念。在一国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优化的具体内容是不同的。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时间点上，需要根据消费需求和资源条件，理顺结构，使资源在各产业之间合理配置，有效利用，促进产业间的均衡合理发展；同时，资源利用水平随科学技术进步应不断突破原有界限，逐步扩大代表现代产业技术水平的高效率产业部门的比重，增强经济系统内部的持续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逐步演进。该理论的代表观点主要有：

1.比较优势理论

目前，被广泛接纳的是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国基于未来发展战略的动态比较优势是需要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去培育的，或者政府的产业政策可以加速这一进程。一国比较优势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随世界经济形势或是随一国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等因素的转变而发生变化的。

2.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产业结构演进理论由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主张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随着经济继续发展即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又开始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认为，农业国民生产总值占全部总产值的比重同该部门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一样都呈下降趋势，工业和服务业的份额则呈上升趋势，服务业劳动力所占份额显著上升。根据产业结构演进理论，农业发展应该实现农业产业转型：第一，延长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第二，农业生产过程工业化。农业产业开发应该克服自然条件限制，在区域联动层面上进行，建立区域农业产业一体化生产经营格局，才能像工业一样实现投资“规模报酬递增”和农业资本盈利最大化。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大力发展高科技农业、工厂化农业、设施农业等，提高现代农业生产可控制化程度和抗风险能力。第三，大力发展涉农服务业，深度挖掘农业外延经济潜力。

（四）农业区位论(www.daowen.com)

农业区位论是德国农业经济学家杜能于1826年在其出版的《孤立国对于农业及国民经济之关系》一书中首次提出的。他采用抽象分析法研究最优农业布局以使得单位土地利润最大化问题，对城市外围地区农业生产的合理分布模式进行了详细论述。主要结论有：（1）城市作为消费中心是影响其周围农业用地的一个主导因素，以距离城市中心远近及农产品运输费用大小衡量地租额高低和土地利用集约化程度大小的标志，并据此对各类农产品生产进行布局及定位。（2）按土地区位地租高低，即距市场远近，确定土地利用的合理集约度。即距城市中心市场越近，地租越高，土地利用的集约度也相应越高。（3）对因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所限制或市场畅销的农产品，必须迁就特定产区而又远离中心消费市场的，应对这些产品进行加工转型，以利远销。(4)对易腐保鲜农产品、单位产品体积或重量大而价值低的产品，为节省运费和土地或为加快销售速度，其产地应离消费中心较近。该理论还提出了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农业分布圈层理论，认为以城市为中心向外呈“同心圆状”扩展的农业区域划分为六个具有层次性的农业圈层，其规律是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收益由中心向外围逐渐递减，农业的集约化水平也由内向外降低。在都市化水平不断提高，都市规模不断扩张的情况下，大都市用地与都市边缘地带的农业用地形成竞争。由于作为城市用地通常比作为农业土地利用更能获得较高的利润，都市边缘地带的农民也愿意抛售土地。农业区位论对都市农业发展起重要指导作用，尤其是对农业生产布局的层次性和地带性研究非常值得借鉴。

（五）农业生态学

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赫克尔(Ernst Heinrich Haeckel)初次把农业生态学定义为“研究动物与其有机及无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特别是动物与其他生物之间的有益与有害关系。从此揭开了农业生态学发展序幕。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Tansley）提出了生态系统的概念之后，美国的年轻学者林德曼（Lindeman），在对门多塔湖（Lake Mendota）生态系统详细考察之后提出了生态金字塔能量转换的“十分之一定律”。由此，农业生态学成为一门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的比较完整和独立的学科。近年来，农业生态学已经创立了自己独立研究的理论主体，即从生物个体与环境直接影响的小环境到生态系统不同层级的有机体与环境关系的理论。它们的研究方法经过描述——实验——物质定量三个过程。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概念和方法的引入，促进了农业生态学理论的发展。如今，由于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紧密相关而产生了多个农业生态学的研究热点，如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的研究、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研究、可持续发展研究等。

综合来看，农业基础论明确了农业的重要地位，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引了农业的发展方向；产业结构优化理论为农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宏观的战略选择，使产业结构更趋多元化、合理化及高级化；农业区位论体现了“因地制宜”原则；农业生态学理论关注了农业领域中的生态问题。总之，现代农业是在多种理论交叉融合中体现其功能、效益和发展方向的，从而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应用与实践性的支撑与启发。

二、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是曲折、复杂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农业现代化思路的探索与初步构想时期(1949—1966年)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就已经开始谋划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有关问题，并在其一些论著中涉及了有关农业现代化内容，可以视为中国共产党人农业现代化思想的萌芽。如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就将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作为革命的重要任务。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又指出了在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1949年6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又强调：“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巩固的社会主义。”由于当时正处在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没有到来，因而，毛泽东同志及中共中央对农业现代化问题的认识还很难做到深入而系统，其农业现代化思想还处在萌芽阶段。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开展，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国民经济恢复发展以及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际，对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进行了不懈探索，形成了有关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初步构想。

1.关于农业现代化的内涵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世界各国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还都处在初级阶段。除美国已经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以外，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农业现代化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尽管当时中国刚刚经历了为期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时期，但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提出了自己的农业现代化思想。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对农业现代化内涵进行了阐述，触及了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农业机械化、农业化学化、农业水利化以及耕作方式等农业现代化的诸多内容，代表了50年代我们党对农业现代化认识的最高水平。

2.关于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时间

全力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一直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始终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1957年，他曾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预言：“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也就是说，要在1970年前后实现工业和农业现代化。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他再次提出，15年后，中国就会有现代的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就会成为现代化大国。

3.关于农业现代化的实现道路

作为刚刚获得解放的新兴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应当如何选择符合实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人认真研究思考并初步回答了这个问题。一是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只有打破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才能促进农业生产力解放，为农业现代化铺平道路。正如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救济穷苦农民，而是为了要使农村生产力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之下获得解放，以便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二是先实行集体化，后实施机械化。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在农业方面，在我国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他认为，要实现农业机械化，必须先实现农业合作化，没有合作化，也就不可能促进农业的发展，不可能完成国家的工业化。

（二）农业现代化思想的停滞徘徊时期（1966—1978年）

在毛泽东同志“左”的思想指导下，“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全国上下都处在“左”的思潮的狂热之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支配着整个经济建设。在这种政治狂热之中，已经不可能再有科学的经济发展思路与策略。尽管周恩来以及后来复出的邓小平等同志，也曾就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对经济的冲击作了诸多努力，但终究无力左右整个大局。1966至1976年间，中国农业现代化思想亦处在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程度。1975年1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对实现包括农业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的论述，实际上是对1964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相关内容的简单重复：“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从中看出，虽然经过了10年时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现代化的思想仍然没有任何新的发展，尽管在中央的个别文件中，偶尔还能看到与农业现代化相关的内容，但属凤毛麟角。即使是1978年召开的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其主要内容也没有超出1955年毛泽东关于农业机械化的论述范围，其规定的实现时间同样确定在1980年。

（三）新时期农业现代化思想的发展与完善时期（1978年至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初步形成的关于农业现代化的初步构想，为全面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一，农业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我国不仅农村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生产力落后，而且地域辽阔、地形种类齐全、农业类型多样，加之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因此农业现代化建设必然要与农业发展的客观相适应。在农业现代化道路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既反对盲目地排斥国外的成功经验，也不赞成全盘照搬外国的模式，而始终认为应该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从中国实际出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

第二，农业现代化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基础。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现代化也始终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把农业现代化的作用提高到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的高度，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第三，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因此，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必须以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农民收入水平为目标，不断缩小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第四，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必须实施“三步走”战略。农业现代化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因而，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遵循这一客观规律。1987年4月，邓小平首次全面阐述了“三步走”战略：“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目前，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第一步、第二步战略目标均按时实现，充分显示了邓小平同志非凡的科学预见能力和高超的战略目标思维。

第五，农业现代化必须紧紧依靠农业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首先，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劳动者素质的提高。邓小平同志结合我国实际状况，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要提高劳动者素质，就要大规模开展对农民的技术培训，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技术教育，改变农村劳动力的知识结构，努力提高广大农民的素质。这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其次，农业现代化必须紧紧依靠科学技术发展进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对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作用，他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

第六，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是实现“两个飞跃”。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而实行集体化、规模化和集约经营又是农业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因此，邓小平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