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日战争时期，几亿中国农民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之中，谱写了农民革命新篇章，为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提供了深厚的群众基础。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严重关头。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紧急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毅然决然地肩负起了领导全民族英勇抗战的艰巨重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即1937年7月8日，向全国各族人民发表了号召全民抗战的宣言，明确提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应“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70]两周后，即7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提出了实行全民抗战的一套办法，即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抗日的外交，宣布并实行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国防教育，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称为“八大纲领”^[71]。一个月后，在1937年8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上，通过了实行全民抗战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实行全国人民总动员，实行全民抗战。^[72]

一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实行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抗日路线，即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两种路线造成了正面战争与敌后战场的两种不同战果。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抗战的正确路线，也就是人民战争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全民族的利益，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路线。

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指出：卢沟桥事变表明，“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73]

为了贯彻全面抗战路线，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洛川会议，作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74]“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75]为此，中国共产党制定实行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内容是：打到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抗日的外交；实行战时的政治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实行抗战的教育政策；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实现抗日的民族团结。^[76]这个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同一天，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提出：抗战时期的经济政策是“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生产品的自给”，同时，为改良人民生活，要实行“减租减息”。^[77]

1937年10月，刘少奇发表《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他指出，卢沟桥事变后，广大的游击战争将成为华北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方式，也是最有效的斗争方式，要坚持华北抗战，必须建立稳固的抗日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建立真正人民的抗日政权。这种政权的基本任务是：（一）普遍地武装人民，动员人民参战；（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三）改善人民的生活；（四）肃清汉奸，取缔一切阻碍与破坏人民参加抗日战争的行为。^[78]为实现这些任务，抗日政权应该实行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包括：财政经济政策、农民土地政策、群众运动政策、内务政策、对外政策等。其中群众政策提出：“（一）除开汉奸以外，保障一切群众团体及群众运动的自由。（二）确立群众团体及群众运动在法律上的权利与合法地位。（三）在物质上协助群众团体。（四）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不在组织上去直接干涉群众团体的内部生活。”^[79]刘少奇在这里所提出的各种具体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具体化。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协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并立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要求，按照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原则，领导全军深入华北敌后，深入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迈出了全民抗战的坚实步伐。八路军奔赴山西抗战前线后，毛泽东不断指示前线军队，一定要深入发动群众，放手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确保抗战持续进行并取得最后胜利。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9月17日，毛泽东又致电朱德、彭德怀等，强调要“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造游击根据地，支持华北游击战争”^[80]。9月21日，毛泽东又一次致电彭德怀，重申八路军必须在山西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此，八路军各部“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的唯一正确办法。9月25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也提出：目前的中心工作，是“发动全华北党动员群众”^[81]开展游击战争。稍后，即9月29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朱德等人，明确指出：八路军在山西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82]。随着日寇侵略的深入，毛泽东在1937年11月13日致电朱德、彭德怀等，提出：“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83]中共中央决定和毛泽东发出的一系列指示，为八路军深入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规定了正确的方向、方法。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1937年9月21日，八路军总部发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训令》；9月25日晨7时，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在八路军总部驻地——五台县城东北15公里的南茹村，向全军发出《关于战区工作部署方针的训令》，“指示各部队开赴前方之后立即组织动员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敌陷入我群众和游击战争的围困之中，断绝其后方运输，增加敌人之恐慌和疲惫，分散敌人兵力”^[84]。《训令》规定了在我军占领区、敌人占领区和友军占领区内，发动群众的不同原则：“在我军占领区域内，我军要独立自主地担负起群众工作，在友军和政权机关中争取合作的态度；在敌人占领区内，要把经济斗争和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紧密地联系起来，提出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田赋、厘金，实行减租减息，没收汉奸和日帝财产，分给抗日的人民，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等口号；在友军占领区内，宣传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宣传阎锡山的合理负担政策，即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反对曲解合理负担，发动群众督促政府实现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号召好男儿上前线，誓死不做亡国奴。”^[85]《训令》还要求我军各级军政委员会和政治机关，要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立即定出发动群众具体计划，使部队中的每一个指战员都深入了解。要在地方工作中吸收进步分子入党，培养当地干部，成为该地群众斗争的核心。八路军这一《训令》，充分地体现了我党开展全民抗战的洛川会议精神，受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高度评价和称赞。《训令》发出的第二天，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草拟了一份致前方党政军领导人和各级党组织及政治机关的电报，指出：“接读九月二十五日七时朱、彭、任部署方针的训令，我们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各级领导同志应提起百倍的毅力，坚决为贯彻训令的一切方针而斗争。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大举南犯，首先企图灭亡全华北，然而我们坚决相信，在整个八路军坚决实行依靠民众的游击战争总方针下，必能造成华北的抗日根据地；必能发动千百万民众，同十八集团军及一切革命的友军一道，给予日本帝国主义以坚决的打击；必能消灭许多敌人，支持华北的持久战，配合党在全国的努力，达到最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同志们！目前是中国存亡的关头，只有正确的政治与军事方针，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每个十八集团军的同志，都应为中央军委与军分会的正确方针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发挥你们的伟大能力，在华北树立全国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啊！现在我们已打了一个胜仗，兴奋了友军与人民，从此更进努力，最后胜利是我们的。”^[86]同日，在八路军总部还颁发了我党第一个比较系统而具体的《关于动员和组织群众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全面部署了我军开进地区立即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工作”。^[87]

1937年9月，八路军《训令》和《指示》发布后，各部迅速行动，纷纷组织地方工作团、队，深入广大乡村开展群众工作。总部机关及直属队派出舒同、王逸群等率领工作团队到五台、定襄、繁峙、代县、崞县等地发动群众。工作团、队走乡串村，开大会、贴标语、教唱抗日歌曲、宣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抗日救国会和自卫队，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实行减租减息，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抗日救国积极性。^[88]八路军115师政治机关率教导队全力投入群众工作，师政训处主任罗荣桓率师政治机关全体人员及教导队，东出龙泉关到阜平、曲阳一带，在地方党组织配合下，组成若干个工作组，从宣传群众入手，一面广泛宣传抗日救国，深入发动群众，一面举办农民讲习班，为开展群众抗日斗争培训骨干。120师遵照八路军《训令》精神，师政治机关率教导团组成700余人工作团，在师政训处主任关向应领导下，分赴岢岚、岚县、兴县、临县、静乐、忻县、崞县、宁武、神池、五寨、保德、河曲、偏关、朔县等14个县，迅速开展群众工作，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收容散兵游勇，安定社会秩序；发动群众，组织工、农、青、妇等抗日救国会，争取乡村各阶层及知识分子参加抗日工作；建立各级战地动员委员会，执行合理负担政策，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89]129师于1937年11月中旬，由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率工作团，分别到沁县、长治、晋城、武乡、襄垣、平顺、沁源、安泽、屯留等地，与当地党组织相结合，放手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各种群众性的抗日团体和自卫队，进行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政策。^[90]在党的领导与号召下，八路军认真贯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发动人民抗日战争。在华北，广大工人、农民等社会各阶层普遍掀起了抗日斗争热潮，到处打击日寇，使日军陷入了华北人民抗日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二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依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工业不发达，产业工人数量少，农民占全国人口总量的大部分，在此背景下，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新吸收进来的党员绝大部分是农民党员。农民具有坚定革命性和英勇牺牲精神，但同时也天然具有小生产者的散漫性。因此，加强农民党员教育，无疑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

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作为争取中国抗战胜利的关键一环抓紧抓好。1941年4月，毛泽东明确指出：“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是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91]1945年2月，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取得全国胜利，“就要有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92]毛泽东保持党的纯洁性理论与实践，保障了党的先进性，增强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1.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提高全党理论修养，保持党的思想纯洁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广大党员头脑，确保全党意志统一，保持全党思想纯洁，为争取抗战胜利提供牢固的思想保障。^[93]

毛泽东向来注重思想建设。1920年12月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等》信中就说：“思想进步是生活及事业进步之基。”^[94]井冈山时期，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思想混杂的情况尖锐地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95]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适应抗战形势需要，毛泽东多次强调必须清除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保持全党思想高度统一。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96]同年7月，毛泽东在致刘少奇电报中又强调：“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97]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再次指示全党：“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98]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认为，加强全党的思想建设，最主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党员头脑，清除党内严重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错误。为此，毛泽东多次号召全党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党的理论水平。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99]1940年底，毛泽东强调“没有大量的真正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干部，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100]。1942年2月，毛泽东要求全党“要造成一河大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水，实行思想革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彻底改革各部门的工作”^[101]。为便于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加强了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工作。1939年3月，中央设立了干部教育部^[102]，专门负责党的干部理论学习，要求党的干部都“读一、二十本到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103]，同时积极为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创造条件。1942年9月，毛泽东提出要“大量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供全党学习使用^[104]。

紧密结合中国国情，用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105]，是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态度。毛泽东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解决好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的问题，即要在具体革命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06]1937年7月，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107]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08]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109]1942年2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号召全党要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革命斗争实际，“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110]。

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实际，紧紧地坚持了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11]毛泽东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成果，又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现了全党思想上的高度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牢固思想基础。^[112]

2.严格党员标准，畅通党员“出口”，保持党的组织纯洁

毛泽东认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113]，而党的组织上的巩固要以组织的纯洁性为保障。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抗战形势需要，毛泽东强调必须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严格党员标准，把好党员“入口”；同时畅通党员“出口”，及时清除党内投机分子，确保党的组织纯洁。^[114]

保持党的组织纯洁，首要的是要严把党员“入口关”，也就是要严格入党条件，坚持按照党员标准吸收新党员。1935年底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地区后，为尽快发展党的力量，壮大革命势力，毛泽东主张：“凡属同意党的纲领政策而工作中表现积极的分子，不念其社会关系如何，均应广泛地吸收入党。尤其是陕甘支队及二十五军经过长征斗争的指战员，应更宽广地吸收入党。”^[115]毛泽东还特别提出：“凡属经过长征的分子，一律免除候补期。”^[116]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一大批经过长征斗争实践考验的红军战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仅壮大了党的队伍，而且这支党员队伍成为党的“宝贝”^[117]，在之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先锋模范和骨干作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抗日斗争需要，毛泽东制订了“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118]的发展党员方针。为贯彻这一方针，1938年2月底，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大大发展中共党员。”^[119]同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重申：为了战胜凶恶的敌人，“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同时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党员标准，即“真诚革命、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并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120]。

其次，要坚持党的无产阶级阶级基础。工人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因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121]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工人阶级是党的最主要来源。毛泽东、刘少奇等都反复强调，要从工人阶级中大量吸收新党员，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确保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由于中国是一个工业不发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无产阶级人数不多，农民占了很大比重，特别是占农村人口70%的贫农“最听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的“先锋”“中坚”^[122]和“脊梁”^[123]，因而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农民党员。广大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处境艰难，生活困苦，充当了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来源之一。为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1939年12月初，中共中央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强调指出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124]。通过在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大量吸收新党员，“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125]，增强了党的阶级基础并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为争取抗战胜利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126]。

再次，要严格入党程序并坚决清除党内投机分子。严格入党程序，加强组织考察，是防止投机分子混入党内的重要一环。因此，“吸收党员要经过地方党的严密考察”。^[127]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党的各级组织发出警醒说：在大量发展党员过程中，各级组织要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128]。同时要大力发展党内民主，通过检举、整党等活动，揭发并及时清除党内投机变节分子。1939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提出要“清刷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129]。1942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开幕会上发出指示：对于“党棍”要坚决清除。^[130]不久，毛泽东再次强调：要把不够党员资格的坚决“清洗”出党的队伍。^[131]1943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强调在整风运动中必须“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132]，确保党的肌体健康。为此，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大规模审查干部工作，清除了党内一些异己分子，尽管“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但这一“错误”得到了及时纠正。^[133]

3.加强廉政建设，密切党群关系，保持党的作风纯洁

毛泽东非常重视党的作风建设，他指出：“如果作风不改变，不仅个人无成就，大则会使革命丧失前途。”^[134]基于这一认识，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长期实践中，大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形成了党的优良作风，密切了党群关系，保障了革命成功。^[135]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始终把加强党员干部廉政建设，作为党的作风建设的关键一环抓紧抓好。抗日战争一爆发，毛泽东就提出要“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136]，以团结民众，赢得民心，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共同抗日。1937年10月毛泽东提出要“反对贪污浪费”^[137]，以加强全国抗战经济实力。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为克服抗日根据地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138]的模范。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由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战，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他清醒地警示全党：“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139]为此，毛泽东反复强调必须积极开展党内反腐败斗争。1939年12月，毛泽东提出“应当开展党内反腐化的斗争”^[140]。1940年9月，毛泽东又指出要“在党内反对贪污腐化”^[141]。1941年4月，毛泽东在为《农村调查》一书写的跋中强调：必须与“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142]。1943年10月初，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党内指示中发出号召，要“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讲究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143]。

毛泽东认为，加强党内反腐败斗争，首要的是必须加强教育，增强党员自觉性，从思想上筑起预防腐败的牢固防线。^[144]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毛泽东多次写信叮嘱教导在国统区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彭雪枫等人，“千万不可过费”^[145]，“用费务须节省”^[146]。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全党“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147]，教育广大党员服从大局，严守党纪。抗日战争后期，为教育全党并防止党内骄傲和腐败现象发生，1944年4月，毛泽东要求全党同志认真研读郭沫若著名史论文章《甲申三百年祭》，深刻记取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将领因骄傲腐败导致战败的惨痛历史教训，告诫全党“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48]。

其次要发扬民主，自觉接受民主监督，预防腐败现象发生。“只有充分发扬群众的民主，才能清除我们党内及政府内一切贪污腐化及官僚主义的现象。”^[149]这既是党的主要领导者的英明共识，也是我党长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一条成功经验。1937年10月，毛泽东提出要在军队中建立各级节省委员会，严格进行经济检查，^[150]防止腐败现象发生。1941年5月1日颁布的经毛泽东修改和审定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151]同年11月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152]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著名谈话中又强调：“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53]

再次要严惩腐败于已然，警示后人。毛泽东认为，对于已经发生的腐败现象，只有严加惩治，才能警示后人，才有可能避免类似腐败现象重复发生，才能够保持党的作风纯洁。^[154]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毛泽东都一直坚持对党内腐败分子要加强“揭露和惩处”，并把反腐败斗争“当作一场大斗争”严阵以待。^[155]1941年5月初，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提出：“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156]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再次强调：“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157]毛泽东反腐败斗争思想与实践，节省了国家财力，提高了党的威望，密切了党群关系，保持了党的纯洁作风。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头脑，提高党的理论水平，保持了党的思想纯洁；大力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坚持党员标准，扩大党的队伍，及时清除党内机会主义分子，保持了党的组织纯洁；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预防并严惩党内腐败现象，密切了党群关系，保持了党的作风纯洁。毛泽东坚持以党的纯洁性建设保障党的先进性，极大地增强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保障了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并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158]

三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因此，发动农民参与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体现。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号召、组织和影响下，根据地广大农民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斗志，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抗日斗争形式，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侵略行动，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斗争，为坚持抗战、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深厚的民众基础。

1.建立抗日武装力量打击日寇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影响和带动下，根据地“群众的游击战争广泛发展起来，游击小组、游击队、基干自卫队，纷纷出击敌人”^[159]。1937年9月，八路军深入山西抗战前先后不久，山西各地相继建立了抗日游击队和自卫队，大力开展游击战争。“晋东北地区就组建了崞县抗日义勇军和抗日游击队四、五、六3个大队（团）共4000余人”^[160]，为开辟晋东北抗日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阜平县各区“游击队均已纷纷组织起来，连日配合我军及基干自卫队不断袭击扰乱敌人”；“阜平以东，有自卫队七百坚决与敌周旋，阜平老百姓，也要求开赴前线作战，两天来已有三百余人在敌侧后方活动，同时第七区亦有百余人准备出动云”。^[161]在八路军战地工作团的发动下，平定县成立县支队、县大队、武装工作队、基干游击队、警卫队等地方武装。通过民兵、自卫队、青抗先、儿童团等，把全体群众武装起来，通过站岗放哨监视敌人，限制汉奸特务的活动。通过伏击战、麻雀战、地雷战、破击战等袭击扰乱敌人。^[162]1938年夏，定襄县成立了县基干游击队（简称“定基”，群众称为基游队）。定基是由县委和军分区双层领导、指挥的一支游击队。它建立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用缴获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到1940年已发展壮大成为一支武装齐全、英勇善战的地方部队，几年中取得了很多次胜利。如邱村、向阳村、中霍村的胜利；攻克兰台镇、宽沟村炮台；龙门村歼灭战；掩护配合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在定、崞开展政治攻势；掩护朝鲜抗日义勇军在定襄展开对敌政治攻势并夺回中霍炮台抢去的稻谷；协同河南区队袭入定襄县城俘虏了伪县长王云浩等数十次战斗。^[163]日寇侵占崞县后，激起了全县人民义愤，纷纷组织抗日武装与侵略者进行拼死斗争。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东崞县委因势利导，于1938年冬组织了崞县营。崞县营营长由孟占魁担任，辖一连、三连、工农连。工农连连长由郭东尧担任，并任崞县营的军师；兵员大多是东崞县的青壮农民。^[164]1938年夏秋，中共在内蒙古大青山地区组织当地农牧民建立了“蒙汉抗日游击队”，在大青山南麓打击敌人；到1941年，这支抗日队伍发展到4000多人。^[165]1939年秋，冀中地区成立了以马本斋为首的回民支队，这支抗日队伍转战于冀中平原、冀鲁边区和冀鲁豫边区，经历大小战斗870余次，消灭日伪军3.67万余人，创造了辉煌战绩。^[166]1939年山西忻县成立了人民武装自卫总队，1940年底，人民武装自卫队改名为人民武装委员会，简称“武委会”，县所属各村都建立了精悍的游击小组。^[167]山西五台县基干游击队，在“百团大战”期间，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主动寻找战机，打击敌人。在1940年8月下旬的一个拂晓，樊金堂队长率部埋伏于大关山两侧，袭击了往台城运送军用物资的20余名伪军，缴获满载物资的马车7辆；9月中旬，在郭家寨伏击了由东冶往探头送军用物资的40余名日军，缴获驮骡5匹、毛驴5匹、子弹百余发及米面罐头等食品。在百团大战中，五台地方武装和民兵直接参加战斗的共540人，配合四团拔除和骚扰敌军据点，破坏公路、桥梁、电话线，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提高了全县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168]

这里尤其值得一书的是抗日战争期间表现尤佳的“平山团”。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平山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迅速成立了打击日寇的“平山团”。1938年1月，“平山团”开赴山西盂县进行整编，正式编为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平山团在山西崞县整训刚刚结束，日军一个中队由原平县乘车开往崞县，平山团二营在田家庄设伏前后夹击，战斗异常激烈。刚刚参军的战士和训练有素的日军交锋还是第一次，但战士们毫不畏惧，利用有利地形狠狠打击日军。子弹打光了，战士们跃出掩体如出山猛虎扑向敌人，与敌展开了面对面的拼刺。二营战士王大力与一个日军军官白刃格斗，用右手抓住了敌人的指挥刀，三根指头被刀割断，但他仍不松手，忍着剧烈疼痛，继续和敌人格斗，终于将日军指挥官击毙。此次战斗，平山子弟兵拼死抵抗，全歼日军中队150人，缴获重机枪4挺、轻机枪3挺、长马枪120枝、短枪12支和其他一大批战利品。这是平山团组建出征以来的第一仗，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全团将士的士气。^[169]1938年3月，日军万余兵力向晋西北山区进犯，在短短五六天之内，即侵占7座县城，严重威胁着我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平山团二营配合一二〇师七一七团首战岢岚，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五寨、宁武两座县城，到4月1日，日军侵占晋西北的7座县城全部光复。这一战役给气焰嚣张的日军以沉重打击，对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巩固陕甘宁边区都有重大意义。1938年9月，侵华日军华北头目杉山元，纠集5万余兵力，向我晋察冀五台地区围攻。24日，日军以千余兵力向我平山团一连扼守的邵家庄阵地猛烈进犯，日军发射炮弹700余发，敌机投掷炸弹百余枚，一连阵地火光四起，弹片横飞，但战士们没有后退一步，激战两昼夜，终将日军击退。同时，另一路日军8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分四路向我主佛寺阵地猛攻。平山团虽只有两个步兵班，持轻重机枪各两挺，但战士们灵活主动，巧妙地利用森林古庙作阵地，向日军突然袭击，击伤日军200余人，阻击了其进攻。^[170]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上下细腰歼灭战。1939年5月上旬，七一七团在五台遭到日军1000余人围攻。平山团奉命全部出动，向神堂堡地区驰援。平山团由南向北猛追敌人，迫使敌人取路上下细腰涧向北撤，我七一七团见势返回头来截击。这样，平山团与七一七团在土楼子一带对敌形成南北夹攻之势。平山团与兄弟部队通力合作，将布下的“口袋”紧紧封死，不使敌人一兵一卒漏网。敌人发现进入“口袋”以后，组织力量想撕开突破口逃路。但是平山团战士用密集的火力压制敌人，敌人用迫击炮向我军阵地狂轰，阵地上子弹呼啸声、炮弹爆炸声响成一片。一些敌人接近了我阵地前沿，战士们喊杀着冲出战壕与敌展开了白刃战。战士王家川与敌拼刺刀拼红了眼，他一连刺死8个鬼子，最后与鬼子同归于尽。此次战役，激战5昼夜，将敌千余人全部歼灭，俘敌10余名，收容敌伤兵50余名，缴九二式步兵炮2门、迫击炮3门、重机枪6挺、步马枪451支、战马百匹。这就是著名的上下细腰涧歼灭战。这一战斗，全歼被围之敌，创造了三五九旅对日作战以来的光辉范例。^[171]平山团的辉煌胜利，鼓舞了全军将士。平山团在战场上的一个个捷报传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聂荣臻司令员亲自挥毫书写嘉勉令。1939年5月20日通令嘉奖平山团，授予平山团为“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光荣称号。^[172]据统计，仅抗日战争时期，就有5000多名平山子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173]

在日寇占领地区，广大人民群众也开展了多种斗争形式，一些地区举行了示威游行和武装暴动。1942、1943两年内，河北、山西、山东、江苏等省都有农民起义。1942年9月，江苏如皋3万多农民拿起武器和农具反抗百余人的敌伪抢粮队，歼灭大部敌人，并乘胜攻入敌人据点，杀死敌伪军10余名。同年11月，山西洪洞、赵城、和顺、辽县四县农民为反对“配给制度”而起义，杀死4个伪县长和60余名敌军。^[174]这些起义和斗争给予了日寇和伪军沉重打击，鼓舞了人民抗日斗志。

2.建立抗日游击组织

人民群众广泛发动的游击战争，对于打击日寇，支持八路军坚持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1936年7月，毛泽东在陕北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就指出：战胜日寇“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24小时，使之疲于奔命”。^[175]陆定一指出：“群众游击战争的普遍发动，无数老百姓为了保卫边区拿起枪来与敌人拼命，到处使敌人受到损失、扰乱，使敌人防不胜防！这种情形，大大方便了正规军的作战。……晋察冀此次粉碎了敌人围攻，也因为他能组织敌占区的群众，进行游击战争，顽强地坚持作战。如像定县，在敌人占领后，群众的游击战争仍旧能组织起来，扰乱后方，这是很好的模范工作。”^[176]抗日根据地广大民兵利用各种方式监视敌人，使敌人所到之处都在民兵的严密监视之下，利用地雷战杀伤敌人，限制敌人的活动，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得不到任何东西。^[177]1939年后，忻县各村都成立了精悍的游击小组。随着游击小组建立和斗争开展，地雷战随之发展起来，制雷技术也大大提高，到1942年初，种类有拉雷、绊雷、吊雷、硫酸雷、踏雷、连环雷等。这些雷有铁铸的，也有石头制的。各村游击小组经常将地雷埋在敌人出没的地方，村庄的重要路口，炸得敌人胆战心惊。后来忻东大队和河南区队把战斗中缴获敌人的武器分给民兵一些，游击小组有了枪，加上手榴弹、地雷，战斗力就更强了。这样，民兵在群众中的威信也高了。群众相信民兵，依靠民兵，有什么风声就马上告诉民兵，使民兵更是如鱼得水，大显身手。他们坚持劳武结合，掩护群众转移，经常使敌人扫荡扑空。有时还要伏击小股敌人。^[178]1941—1942年秋，日本侵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占领了晋东北的盂县。面对日寇凶残的“三光”政策，盂县老百姓说得好：“房子烧了可以再盖，打死鬼子他就不能再作恶了。”^[179]各村民兵，村自为战，人自为战，把地雷都埋在了村子里，鬼子挨了几次炸，也不敢轻易进村了。在盂寿农村民兵斗争中，出现了许多不脱产的“爆炸大王”和“爆炸能手”，^[180]有力地配合了我团行动。在对敌斗争中，村与村紧密配合，广泛开展民兵联防运动，做到村村相连，庄庄相助，从而把民兵的战斗力提到更高的水平。冀中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在1942年5月日寇发动大“扫荡”后，以当地民兵为骨干，挖掘地道，开展了地道战。广大民兵以村村相通的地道为依托，神出鬼没，来去无踪，大显神通。冀中清苑县冉庄民兵在地道战中打死打伤日伪军1000多人。^[181]1943—1944年，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在当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取得了快速发展。1942年，中共山东分局下达了加强反“扫荡”的紧急指示，要求“各根据地特别是边沿地带的军民做好练兵、藏粮、破路等应战准备工作”^[182]。1944年初，山东滨海军区六团在莒南、日照地方武装配合下，攻克石沟崖日伪据点，俘获匪兵400余人，毙、伤100多人。^[183]到了这年下半年，滨海地区军民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巨大对敌斗争胜利：6月，莒县民兵10000余人，用两天时间破袭台（儿庄）潍（坊）公路48公里，挫败了敌人打通台潍公路的计划；8月下旬，日军1000余人“扫荡”莒南坪上村，在当地民兵大力助战下，抗日军民粉碎了敌人的又一次“扫荡”。^[184]为了挽回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日军困兽犹斗，于1945年5月对山东根据地又一次发动了残酷的“大扫荡”，集中10万兵力，并动用了飞机、兵舰，陆海空军一起向胶东、鲁中、滨海地区猖狂进犯。山东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在广大民兵配合下，英勇杀敌，布下密集的“地雷阵”，粉碎了敌人的“大扫荡”。在战斗中，“广大群众千方百计地掩护八路军伤员、保护军用物资、执行战勤任务，出现了许多感人事迹”。^[185]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山西五台山僧人的抗日壮举。在八年抗战期间，五台山广大僧众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伟大号召，大力支持创建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活动。^[186]1938年4月，五台山“佛教救国同盟会”成立不久，便动员五台山青庙黄庙18至35岁的480多名青年僧人迅速组织起来，分批参加“牺盟会”开办的抗日救亡集训班。通过集中学习与动员，一大批爱国进步僧人走出经堂，破除杀戒，参加了八路军、自卫队、武工队和区小队等抗日武装。成宣、慈因还分别担任了僧人抗日自卫队两个小分队的队长。僧人自卫队员们扛着刀枪操练，日夜站岗放哨，为八路军送情报，配合八路军、游击队多次袭击日军，成为活跃在五台山区一支特殊的抗日武装。金阁寺主持含空法师利用僧人的特殊身份，冒死打探敌人行踪和军事情报，报告八路军或自卫队，几次准确地帮助八路军袭击日军获胜，被誉为八路军的高级参谋和得力助手。他崇高的爱国精神和传奇式的抗日故事，在五台山上广为传颂，受到边区政府和抗日军民的高度赞扬。^[187]1941年1月7日，《晋察冀日报》全文刊登了“五台山蒙藏同胞及佛教会致电委座反对投降”的文章，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188]日军的残酷统治和法西斯暴行，激起了五台山地区广大僧众强烈愤慨与公开抗争，在斗争中，涌现出许多爱国护教的英雄僧人和抗日烈士。如婆娑寺住持演志和尚为了救护婆娑村抗日群众被日军残忍杀害；南山寺僧人胡南山，打入日伪内部被敌发现抓捕，遭受严刑拷打，坚贞不屈，敌人割下他的耳朵、舌头，撕裂他的嘴巴，又将他捆在火炉上活活地烤死。抗日战争时期，五台山有40多名僧人先后参加了抗日军队或当了抗日干部。据新中国成立后统计，五台山僧人从军从政后，担任地师级以上干部的就有20多人，革命烈士近10人。^[189]五台山僧众是我国宗教界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也是僧界爱国爱教的光辉榜样，在我国宗教史上增添了最壮丽的篇章。

3.开展参军拥军支前活动

在晋东北灵丘、广灵、浑源和冀西北涞源、易县及察南蔚县等地，115师独立团以民运干部和宣传队为基础，抽调了部分连队干部组成若干工作队，分赴各县、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各项政策，发动群众组织各种抗日救国会和地方武装，惩治汉奸，消灭股匪，布告安民，稳定人心。到1937年10月，独立团由出征时的1700人扩充到7000人。^[190]120师深入山西抗战前线后，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在晋西北建立了多支抗日游击队和自卫军，总人数达到1.1万余人。由该师三五九旅副旅长王震率领开赴五台豆村准备配合115师作战的七一七团，不久南下盂县、平山和五台柏兰镇地区，组成以政训处主任刘道生为团长的250人的工作团，后总部又派三四三旅副旅长周建屏加强该团领导，在盂县、平山一带组织群众，发展抗日武装，很快建立了三支游击队，成立了“平山团”。^[191]129师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在晋东南掀起了参加八路军的热潮，至12月，以师教导团和部分连队为骨干，先后组建了5个抗日支队和一个大队，迅速扩大了敌后抗日武装。^[192]在八路军战地工作团的发动下，平定青壮年积极参加抗日军队，广大农村中“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事例，屡见不鲜。^[193]河北曲阳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劳军活动。^[194]

抗日战争时期，广大人民还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党和军队的安全。在山东沂蒙山区，1941年日寇大“扫荡”时，仅沂南县鲁山后、艾山后等五个村庄的群众，就分散掩护了八路军伤病员1300多人。五台山广大僧众，特别是中上层僧侣，利用佛士身份和特殊任职，冒着“通共”“通八路”嫌疑的危险，机智勇敢，多次从日军刀枪下保护和营救出许多抗日军民。尊胜寺距离日军田家村据点很近，日军经常到寺院骚扰，我抗日人员也经常在该寺出入活动。该寺住持含岩和知客含礼，不顾个人安危，在抗战期间，曾保护了抗日干部王洪税、金明、郑印皇、郑希贤等30多人。^[195]抗日期间，在敌人碉堡林立、频繁“扫荡”、反复“抉剔”的情况下，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仍能稳住脚，扎下根，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说打就打，使敌人的奔袭、“清剿”一次又一次扑空，关键就在于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

1937—1945年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尤其是最广大的农民群众，依照党的要求和呼吁，利用落后、原始的武器，以其英勇之躯在中华大地上谱写了一篇篇抗日战争的壮丽诗篇。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战，打击日寇，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

【注释】

[1]王桧林：《中国现代史》（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第2版，第68页。

[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135页。

[3]王桧林：《中国现代史》（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第2版，第89页。

[4]本书编委会：《习仲勋主政广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第181页。

[5]王桧林：《中国现代史》（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第2版，第89页。

[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本社1986年4月第1版，第61页。

[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本社1986年4月第1版，第62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35页。

[9]张宗逊：《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11页。

[10]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106—107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20页。

[12]本书编辑组：《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第47页。

[13]高菊村，陈峰，唐振南，田余粮：《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第1版，290—291页。

[1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966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49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该书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0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338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该书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0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373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07—108页。

[19]黎永泰：《毛泽东与大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91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07—108页。

[21]［美］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第84页。

[22]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5月第1版，第294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09页。

[24]朱仲丽：《疾风知劲草：毛泽东与王稼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6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10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10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12—113页。

[28]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12页。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14页。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49—150页。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14页。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15页。

[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16页。

[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7页。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8页。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9页。

[37]［美］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第97页。

[3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17—118页。

[3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18页。

[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19页。

[4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13页。

[4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3—14页。

[4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26—127页。

[44]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第17—18页。

[45]毛新宇：《爷爷毛泽东》，国防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第80页。

[46]毛新宇：《毛泽东自述》（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第2版，第49页。

[47]毛新宇：《爷爷毛泽东》，国防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第138页。

[48]毛新宇：《爷爷毛泽东》，国防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第148页。

[49]王桧林：《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第326页。

[50]罗平汉：《党史细节——中国共产党90年若干重大事件探源》，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第98页。

[5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87—188页。

[5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35页。

[5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71页。

[54]罗平汉：《党史细节——中国共产党90年若干重大事件探源》，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第100页。

[55]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月第1版，第52页。

[56]毛泽东：《毛泽东自述》（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第2版，第61页。

[57]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30页。

[58]王桧林：《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第356页。

[59]王桧林：《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第356—357页。

[60]王桧林：《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第357页。

[61]王桧林：《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第360页。

[62]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第98页。

[63]毛泽东：《毛泽东自述》（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第2版，第80页。

[64]罗平汉：《党史细节——中国共产党90年若干重大事件探源》，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第87页。

[6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1页。

[66]罗平汉：《党史细节——中国共产党90年若干重大事件探源》，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第87页。

[6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朱德自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8月第1版，第124页。

[68]耿飚：《耿飚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第232页。

[69]彭德怀：《彭德怀自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50页。

[70]王桧林：《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第3页。

[7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46—348页。

[7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54—357页。

[73]王桧林：《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1919—1949）》（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第2页。

[74]王桧林：《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1919—1949）》（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第23页。

[75]王桧林：《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1919—1949）》（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第24页。

[7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54—357页。(www.daowen.com)

[7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56页。

[78]王桧林：《中国现代史》（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第2版，第499页。

[79]王桧林：《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1919—1949）》（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第24页。

[80]王桧林：《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1919—1949）》（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第46页。

[81]王桧林：《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1919—1949）》（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第47页。

[82]王桧林：《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1919—1949）》（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第48页。

[83]王桧林：《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1919—1949）》（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第48页。

[84]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60页。

[85]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60—61页。

[86]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61—62页。

[87]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34页。

[88]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62—63页。

[89]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63—64页。

[90]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64页。

[9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89页。

[9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61页。

[93]吴继轩：《抗战时期毛泽东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略论》，《光明日报》2013年12月18日第11版。

[94]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9页。

[9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7页。

[9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75页。

[97]刘崇文：《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403页。

[9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94页。

[9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33页。

[10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49页。

[10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66页。

[10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17页。

[103]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增订版），三联书店1986年9月北京第1版，第47页。

[104]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202页。

[105]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增订版），三联书店1986年9月北京第1版，第20—21页。

[10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11—112页。

[10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96页。

[10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34页。

[10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07页。

[1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20页。

[1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大事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第366页。

[112]吴继轩：《抗战时期毛泽东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略论》，《光明日报》2013年12月18日第11版。

[11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03页。

[114]吴继轩：《抗战时期毛泽东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略论》，《光明日报》2013年12月18日第11版。

[1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上），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00页。

[1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上），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01页。

[1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56页。

[11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24页。

[1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1页。

[12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23—524页。

[12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页。

[12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0—21页。

[123]［美］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修订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第205页。

[12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18页。

[12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24页。

[126]吴继轩：《抗战时期毛泽东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略论》，《光明日报》2013年12月18日第11版。

[127]陆定一：《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第249页。

[12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24页。

[12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第2版，第622页。

[1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08页。

[1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14页。

[1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33页。

[133]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175页。

[1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97页。

[135]吴继轩：《抗战时期毛泽东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略论》，《光明日报》2013年12月18日第11版。

[13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55页。

[137]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113页。

[13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22页。

[13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93页。

[1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46页。

[1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08页。

[14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93页。

[14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911页。

[144]吴继轩：《抗战时期毛泽东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略论》，《光明日报》2013年12月18日第11版。

[145]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80页。

[146]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93页。

[1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10页。

[148]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242页。

[149]刘崇文：《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75页。

[150]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113页。

[15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35页。

[15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09页。

[153]于俊道：《毛泽东交往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32页。

[154]吴继轩：《抗战时期毛泽东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略论》，《光明日报》2013年12月18日第11版。

[15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528页。

[15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35页。

[15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64页。

[158]吴继轩：《抗战时期毛泽东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略论》，《光明日报》2013年12月18日第11版。

[159]本书编辑组：《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第181页。

[160]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36页。

[161]本书编辑组：《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第181—182页。

[162]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165—166页。

[163]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293—294页。

[164]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207页。

[165]王桧林：《中国现代史》（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第2版，第638页。

[166]王桧林：《中国现代史》（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第2版，第638页。

[167]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203页。

[168]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182页。

[169]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305—306页。

[170]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306页。

[171]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306—307页。

[172]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307页。

[173]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303页。

[174]王桧林：《中国现代史》（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第2版，第564页。

[175]毛泽东：《毛泽东自述》（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第2版，第114页。

[176]本书编辑组：《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第182页。

[177]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167页。

[178]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203页。

[179]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197页。

[180]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198页。

[181]王桧林：《中国现代史》（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第2版，第630页。

[182]谷牧：《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91页。

[183]谷牧：《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91页。

[184]谷牧：《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92页。

[185]谷牧：《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96页。

[186]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258页。

[187]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260页。

[188]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260页。

[189]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262页。

[190]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63页。

[191]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64页。

[192]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64页。

[193]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165页。

[194]本书编辑组：《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第182页。

[195]文思：《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