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尽管以毛泽东、彭湃等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革命理论进行了探索与初步实践，但由于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仍把发动城市工人运动作为党的工作重心，因而就全党而言，对农民革命理论的探索仍是受局限的。接受国民大革命沉痛教训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意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必须联合最广大农民群众才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基于这种正确认识，1927年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明确提出了“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49]。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队伍很快向敌人统治薄弱的井冈山边界进军，开始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时期。根据地广大农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启发下，革命积极性高涨，迅速掀起了席卷全国的工农武装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中国革命新道路，是基于中国国情而提出的保障中国革命胜利的光明大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中国农民奋勇前进的崭新革命道路。

一

毛泽东在领导革命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的革命道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革命理论。1930年初，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这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已初步开辟出来了。

经过了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失败，毛泽东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他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吸取了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著作，形成了完整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其主要内容有：

阐明了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性。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而是以武装的革命对抗武装的反革命为主要斗争形式。因为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且长期占据城市，广大农村则是反动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因此中国的武装斗争，要先占农村后取城市。由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要夺取革命胜利，就必须派自己的先锋队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武装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使之成为革命力量发展的立足点和夺取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出发点。^[50]

论证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这就造成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呈现了极度的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通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51]毛泽东在深入分析了这种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的基础上，指出：“在这种情形下面，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中国土地的广大（革命势力有回旋的余地），由于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的不统一和充满着各种矛盾，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使得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而在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了革命的不平衡状态，给争取革命全部胜利的事业带来了长期性和艰苦性。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这种革命根据地上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主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52]

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一思想的基本内容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心阵地，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它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后，就把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革命的基本内容。党在总结历年土地革命经验基础上，形成一条较为完整的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为农民的土地制度。这条土地革命路线，推动了各农村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领导农民反封建斗争胜利的可靠保证。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第一，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揭示了中国革命的规律，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终胜利。毛泽东指出：“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53]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正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和认识基础上形成的，符合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并最终成功地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第二，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革命斗争提供了经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形成的理论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一席。第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中国革命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过程。农村包围城市革命发展道路的开辟，实现了中国革命由城市向乡村的历史性转变，是毛泽东思想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54]

二(www.daowen.com)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因而无产阶级队伍不够强大。基于这种清醒的认识，毛泽东认为，要想取得中国革命胜利，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建立广阔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稳步发展革命力量，最终战胜强大而凶恶的敌人。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建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开始以来开辟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介于湖南酃县和江西宁冈、遂川、永新四县之交，总面积约4000平方公里。井冈山地势险要，有很多的天然屏障。陈伯钧回忆说：“敌人在山的周围转一圈要一个星期，我们只要一天时间，就能由东到西，由南到北的打击敌军。”^[55]加之这里有一片平地，可以发展农业生产，“种的庄稼足够供养一支小小的军队”^[56]。1927年11月和1928年初，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先后攻占茶陵、遂川、宁冈三座县城，成立了这三个县的工农兵政府，同时解放了周围一片农村地区，初创了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在井冈山开辟根据地是经过慎重考虑和深入考察的。据宋任穷回忆：“在当时，究竟把革命根据地建在哪里，事关重大。毛泽东调查了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的整个罗霄山脉，认为北段不如中段可进可守，且北段离政治都会太近；南段虽地势比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中段地势好，党的组织、群众基础等方面也比较好，而且远离大城市，敌人的统治力量比其他地方薄弱，敌人没有正规的地方部队。毛泽东确认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是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好地方。同时还了解到此地有袁文才部和王佐部两支农民革命武装。”^[57]

随着全国工农斗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数十个大大小小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些省份广大的农村地区都被红军“赤化”。“江西全省，除南昌附近一隅之地外，都已在赤色区域版图之内了”^[58]；湖北除武汉三镇外“均已在赤色区域之内，甚至武汉郊外数十里内外，即有红军游击队或赤卫队的踪迹”^[59]；福建闽西各县“完全是苏维埃区域，且赤色势力渐渐展至闽南及闽北”；广西“西部二十余县，都在苏维埃的影响之下”^[60]；河南豫西“有广泛的农民武装斗争”；安徽“英山、霍山、六安、霍邱等县，均为红色区域”^[61]。截止到1930年初，全国已有11个省建立了农民游击战争区域，许多地方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权。^[62]

为了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农村根据地普遍地进行了土地改革，把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土地、财产无偿地分给了一无所有的广大农民，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第一次翻身做了主人，生活大大改善。每一个农民都清醒地懂得：他们生活的改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土地革命改变了他们世代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他们由以前的土地上的奴隶变成了土地的真正主人；而且他们还进一步认识到：翻身解放了的农民群众，只有以实际行动支持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才能从根本上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恰如1936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对埃德加·斯诺所言：“大多数红军战士是得到了公民权的农民和由于新获得的土地而感到自豪的土地所有人。单单为了土地，中国的大多数农民就会战斗到底的。江西人民懂得国民党的回来，也就意味着地主的回来。”^[63]因此，根据地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军参战，以实际行动支持反蒋革命斗争。农民从分得土地这个活生生的事实中，看清了党和红军确实是为他们的利益奋斗的，而要保卫自己分到手的土地，防止地主的反攻倒算，就要支持红军的发展，由此支持红军的发展就成为了广大农民的自觉行为。^[64]1928年土地革命胜利分田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农业生产获得空前的丰收。自宁冈县工农兵政府征收土地税以来，县内农民踊跃交售，征粮比例高达20%。在极短的时间内，该县便筹集了几十万斤稻谷，所以毛泽东记载说：“至于红军给养，米暂可从宁冈土地税取得。”^[65]为了将粮食运到山上，展开了挑粮运动，“朱德的扁担”的故事就是这么来的。^[66]

三

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在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同时，还不断地加强党、军队与根据地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把根据地人民群众视为自己的亲人父母、兄弟姐妹，根据地人民群众视党与红军为自己的“救星”“恩人”。这种融洽的干群关系和军民关系，也是调动人民革命积极性的重要动力。

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党政军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帮助农民改善生产和生活，解除了农民生产生活中的许多实际困难。1931年反“围剿”期间，红军“每逢春耕播种和收获的时候，凡是没有军事任务的人，都要帮助农民”进行生产活动。^[67]在帮助农民生活、生产的同时，党和红军每到一地都要积极主动地向当地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发动农民起来投身革命。1935年初，红军向娄山关进军抵达板桥镇时，向当地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宣传红军的任务。据耿飚回忆说：“当我们揭露了国民党的欺骗、地主老财的剥削、军阀的掠夺，说明‘干人’的贫穷与痛苦是从何而来的，群众纷纷痛诉苦情。有一户五口之家，除了一位年轻妇女有条满是破洞的短裤之外，其他人只有光着身子、盒盖一床破絮度日。这就是贵州军阀长期统治的‘政绩’。群众一致要求红军为他们伸冤报仇。当晚，这个死气沉沉的山区小镇便灯火通明，充满了欢声笑语，许多青壮年纷纷要求参军。”^[68]

正是由于党和红军以实际行动维护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并且通过宣传鼓动启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觉悟，因而，党和红军每到一地都会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大批穷苦农民积极加入了红军。1930年4、5月份，彭德怀率军攻克湖南平江县城以及江西修水、武宁两城，“红军所过之处，人民群众热烈拥护。浏、平、万、铜、修根据地遭敌严重摧残，多数地区被白军烧得片瓦无存，人民对红军尤爱之如亲人。残存的半升粮米和薯干，自己不吃，留给红军吃。进至阳新县龙燕区，该地群众对红军的热爱，比平江群众有过之而无不及。外地红军到达该区，均不愿离开。群众对伤病人员之照顾，真是无微不至。沿途欢迎红军之口号声、歌声、锣鼓声，响彻云霄”。特别是出现了一些感人的场面，以至于几十年后，身历其境的彭德怀还是深情地回忆说：“妇女老小，人手一扇，站立道侧，替红军扇凉。到宿营地时，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开好铺，他们自己露宿，决不让红军露营。在营地终日歌声、口号声不绝于耳。不间断地宣传鼓动，对敌军一层又一层地警戒，封锁消息，保护红军。粮食缺乏，农民将自己仅有的一点粮食、薯丝、玉米、稻米，自动地送到各部门首，倒在桶里就走了。”^[69]广大农民群众对革命的拥护、支持和参与，是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基本保证。蕴藏在几亿农民身上的这种无穷力量为党领导的革命提供了无穷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