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问题的形成有其复杂而特殊的原因，回顾中国“三农”问题的形成过程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我国“三农”问题的发展渊源，也会更加明确当前“三农”问题的表现，以及解决“三农”问题对我国的特殊重要性。

一、“三农”理论的由来

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从传统的农业国家、农村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化国家，都要有一个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真正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后。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的一些学者在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依据中国的特有国情，把农村问题分析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分别进行研究。既分析三者的关系，也研究三者各自要解决的问题，初步提出了“三农”问题的分析框架，作为认识中国实践分析现实问题的理论框架。经过10多年的实践和宣传，现在已成为中国政界、学界的共识。

三农理论，是中国特有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产物。在国外没有“三农”问题的说法，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也没有。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把“三农”问题联系起来，他们只是就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单项分别研究，至多也只把农村、农民或农村农业问题联系起来研究，并没有“三农”问题的理论。^[1]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特有的城乡关系，特有的城乡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三农”问题的理论。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特别重视解决农业问题，着力解决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生产问题，以保证有效供给。但是当1984年取得改革以来的第一个特大丰收以后，农村出现了卖粮难、卖棉难等问题，随后又出现了“打白条”现象、农民负担重、干群矛盾冲突增加、农村社会不安定和城乡差距扩大等等问题。这诸多问题的出现，使一部分学者和具体工作部门的同志，意识到农村工作，不仅要解决农业问题，与此同时，还要解决农民问题、农村问题。他们将农业、农民、农村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联系起来作了分析和研究，写出了一批比较有说服力的著述。“三农”问题的理论就在全国达成了共识，被引用到文件、媒体和各种论著里。^[2]

二、中国“三农”问题的形成

（一）中国“三农”问题的形成原因

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产生，既有其内部因素又有其外部因素，既是历史因素的积淀，又有其现实原因，它是历史长期发展过程中多种因素形成的。

1.历史和传统因素

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主义和小农经济社会，农村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占农村人口90%的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人群仅占20%~3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却占有70%~80%的土地。中国1840年以前仍停滞在晚清封建社会，在农业中未见资本主义萌芽，加上中外反动势力不允许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其革命不彻底性，中国农业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1840—1949年一百多年中，由于外强侵略、内政腐朽、长年战乱、灾荒不断和半封建土地制度的严重束缚，致使民不聊生，经济发展缓慢，与世界差距拉大。^[3]

2.制度和决策因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国家将“以农养工”“以乡养城”的政策长期化，强化了业已存在的城乡分立政策，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产生的制度性原因。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家继续采取“城乡分割、一国两策”的体制，进一步强化统购统销制度，逐步完善了城乡分立的户籍制度，实行跨越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城乡产品交换、公共产品供给、人员流动、社会福利等诸方面继续背向农村，向城市倾斜，造成农民利益巨大损失，制度性地强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快速工业化过程中，抽取农业剩余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安排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形成的决策性原因。当时，迫于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快速工业化建设的现代化方式。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工业化建设，资源、资金的获取只能由同样孱弱的农业来提供。通过合作化和后来的集体化，国家对农副产品统购统销的方法，控制了农业的一切产出与交换。这样我国农业不仅为几亿人提供粮食，为轻工业提供原料，而且要为工业化提供积累。^[4]

3.自然禀赋原因

一是农业的弱质性。农业生产是光、热、土、气等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产业的自然性状明显，这就决定了农业具有自然风险大的天然弱质性。同时，农业受市场变动的影响很大，往往导致农业生产效益不能变成现实的经济效益。二是农民的自身分散性。农民的分散性、自身素质及农村社区的回归“原子化”趋势，使中国农民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人群却成为一个大的弱势集合体。三是小农经济的长期性。小农经济的自给性、封闭性与稳定性，使得农业生产方式与农村生活方式能够长时期自我复制，缺乏空间形态上向外扩散的机制。近代之前的中国除了极少数大城市与农村存在较密切的经济联系外，其他本来就不多的城市都淹没在乡村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中央集权下的城乡关系是靠赋税等强制制度，而很少以商业交换关系来维持的，形成了中国古代的“皇权不下县”。“皇权”统治的基础是“县”及以上的“城市”，而“县”以下则是中国乡村经济、社会、文化、伦理的自我循环圈。^[5]

4.地理和交通因素

现代工业发展证明，地理环境与交通发达是城市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时代不同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作为现代经济的城市化水平和交流工具也有不同。1950年以前150年间世界城市人口从4000万增加到7亿，增长了16倍，同期中国人口也存在向城市缓慢集中的趋势，但到全国解放时城市人口仅从2400万增为5700万，增长了1.4倍。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主要工业建设在沿海少数大中城市，形成东重西轻格局，全国70%以上的工业集中在占国土不到12%的沿海地区，面积占68%的内地工业生产总值仅占全国的9%。从地区看，我国人口密集于东南，特别是长江、黄河、珠江、辽河下游和沿海地区，而西部的内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四省区面积约占全国的一半，其人口占不到4%。从地势看，全国60%的人口居住在海拔400米以下的平原、河谷、盆地和浅丘陵，30%居住在400米至800米之间的山地，10%居住在800米以上的高山地区。从交通条件看，在公路、铁路、沿海、内河航道及其他交通要道经济发达地区两侧人口较密，离交通线越远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越稀。从大中城市的规模效益看，大中城市聚集效益好、发展速度快。^[6]

（二）中国“三农”问题的形成过程

追溯我国“三农”问题的发展历史可以知道，它与中国近代以来所推行的三次大规模土地改革是分不开的。

1.第一次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之前）

第一次土地改革就是“打倒土豪分田地”。当时农村绝大部分土地（耕地）的所有权都由地主控制，地主通过强取豪夺等手段不断霸占农民土地，使得绝大多数农民丧失了生存资本，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为地主工作，并忍受地主的剥削、压迫，生活难以为继。而共产党为了维护农民阶级的生存权益，有利于团结广大农民群众，在解放战争期间实施了第一次土地改革，将地主掌握的土地没收并分配给农民，从而使农民阶级拥有了合法稳定的生存资本，农民阶级为了保卫或获取自己的土地，从而积极地团结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推翻国民党统治奠定了坚实基础。

2.第二次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

第一次土地改革后，虽然农民大多分到了土地，社会环境也趋于稳定，但由于划分土地是以户为单位，土地划分零散，加之新中国成立之初，工、农等各行业建设均需要大量青壮劳动力，因此每家农户的劳动力仍严重不足，农业工作大多由家中老弱妇孺承担，严重影响了农业工作效率，并影响到国家的粮食安全。^[7]

为解决以上问题，政府根据农业生产实际情况，并结合当时苏联较为成熟的农村合作社模式，开始推行第二次土地改革。第二次土地改革的主要措施即在农村实行合作社模式，在自愿前提下，将各自拥有的土地、农具、工具等各类资源交由农村合作社统一管理、调配、使用。农村合作社的优势在于它将原本分散的土地、劳动力和工具集中在一起，特别是当时稀缺的青壮劳动力和较先进的农具，便于进行大规模农业生产活动，对工具和劳动力进行有效地调配使用，极大地提高了整体农业生产效率，从而极好地解决了因单个农户家庭劳动力不足造成的生产影响。

3.第三次土地改革（改革开放至今）

政府推行第二次土地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农业劳动力不足问题，但随着安全环境的稳定，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特别是当时各个家庭为增加劳动力而普遍存在超生现象，因此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人口增长速度不断加快，从而确保了全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青壮劳动力。但是，由于国家未出台计划生育政策，也未进行人口控制工作，到20世纪70年代，农村青壮劳动力总量超过了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需求，造成了“人多地少”的情况。加之农村合作社自身存在的缺陷，即参加农村合作社每位成员每月收入=每月合作社收入基数×每人每月劳动分数，这其中就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每人每月劳动分数是由合作社队长计算的，因此存在因利益交换而造成的以权谋私现象；二是那些想凭自身能力获得更多收入的人却得不到相应待遇，从而形成了当时“吃大锅饭”的现象，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大大降低。^[8]

三、“三农”问题的表现

当前，我国农业农村面临新形势、新挑战，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农产品需求刚性增长，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面临新挑战

随着人口总量增加、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农产品工业用途拓展，我国农产品需求呈刚性增长。虽然粮食连年增产，但主要农产品供求仍处于“总量基本平衡、结构性紧缺”的状况。由于需求的强劲拉动，我国玉米等仍出现净进口，大豆外贸依存度持续处于高位。同时，消费者对质量安全极其关注，要求越来越高。因此，确保农产品总量平衡、结构平衡、质量安全的任务十分艰巨。这就要求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从国情出发对重要农产品进行战略平衡，确立战略发展优先序，着力强化农产品市场调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努力提高质量安全水平。^[9]

（二）农民收入实现倍增目标，广辟增收渠道、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面临新挑战

十八大提出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按照这个目标，未来几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须保持在7%以上。目前，我国农民增收的基础还不牢固，实现这个目标有一定难度。从收入构成看，2012年家庭经营收入占比已下降到44.6%，但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工资性收入占比上升到43.5%，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推动力；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虽然也在增长，但两者之和占比仅为11.9%。实现农民收入倍增目标，必须适应农民收入结构变化，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稳定增加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创造条件增加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特别是要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形成合力促进农民增收的良好局面。^[10]

（三）农业生产经营进入高投入、高成本阶段，提高农业比较效益、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面临新挑战(www.daowen.com)

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成本快速上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攀升，农业土地租金和融资成本不断上涨，原来忽略不计的人工成本也因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而快速提高。与此同时，农业比较效益持续下降。据统计，2011年小麦、水稻、玉米每亩净利润分别仅为118元、371元和263元。如何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成为一个新的课题。这就迫切要求健全农业生产补贴和农产品价格支持保护制度，加快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力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产品精深加工，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比较效益和农产品竞争力，使务农种粮有效益、不吃亏、得实惠。^[11]

（四）农业产业结构、生产经营方式深刻变化，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面临新挑战

随着农业发展形态的变化和农业市场化程度提高，现代农业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演进。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大量涌现，并逐步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领军力量，农业规模经营比例明显上升。农业产业领域加快向产前、产后延伸，分工分业已是大势所趋，新的产业形态不断涌现，现代农业已发展成为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的产业体系。过去的土地经营方式、农业生产管理方式以及生产与金融服务，已不能完全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这就迫切需要改革传统生产经营方式，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不断增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活力。

（五）农业资源利用强度高、转化效率低的矛盾日益加剧，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新挑战

当前农业生产的要素和环境已绷得很紧。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扩张，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压力越来越大，耕地土壤污染状况日趋严重。特别是我国已进入严重缺水期，全国农田灌溉用水缺口达300多亿立方米。自然灾害多发频发，近10年来年均因灾损失粮食600亿斤以上。农业生产废弃物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愈显严重，化肥、农药、农膜的过量低效使用造成面源污染、土壤退化，畜禽养殖和农村生活垃圾污染日益凸显，近海渔业资源过度利用导致渔业水域生态恶化，草原生态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可以说，当前资源消耗型农业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必须按照“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尽快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农业发展模式，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12]

（六）农业劳动力结构性不足问题突出，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保证农业发展“后继有人”面临新挑战

近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就业，农业劳动力不断减少、素质结构性下降，关键农时缺人手、现代农业缺人才、新农村建设缺人力问题日益突出，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日趋明显。许多地方留乡务农的以妇女和中老年为主，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比重超过50%。农村实用人才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仅为1.6%，受过中等及以上农村职业教育的比例不足4%，生产经营性人才严重缺乏。占农民工总量60%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回乡务农。“谁来种地”成为一个重大而紧迫的新问题。必须把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作为关系根本的大事来抓，通过政策吸引、技术培训等，培养造就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确保农业发展“后继有人”。^[13]

（七）工农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依然突出，建立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关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面临新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农城乡关系发生重大而深刻的有利变化，但工农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仍然突出，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深层次障碍依然存在。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基本解决后，现阶段主要问题是城乡要素交换不平等、城乡资源配置不均衡、农村资源流失严重，短期内这种趋势还难以扭转。农村公共服务依然滞后，公共投入的数量和比重仍然偏低，进城农民工面临着城镇落户、平等就业、社会保障、住房租购、子女上学等困难。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切实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推动完善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关系，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真正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的新型工农和城乡关系。

这些新情况新变化表明，我国农业发展真正进入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新阶段，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真正进入了由传统小农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加快转变的新阶段，工农、城乡关系真正进入了深度调整和互动融合的新阶段。^[14]

四、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

首先，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生存的第一需要。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吃饭没有保障，一切都无从谈起。目前，我国农业生产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基本能够保证，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仍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中国人口基数太大，而且还在增加。随着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任何时候，中国人民的饭碗只能端在自己手里，中国人必须养活自己。“三农”问题不解决好，国家的粮食安全就没有保证。

（二）确保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

在中国，如果没有2/3以上农村人口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稳定；如果没有农民对社会稳定的大力支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只能是空中楼阁。如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势必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稳定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才能有可靠的保障。

（三）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需要

我国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它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宏伟目标。对照这个目标，最大的差距在农村；实现这个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可以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村，关键在农村，希望也在农村。^[15]

【注释】

[1]王雅芹等：《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第25页。

[2]陆学艺：《中国三农问题的由来和发展前景》，http://www.sina.com.cn，2007年6月22日。

[3]王雅芹等：《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第25—26页。

[4]王雅芹等：《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第26页。

[5]王雅芹等：《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第26页。

[6]王雅芹等：《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第27页。

[7]王雅芹等：《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第27—28页。

[8]新浪博客：《解决中国“三农”问题之我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8fdcdc69010103dh.html.

[9]王雅芹等：《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第28—29页。

[10]王雅芹等：《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第29页。

[11]王雅芹等：《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第29页。

[12]王雅芹等：《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第30页。

[13]王雅芹等：《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第30页。

[14]韩长赋：《科学把握农业农村发展新形势》，人民网理论版，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401/c83846-20983292.html，2013年4月1日。

[15]王雅芹等：《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第3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