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教育具有凝具人心，引领方向的伟大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文化建设，把加深文化建设作为实现党的政治目标的重要一环抓紧抓好。民主革命时期，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启发他们的革命思想，提高群众的革命水平，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在革命根据地内部领导了文化建设，并取得了可喜成就，为革命战争胜利进行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一、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事业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始终坚持把加强革命根据地的文化事业作为推动革命前进的重要力量抓紧抓好，并取得了很多成就。^[1]

土地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苏区文化建设事业发展。1933年10月24日，毛泽东同项英等公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两周年纪念对全体选民的工作报告书》。报告书指出：“革命战争与苏维埃建设事业，要求苏区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一般的提高。使所有苏区的劳动民众都受到教育，开展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已成为苏维埃建设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2]正是由于苏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不仅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而且取得了广大群众对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高度认同感。正如一位亲身到过苏区的外国人所记述的那样：“这种（学习文化知识的）潜力在苏区表现了出来。能读能写似乎把红军战士提高到不同的思想水平。中国人民总是可怜巴巴地急于想抓住任何一个学习机会。为了送儿子上学，一个农民几乎不惜牺牲一切。这就是共产党所以得人心的一个原因。虽然他们可以派到学校去教书的人不多，战争之间的间隙也是很短的，然而他们在每个地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成年人和儿童开办小学，设法很快地培养足够的教师，尽可能地把一切有用的知识传播开来。在延安，到处都有夜校。砖瓦匠和学徒，商人的儿子和贫农，在劳累了一天之后，坐在书桌前热心地学习读和写。”^[3]即使在艰难的长征途中，负责宣传的红军“女战士，边走路边宣传”^[4]，“歌剧、话剧、歌舞、双簧，剧团丰富多样的演出形式成了鼓舞军心的武器”^[5]。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毛泽东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提出，“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6]毛泽东从文化与政治、经济、军事的相互关系角度，阐述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至于文化，它是政治、经济的反映，又指导政治、经济；它反映军事，又指导军事”^[7]。这就是说，文化对政治、经济、军事具有能动性；如果不发展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必然要受到阻碍。因此，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多次强调要注重文化建设。^[8]农民是农村生活、生产活动的主体。中国农村的巨大变迁，可以从农村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改善得以深切印证。中国共产党注重农村革命根据地文化艺术建设。1938年2月，毛泽东指出：“艺术是宣传、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最有力的武器。”^[9]1938年4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晚会上，看了秦腔《二进宫》等戏，向工会负责人说：“你看老百姓来了这么多，老年人穿着新衣服，女青年擦粉戴花的，男女老少把剧场挤得满满的，群众非常欢迎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就是内容太旧了。如果加进抗日内容，那就成了革命的戏了。”^[10]同年5月12日，毛泽东在鲁艺作重要讲话，生动地论述了有关抗战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的精辟论点。^[11]1941年5月1日，毛泽东修改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强调：“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12]“我们大体上有这样一个计划，就是说边区三十五万户，一百四十万人，十年之内消灭全部文盲。”^[13]1941年8月，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举办的小学教师暑期讲习班捐款四百元，慰劳小学教师。^[14]

加强根据地文化建设，首要和关键的是要加强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改变边区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文盲半文盲现状，以适应抗战和革命发展需要。^[15]毛泽东指出：“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16]为了普遍提高边区干部和群众的文化水平，1939年初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提出，边区要“办初级的、中级的、高级的学校，开展识字运动，使边区人民大大提高文化水准”^[17]。为此，毛泽东提出要多办学校，“在乡村里，一个村办一个小学”^[18]，以方便群众就近学习。1941年5月初，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又提出：“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19]毛泽东不仅提出了文化教育基本政策，还提出了明确教育目标，即陕甘宁边区“统统把文盲消灭掉，把边区人民的文化提高到一个必要的程度”^[20]。为适应全国抗战需要，毛泽东指出，各个抗日根据地都要大力开办学校。1940年底，毛泽东在给中原局电报中指出：“开办大规模学校是你们开展工作的中心一环”，并要他们“准备办两万人的大学校。”^[21]

在注重加强文化教育的同时，毛泽东主张全面发展包括报纸、文艺在内的各种文化事业。^[22]毛泽东提出，各根据地的领导同志“要以很大的精力来注意（报纸）这个工作”^[23]。为鼓励延安各机关、各抗日根据地积极办报，毛泽东还提出要“全党办报”^[24]，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1942年1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广播比三千份报纸更重要，要成为第一位的工作。”^[25]1942年3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指出：“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党内党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26]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同秦邦宪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集延安各部门负责人和作家共七十多人开座谈会，讨论《解放日报》改版问题。毛泽东讲话指出：“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27]1944年12月20日，关于怎样办地方报纸问题，毛泽东对晋绥边区《抗战日报》作出指示：“应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办报，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掉地方性的指导意义。”^[28]

戏剧是边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可以起到很好的宣传、教育和启迪作用。毛泽东非常重视戏剧编排、演出，多次给予关心指导。1942年11月，毛泽东高度称赞了边区文艺作家编写的反映敌后抗日斗争生活的戏剧，如《晋察冀的乡村》《荒村之夜》《虎列拉》《自家人认自家人》《求雨》等。^[29]后来他又致信戏剧编演人员，肯定了他们改变了旧剧“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的局面，把人民大众塑造成为戏剧的主角，称赞他们“做了很好的工作”^[30]。

二、革命根据地文化事业发展的基本特点

1.强调文化建设要服务于党的政治目标的实现^[31]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大举侵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压倒一切的最主要矛盾，因此，发动全民抗战，夺取抗战胜利，就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任务。

党的文化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32]这就是说，政治目标规定着文化发展的内容和方向，文化是为既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抗战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就是争取抗战胜利，因此，文化建设就要紧紧围绕着有利于抗战事业发展来推进。^[33]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就在7月23日提出，文化事业必须服从目前抗战的需要，“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34]。一个月后，即8月25日，毛泽东又在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提纲中提出：为适应当前抗战的现实，“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35]。1937年11月，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上指出：“学习的人、教育的人都是为着一个目的，这就是挽救民族与社会危机。”^[36]1938年4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会成立大会上指出：“战争规定一切和改变一切，目前的战争是打日本，教育的方针也是打日本，教育方针是根据政治方针而转变的。国防教育的任务是教育和训练全国人民参加抗战，求得民族解放。”^[37]1940年底，毛泽东在起草的党内指示中，强调文化教育政策“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38]。

在学术研究上，毛泽东主张紧紧围绕抗战大局来开展，以学术研究的发展繁荣积极推进抗日事业的进展。^[39]1938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企图降日，进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活动。为了坚持抗战，痛斥投降派，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9年1月17日毛泽东写信给何干之，鼓励他研究我国的民族史，用历史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在民族史研究中要“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40]，以历史事实说明坚持抗战的正确性，从而达到反对投降、鼓舞抗战的现实目的。1940年9月，毛泽东又写信给范文澜，鼓励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历史上的经学进行一次系统的研究^[41]，以此作为对当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消极抗日的有力批判武器^[42]。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同志怀着满腔爱国激情，从日本回到祖国后，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和团结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文化人士，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他的工作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热情支持和高度重视。这一时期他所创作的《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历史剧及大量诗文，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激励了革命人民斗志。1942年郭沫若的剧作《屈原》在重庆上演，对当时“大后方”的民主运动起了积极推动作用。黄任之当时写诗赞曰：“不知皮里几阳秋，偶起湘累问国仇。一例伤心千古事，茔茅那许辨薰莸。”“阳春自昔寡知音，降格曾羞下里吟。别有精神难写处，今人面目古人心。”^[43]1942年2月，郭沫若写成剧本《虎符》，是国民党政府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之后，那时候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面目已经暴露。郭沫若那个剧本是有暗射用意的。剧本受到国民党当局严格的审查，在重庆只演出过一次。1944年1月9日，毛泽东请董必武同志转交给郭沫若同志的电报说：“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了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300周年的著名论著《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于1645年陷于失败的惨痛历史教训。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同志写信给郭沫若，高度赞扬了郭沫若的成就，把《甲申三百年祭》当作整风文件，是党中央对郭沫若的最大信任。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了鼓励人民爱国心与发扬人民抗战积极性的文化政策”^[44]。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文化教育决议案》，规定了“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1）发挥高度的民族精神，加强抗战力量；（2）培养健全的军事政治干部，领导抗战；（3）造就专门技术人才，建立抗战时期各项事业；（4）培养热烈的新青年，扩大民族革命的基础势力；（5）提高一般民众的文化水准，并增进他们的健康”。^[45]1940年3月，《晋察冀边区中学暂行办法》规定：边区中学的性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学教育。^[46]同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发布的《关于国民教育的指示》指出：开展国民教育，是培养革命干部与知识分子、动员群众参加与坚持抗战的重要环节。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各地宣传教育部，必须把这个工作当作中心任务之一。^[47]1942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写给文艺作家欧阳山尊、朱丹、成荫的信中指出：“延安及边区正需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这类的戏。”^[48]

总之，党领导的文化工作始终围绕着党的政治工作而展开并为实现党的政治目的而服务。^[49]恰如刘少奇1941年4月10日为《江淮文化》杂志题词所说：“江淮文化的出版，它将为抗战服务，为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长期坚持敌后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服务，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与巩固服务。它将坚决的不留情的反对敌寇、汉奸的奴隶文化及引导人民走向民族叛变与堕落腐化的文化，而为提高民族气节、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努力。同时，它将反对封建的武断的文化及引导人民走向愚昧、黑暗、盲从的文化，而为拥护科学的真理与提高人民的觉悟程度及政治文化水准而斗争。它将在文化战线上首先战胜敌寇、汉奸及黑暗倒退的反动势力，而为自由独立幸福的新中国在思想上准备强固的基础。”^[50]

2.发挥文化建设凝聚革命力量的伟大作用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抗战是以弱对强，要想取得抗战最后胜利，必须凝聚起全民族的伟大力量，加强文化建设无疑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途径。^[51]

1938年10月，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顽固势力加紧了降日活动。为克服投降危险，坚持抗战到底，毛泽东强调要加强文化方面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起全民族的抗战力量，确保抗战的最终胜利。毛泽东早在1936年11月就已经指出，文学艺术家在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运动中，“有很重大的任务”^[52]。1939年11月中旬，毛泽东又提出，文化界与外界要加强联系。^[53]为了推进文化建设，巩固和扩大文化领域的统一战线，1939年12月初，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提出：“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对于广大的同情我们的党外知识分子，则应该同他们建立适当的联系，把他们组织到抗日和民主的伟大斗争中去，组织到文化运动中去，组织到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去。”^[54]1940年11月，毛泽东又指出，“在文化上，要废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倡的文化教育，将它改变成为一切参加抗战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教育。”^[55]同年12月，毛泽东在给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电中又重申了这一要求。1942年5月，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指出：“不管是什么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抗日的就应该吸收。”^[56]在这里，毛泽东把是否抗日作为联合的唯一界限，既坚持了无产阶级原则性，又最大限度地凝聚起了各种抗战力量，推动了抗战发展。^[57]

戏剧、秧歌等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毛泽东提出要运用这些被群众乐于接受的通俗形式，一方面调动起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另一方面建立起各种艺术人员与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从而凝聚起更加广大的力量加入到抗日洪流中去，增强抗战实力。^[58]1938年4月，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发表讲演，强调“现在艺术上也要搞统一战线，不管是写实主义派、浪漫主义派或其他什么派，都应当团结抗日”^[59]。“艺术上每一派都有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方面的，但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60]1938年4月，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演讲中提出，艺术作品“要有好的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这一时代要求就是坚持抗日斗争，因此，艺术家表演的戏剧“也要注意增加表现抗敌或民族英雄的剧目”。^[61]

毛泽东高度重视和发挥报纸在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凝聚人心方面的重要作用。^[62]1941年5月16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解放日报》发刊词中说：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本报的使命。^[63]1942年2月，毛泽东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解放日报》的办报宗旨作了明确要求，指出：《解放日报》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和根据地建设方面，使《解放日报》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64]1942年3月14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又明确指出，要“把党报变为容许一切反法西斯的人说话的地方”^[65]。之后不久，毛泽东又指出，“《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刊物，应吸收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言论，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人都有机会在我党党报上说话，……党报工作者必须学会善于吸引党外人员在党报上写文章、写通讯的方式和方法。”^[66]充分发挥报纸在宣传政策、凝聚人心方面的巨大作用，把各种抗战力量最大限度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以增强抗日力量，确保抗战胜利。

3.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毛泽东非常重视革命理论的发展，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确保文化建设沿着正确道路前进。^[67]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指引人民推动社会进步、创造美好生活的科学理论。因此，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确保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68]抗日战争时期，延安聚集了一大批文艺人才，他们具有积极抗战的爱国热情，但普遍说来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因此，用马克思主义来武装这些进步文艺人士的头脑成为一个现实而重要的问题。1940年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新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69]。1941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报告中提出：“要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敌友我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70]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指出：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只有这样，“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71]毛泽东对艾青等延安文艺工作者明确指出要学习一下马列主义，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分析抗战的基本形势，^[72]促进中国抗战的胜利发展。1942年6月，毛泽东又致信延安作家罗烽说：“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对于你的前进是有益的。”^[73]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必须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和应用，确保了党的抗日政策策略的正确性。但就全党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还不够深入和普及，因此，加强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就成为一项十分艰巨和迫切的任务。^[74]为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兴起系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75]。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关键是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抗日斗争中的各种实际问题，并给予科学合理的解决。^[76]毛泽东坚决反对僵化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多次强调“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毛泽东正是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分析了抗日战争时期敌友我三方的基本矛盾，提出了正确的抗战方针政策——建立并不断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保了抗战的最终胜利。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必须在抗日斗争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77]。毛泽东提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并在与中国革命运动结合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78]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努力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写出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光辉著作，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内涵，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成为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毛泽东思想。^[79]

三、革命根据地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毛泽东一向重视发展根据地人民文化教育事业，通过发展文化教育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1929年10月21日，毛泽东上杭县苏家坡休养时，了解到苏家坡全村无人读过书的情况，建议特委创办了一所“平民小学”，在开学那天给孩子们讲了一课，启发大家为翻身求解放而努力学好文化。^[80]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前，陕甘宁边区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知识分子缺乏，文盲高达百分之九十九；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化设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81]1935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立即发展当地文化教育事业，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延安城内“有夜校，有日校，到处是课堂”^[82]。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中国共产党在山东胶东地区文登县办了农民夜校，教农民文化。^[83]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大力发展教育事业。1937年春陕甘宁边区仅有小学校320所，学生5600人；1940年春增至1341所，学生41000多人，学校数和学生数分别增长了三倍多和六倍多。^[84]1944年后，陕甘宁边区各地陆续出现了一种新事物，即民办学校，发展到五百余处，^[85]这是教育改革的良好开端。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也出现了多种形式的民办学校。主要有：民办公助性质的小学，如延安市杨家湾小学；农民自动办起来的学校，如米脂高家沟民众学校；以成人教育为主的“一揽子”村学，如米脂杨家沟学校。^[86]民办学校的出现，是陕甘宁边区文化事业发展繁荣的重要表现。陕甘宁边区在1937年前，没有一所中等学校。1937年3月成立鲁迅师范，1938年成立边区中学，这是边区中等学校的初创时期。1940年是边区中等学校在数量上大发展的一年，学校由两所增加到了七所，它们是：边区师范、三边师范、关中师范、陇东中学、绥德师范、米脂中学、边区医药学校。1941年后又发展为十所，即增加了县师范、新文字干部学校、边区职业学校。^[87]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其他各根据地也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到1938年2月，晋察冀边区凡不直接遭受炮火威胁地区的小学大都开了学。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38年底，北岳区16个县共建立高级小学15处、初级小学204处，入学儿童6954人。冀中区26个县共恢复与建立高级小学76处、初级小学3445处，入学儿童170360人，许多县超过了抗战前的数字。^[88]1938年9月，晋察冀边区政府颁布了《扫除文盲办法》，规定各乡镇成立识字学校，修业期限具体划分为3个时期：1938年11月1日至1939年4月为第一期，15岁至25岁之男女均得入学；1939年5月至1939年10月为第二期，26岁至35岁之男女文盲均得入学；1939年11月至1940年4月为第三期，36岁至45岁之男女文盲均得入学。这一办法颁布后各地的夜校、识字班纷纷成立起来。据统计，1939年春，北岳区办起各种识字班已达2000处以上，入学人数181794人。冀中区27个县，办识字班2047处，入学男生47965人、女生21861人，平均每人认识了300个字。^[89]1939年4月，边区政府颁发了《识字运动周的推行办法》，大力号召全边区举行识字运动周、开展识字竞赛，入学人数猛增。据统计，这年年底北岳区入学人数由181794增加到390495人。4专区6个县的冬学有2275处，男女学员155993人，占全专区人口的20%多。连创立不久的平西区的昌宛、涞水两个县入冬学人数也达到9722人。冀中区27个县入学文盲半文盲共347370人。^[90]到1944年底，据冀晋、冀察33个县的统计：共有初小3353所，高小115所，合计3468所；初小学生130427人，高小学生5291人，合计135718人。^[91]

到1940年9月，晋东南全区32个县中，已有3770座学校。除了正规学校以外，还开展了社会教育，大量开办各种临时训练班、识字班。另外，太北、太中、太南、太岳还分别成立了培养干部和师资的干部学校，抗战建国学院也建立了起来。^[92]截止到1940年，苏北盐城、东台、阜宁共有中学40所，每村均有小学。^[93]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宣传抗日，提高民族自信心，振奋民族精神，中国共产党大力加强报纸工作。1940年5月中旬，为了动员和指导人民群众抗日斗争，山西忻县创办《边哨报》，在宣传动员群众团结抗日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94]1940年夏，太岳区出版了《太岳日报》。除出版报纸外，太岳区还翻印各种图书50余种。太岳区根据地内还出版了《前线》《抗战生活》《文化动员》《太岳导报》《太岳文化》等多种刊物。与此同时，戏剧、文艺、音乐、美术等工作都有了新的发展。^[95]

四、发展农村卫生事业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陕甘宁边区“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达百分之六十，成人达百分之三；全区巫神多达二千余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96]。一个外国记者曾这样写道：“陕北一向是地球上仅有的几个鼠疫仍旧流行的地方。在过去，天花、伤寒和斑疹伤寒等传染病总是有规律地定期在延安发生，至于痢疾之类的小病更是习以为常了。”^[97]1935年11月，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地区后，立即开展了卫生运动，“他们清扫了街道，让小贩在食物上一律蒙上纱罩，还在夏天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灭蝇运动”。由于卫生条件的改善，陕北地区以前“常见的那些传染病却一种也没有发生过”，逐渐地销声匿迹了。^[98]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卫生工作。1937年3月21日，毛泽东同延安干部、群众一起参加“延安城市卫生运动周”的大扫除劳动，并对参加大扫除的人说：“注意卫生，健康身体，就是增强国防力量！”“卫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要大家来做。”^[99]为提高陕北地区医疗卫生水平，党中央一方面不断地改善医院基础设施，增购新的医疗设备；另一方面通过多种途径和手段延揽医疗卫生人才。1941年7月30日，毛泽东就关于尽量吸收医务人才问题，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向各兵团首长发出指示：“医务人才培养过程很长，且技术不易高深，我军医务建设在技术上进步不大，今后应尽可能地吸收大后方与广大沦陷区技术水平高深的医务人才，不惜其津贴予以任用，政治上作非党干部看待，生活上作专门家待遇之。”^[100]1942年5月12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护士节专刊”上发表题词：“尊重护士，爱护护士。”^[101]根据地卫生事业的发展，增强了人民体质，为争取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五、开展农村绿化运动

毛泽东很早就提倡开展植树运动，绿化乡村，造福后人。1917年冬，毛泽东曾步行到湖南浏阳县文家市铁炉冲陈赞周同学家探望，晚上同附近农民谈心，宣传种果树，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树后人食果，并动手在铁炉冲栽了几棵板栗树。^[102]

1928年10月，井冈山根据地遂川县苏维埃政府发布训令，明令各乡农民应保护森林，禁止烧山。并规定：一、不得运木做柴；二、不得损坏木皮；三、不得砍伐茶树，如违严责不贷。^[103]1932年3月16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作出《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案》，指出了开展植树运动的意义，“既有利于土地的建设，又可增加群众的利益”。并明确提出了开展这一运动的具体要求：“各级政府向群众作植树运动的广大宣传；规定对于沿河两岸及大路两旁均遍种各种树木，对于适宜种植之荒山，尽可能地来种树木以发展森林，必须使广场空地都要种起树来；提出以后要注意培养树木种子，在每年春天来进行此种运动。”^[104]决议案还提出了植树造林的具体要求：“对于沿河两岸及大路两旁，均遍种各种树木；凡适宜种树之荒山、广场、空地都要种起树来；以及选好树种、开展植树竞赛等。”^[105]1933年9月，吴亮平在《经济建设的初步总结》中提出：1933年冬季“应该培植树苗，以便在后年春季我们可以很好地进行植树运动”^[106]。1934年9月23日，陆定一在《斗争》杂志第72期发表题为《两个政权、两个收成》文章，指出：中央根据地在农村绿化方面取得了成绩，瑞金在春耕运动中共植树60多万株，兴国县植树38万多株，福建省植树2万3千多株。^[107]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利用多种场合号召开展植树运动。1943年1月25日，毛泽东复彭德怀电中指出：“旧社会给边区的遗产是：贫穷、愚昧与疾病。”“为改变边区童山太多现象，应号召人民植树，在五年至十年内每户至少植活一百株树。”^[108]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中，又一次发出植树造林的倡议，他幽默诙谐地说：“陕北山头都是光的，都是和尚，我们要使他长头发，要种树。35万家订一个计划，究竟要种多少？我们假设，如果每家种10棵，那么35万家就种350万棵，不是马上都是头发，但有了几根，不像和尚，和尚还了俗。十年八年内使历史遗留给我们的秃山都种上树。”^[109]同年7月5日，毛泽东在修改《召开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决定》中又提出：“为改变边区童山太多现象，应号召人民植树，在五年至十年内每户至少植活一百株树。”^[110]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还喜欢“在住处种树”，在延安王家坪毛泽东住处，有一处小树林，就是毛泽东搬家到这里后种植起来的。^[111]

【注释】

[1]吴继轩：《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略论》，《光明日报》2011年12月14日第14版。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14页。

[3]［美］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145页。

[4]贾永、何平平、陈新：《我的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396页。

[5]贾永、何平平、陈新：《我的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561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61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09页。

[8]吴继轩：《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略论》，《光明日报》2011年12月14日第14版。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2页。

[10]艾克思：《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1月第1版，第77页。

[11]黄丽镛：《毛泽东读古书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第109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36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14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25页。

[15]吴继轩：《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略论》，《光明日报》2011年12月14日第14版。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87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03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13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36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11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40页。

[22]吴继轩：《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略论》，《光明日报》2011年12月14日第14版。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11页。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13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56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1993年12月第1版，第368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72页。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67—568页。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15页。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88页。

[31]吴继轩：《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略论》，《光明日报》2011年12月14日第14版。

[3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66页。

[33]吴继轩：《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略论》，《光明日报》2011年12月14日第14版。

[3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48页。

[3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56页。

[3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62页。(www.daowen.com)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62—63页。

[3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68页。

[39]吴继轩：《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略论》，《光明日报》2011年12月14日第14版。

[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43页。

[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04页。

[42]吴继轩：《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略论》，《光明日报》2011年12月14日第14版。

[43]于俊道，李捷：《毛泽东交往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14页。

[4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44页。

[45]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276页。

[46]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291页。

[47]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277页。

[48]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205页。

[49]吴继轩：《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略论》，《光明日报》2011年12月14日第14版。

[5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340页。

[51]吴继轩：《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略论》，《光明日报》2011年12月14日第14版。

[5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62页。

[5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44页。

[5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19—620页。

[5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32页。

[5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25页。

[57]吴继轩：《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略论》，《光明日报》2011年12月14日第14版。

[58]吴继轩：《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略论》，《光明日报》2011年12月14日第14版。

[5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65页。

[6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22页。

[6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23页。

[62]吴继轩：《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略论》，《光明日报》2011年12月14日第14版。

[6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97页。

[6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62页。

[6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69页。

[6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97页。

[67]吴继轩：《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略论》，《光明日报》2011年12月14日第14版。

[68]吴继轩：《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略论》，《光明日报》2011年12月14日第14版。

[6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98页。

[7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15页。

[7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379页。

[7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385页。

[7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387页。

[74]吴继轩：《抗战时期毛泽东保持党的纯洁性思想略论》，《光明日报》2013年12月18日第11版。

[7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33页。

[76]吴继轩：《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略论》，《光明日报》2011年12月14日第14版。

[77]《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6日第1版。

[78]吴继轩：《抗战时期毛泽东保持党的纯洁性思想略论》，《光明日报》2013年12月18日第11版。

[79]吴继轩：《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略论》，《光明日报》2011年12月14日第14版。

[8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89页。

[8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566页。

[82]［美］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61页。

[83]谷牧：《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13页。

[8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569页。

[8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569页。

[8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569—570页。

[8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574页。

[88]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289页。

[89]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273—274页。

[90]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274页。

[91]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276页。

[92]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第315页。

[9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316页。

[94]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153—154页。

[95]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第315页。

[9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566页。

[97]［美］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64页。

[98]［美］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64页。

[9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664页。

[10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14页。

[10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80页。

[10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3页。

[103]赵增延，赵刚：《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大事记》（1927—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第20页。

[10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68页。

[105]赵增延，赵刚：《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大事记》（1927—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第69页。

[106]王桧林：《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第600页。

[107]赵增延，赵刚：《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大事记》（1927—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第112页。

[10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80页。

[109]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183页。

[1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80页。

[111]王鹤滨：《在伟人身边的日子：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兼生活秘书的回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