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农民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高利贷者的残酷压榨下，承担着沉重的经济负担。他们既要交租付息，还要负担各种苛捐杂税。正税之外还必须承担高额的附加税。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几年至几十年的田赋预征，如四川一些地方，在1926年竟预征田赋到1957年。^[1]经济榨取之外，农民还被抽丁、拉夫。“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广大农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这种受压迫、受奴役的状况。中国共产党顺应农民的革命要求，承担起了领导农民开展革命运动的历史重任，并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革命道路。

一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远大理想，以工人阶级为阶级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后，迅速地肩负起了领导中国人民大众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历史重任，立即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中国工人运动高潮。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受西方列强的民族压迫，内受封建势力的阶级剥削，因而中国境内资本主义成分微弱，民族资产阶级不够发达，工人阶级队伍力量不够强大，在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势力的联合绞杀下，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很快过去，工人运动转入了低潮。中国共产党由此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虽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特别是国内最广大的农民阶级，组织成牢固的工农联盟，共同反对国内外反动势力。

“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也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要使民主革命获得成功，必须发动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广大农民参加，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2]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经过痛苦的失败、严峻的斗争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农民革命道路过程中付出了艰辛努力，经历了惨痛教训，最终科学认识了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伟大作用，为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奠定了牢固的、正确的理论根基。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党的杰出领导者，其中当然以毛泽东为代表，付出的努力最大，取得的成果最多，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当然最大。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立即投入了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实际斗争中去。就目前所能了解到的资料来看，由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农民运动，“最早发生于浙江省萧山县”^[3]。1921年9月，萧山县衙前村成立了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反对奸商垄断米价、取消地主苛例等斗争。到这年年底，农会势力发展到萧山、绍兴两县80余处。接着彭湃领导了广东地区的农民运动。由于彭湃领导的广东农民运动开始较早且声势浩大，因此彭湃被誉为“农民大王”^[4]。1922年，彭湃开始在广东海丰老家从事发动和组织农民的活动，7月底成立了赤山农会。1923年1月，他领导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接着又有陆丰、归善两县农会成立。到1923年5月，三县农会会员达到20万人。彭湃将三县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不久又改称广东农会，彭湃亲任执行委员长。^[5]1923年夏秋，湖南衡山、衡阳、湘乡交界的白果地方已经组织了岳北农工会，加入者达三千多户，一万余人，还发展了团员，建立了团支部。农工会成立后，领导农民开展了平粜和阻禁谷米棉花出境的运动。^[6]1925年春，毛泽东回家养病时，在湘潭西二区银田寺、韶山一带创办农民夜校，建立党、团和国民党组织，组织秘密农协，开展农民运动，领导农民进行平粜阻禁斗争。到10月，已经组织起来的乡农协有二十余处，人数达千余。^[7]1925年8月，韶山永义亭、瓦子坪、鳌石桥、如意亭等地也都出现“平粜”斗争，均获胜利。^[8]1925年10月，中共党员王尚德等在陕西成立了渭南县东张村农民协会，这是陕西最早的农民协会，发动农民对土豪劣绅和恶霸地主进行斗争。农民协会的发展，为后来爆发党领导的震动西北的渭华起义打下了基础。^[9]在组织农民协会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认识到，开展农民运动，必须组织农民武装和建立农民政权。1927年3、4月间，李维汉在主持中共湖南区委工作中也提出，要组织农民武装和政权，提出“武装农民是最紧要的工作，应于最短期间采用各种方式——缴团防的械，由政府发械——使农民至少得到三万支枪。有很好的训练和组织”；“实现民众政权——乡民会议、区民会议、县民会议、市民会议、省民会议接受政权，选举各级政府，反革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0]

在北伐战争的影响和推动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领导下，到1927年初，湖南省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二百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人，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已有一半组织起来。凡有农协的地方，农民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展开了减租、减息的经济斗争，并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11]乡村中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湖南、广东组织了拥有上千万会员的农民协会，“山东、河南的红枪会、天门会非常普遍，陕西时常有‘交农’行动，浙江农民亦在起来”^[12]。在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指导下，全国农民运动有了深入发展。据1927年6月武汉政府农民部调查，河南有农协会员245500人，湖北2502600人，陕西705160人，广东700000人，江西382617人，四川33200人，福建28415人，山西17050人，广西8144人，安徽6600人，热河5423人，察哈尔600人，直隶360人，山东284人。湖南居全国首位，会员有600余万人，遍布65个县。农民武装也迅猛发展，全省有农民自卫军7000余人枪，另有数十万的梭镖队。许多地方建立了区乡民主自治政权。在农运组织健全的县，开始着手分配土地。浏阳、醴陵、湘潭等农民清丈田亩，插标分田，长沙霞凝乡已按人口和劳力正式分配土地了。^[13]

二

大革命时期，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许多地方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极大地震撼了农村社会结构，鼓舞了广大农民群众翻身闹革命、踊跃争地权的可喜局面；但另一方面，党内主要领导人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右倾错误，压制、排挤甚而打击各地农民运动。在这种局面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正确人士开始认真审视国情，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农民问题，并深入乡村，躬身调研，开始了对农民革命思想和理论的重大探索，并在实际革命活动中贯彻下去。恰如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毛泽东同志还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不但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且特别指出农民的土地斗争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内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因此对于农民斗争的领导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14]

毛泽东向来主张联合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革命力量，建立统一战线。毛泽东从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历史实际中，开始看到过去他没有发现的人民大众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开始觉得许多人虽然“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15]，从而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而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16]。民众联合的基础是什么？是由于有着反抗压迫者的“共同利益”^[17]。为此，他号召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联合起来，为减轻地租捐税、解决吃饭问题而进行抗争。

对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毛泽东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建党初期，他首先关注的是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等正在提倡乡村教育。1923年恽代英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毛泽东认为，“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农村呢？”^[18]在开展工人运动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逐渐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很不充分，因而工人阶级队伍不够壮大，而中国漫山遍野的都是农民；而且中国早期的工人，大多来自农村，同农民有着血肉联系。基于这一新的认识，毛泽东开始把目光放在农民身上。1921年10月，毛泽东来到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向学生们作了《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问题》的讲演。他向学生介绍历史上的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农民起义领袖的事迹，总结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指出这些反抗封建王朝的农民革命，因为没有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所以都失败了。^[19]1923年4月，湖南水口山矿区工人罢工胜利后，毛泽东派工会领导成员、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县岳北白果乡开展农运工作。白果乡农民在水口山做工的很多，那里有较好的工作基础。他们经过一段时间发动，在9月中旬成立了湖南第一个农会——岳北农工会，会员很快发展到万余人。农工会搞了一些平粜阻禁斗争。^[20]在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上，毛泽东提出要高度重视农民问题。特里尔在其著作《毛泽东传》中说：“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带来了第一个信号，使毛泽东开始从政治上考虑农民问题。他督促他的仍持怀疑态度的同事们把农民作为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他甚至引用中国历史来说明农民起义的光荣传统。”^[21]据张国焘回忆，在中共“三大”上，特别重视农民问题的是毛泽东。张国焘指出：“农民运动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在中共历次讨论中，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才注重这个问题，尤以毛泽东为然。”“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22]中共三大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但遗憾的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并没有花力气去具体组织实施。尽管如此，毛泽东提出的对农民问题的关注，仍然引起了党内一些人士的高度关注。1924年初，邓中夏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介绍了广东海丰和湖南衡山白果两处农运情况，说：“由上述的两桩事实看来，我们可以征测中国农民的觉悟是到了要农会的程度，能力是到了敢于反抗压迫阶级的时候，这种壮烈的举动，比较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的罢工，并无逊色，真是中国革命前途可乐观的现象呵。”^[23]1926年，王稼祥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革命态度时也指出：“帝国主义的侵入，使农民经济渐渐崩坏，国内战争的延长，使农民的生活日益下降，所以他们是很革命的。”^[24]因此，无产阶级要大力联合农民。(www.daowen.com)

1924年底，毛泽东因身体不适离开上海，回到家乡湖南韶山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毛泽东通过妻子杨开慧、本村进步青年李耿侯等，发动进步教师，利用原来的祠堂、族校，在韶山、银田寺一带创办夜校，提高农民文化水平，进而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韶山农民夜校除教识字、教珠算外，还讲三民主义，讲国内外大事。毛泽东常去夜校查看，提出夜校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使农民容易接受，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这样农民一听就懂。根据他的要求，夜校还借教识字向农民灌输一些浅显道理。如讲“手”“脚”两个字时，就说：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他们用这些事实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25]到1925年7月间，夜校发展到20多所。从1925年3月起，毛泽东以毛福轩等为骨干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发展会员。夜校学员大多成了农协骨干，夜校场所一般也是秘密农协会址。不久，这种秘密农协发展到20多个。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亲自发展了韶山第一批中共党员，钟志申、庞叔侃、李耿侯、毛新枚等成为他在家乡韶山一带发展的第一批农民党员，成立了中共韶山支部，由毛福轩任支部书记。这是毛泽东在农村中创建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26]毛泽东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时间虽不长，却很有章法，在偏僻山村搞起了各种组织。农民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当时颇具影响。1926年12月，湘潭县农会在《湘潭县农民运动报告》中介绍说：“湘潭农运，为湖南全省之中心。其地域为全省之要塞，故其发展亦在各县之先。”“湘潭西二区银田寺、韶山一带，农民感觉所受压迫日重，于去年二月间起而组织。到十月间，所成立之乡协，达二十余处，人数达千余，从此即开始作经济政治斗争，如阻禁谷米出境，维持民食，增加雇工工资，减轻租额，地方行政人员民选。这种种运动，时常与地主土豪发生冲突。”^[27]这次家乡之行使毛泽东意识到：“在中国，农民的革命作用可能远比工人的革命作用更直接、更可靠。在中国的亿万农民当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28]

1925年12月毛泽东写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明确地提出，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29]。1926年初，毛泽东在《中国农民》第一期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指出，分析社会各阶级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其经济地位各不同，其生活状况各不同，因而影响于其心理即其对于革命的观念也各不同。”文章将中国农村人口分为八个阶级：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又将农村中的自耕农细分为三类：有余钱剩米的，在他们没有明了真相之前，对革命取怀疑态度，“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恰足自给的，在革命中“取了中立的态度，但绝不反对革命”；每年要亏本的，“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颇有推进革命的力量”，“乃小资产阶级的左翼”。这三种自耕农，一到战时，“是全部可以倾向革命的”。毛泽东还指出：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一大半就是他们的问题。这三种农民虽同属半无产阶级，然经济状况大有分别”。“半自耕农之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半益农”，半益农的“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乃农民中之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雇农是农业无产阶级，“此种人乃乡村中甚感痛苦者，做农民运动极要注意”。游民无产阶级，“很能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文章最后说：“我们组织农民，乃系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五种农民于一个组织之下。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上用争斗的方法，请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让步，在特别情形上，即是遇了如海丰广宁等处最反动最凶恶极端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时，则须完全打倒他。”^[30]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在《农民运动决议案》中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在解放农民。”^[31]从此，毛泽东对国民革命和农民问题的认识，站到了新的起点上。毛泽东在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他严肃地回顾并总结了历史经验，指出以往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就由于没有得到三万万二千万农民拥护。他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系统地阐明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指出“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故土地问题为本党中心问题”。^[32]只有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深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只有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放在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地位上，才有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经过长期探索，终于自觉地认清了这个关键性问题，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到这方面工作中，再也没有改变。这就为他以后能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胜利之路奠定了最初基础。当然，对如何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如何取得革命的胜利，他还需要继续在实践中探索。^[33]

1926年9月初，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34]“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35]因此，“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只有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才能确实动摇，国民革命才能得着确实的胜利”^[36]。根据这一分析，毛泽东认为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地主阶级之特权，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不会从根本上倒塌。如果只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那就是不知道轻重本末。若干年后，一个外国作家评论说：“这是一个惊人的结论。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农民，只有农民才能使旧中国这个摇摇欲坠的大厦倾塌，即使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也要完全依靠他们。”^[37]在农民运动蓬勃高涨的事实面前，认为农民革命是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这种看法，逐渐为国民革命队伍中不少人所承认。这时，毛泽东最富特色的贡献是：从分析农村、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从分析农民中各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动力和目标。^[38]这就比较具体地说明了中国革命同盟军这个问题，大大深化了人们的认识，表明“他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深度已走在前列”，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农民运动权威。^[39]1926年10月下旬起，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后，立刻把自己的重点从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进入到对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农民运动作出通盘部署。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目前农运计划》，并于1926年11月中旬得到中共中央局批准。这个《计划》提出，“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因为这四省是北伐战争准备首先推进的地区，发展这里的农民革命，从根本上瓦解军阀统治的基础，这是毛泽东历来的主张。“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的力量去做。”这个以重点带动全局的设想，使全党的农运工作有了一条具体的行动路线。^[40]

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科学指出了农民在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41]正是由于毛泽东看到了农民革命的强大力量，所以他提出必须将广大农民“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以便“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42]1927年4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出版时，中共中央、中央局委员瞿秋白为这本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极力推崇这本书。他说：“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在这篇序言里，瞿秋白还给了毛泽东一个称号：“农民运动的王！”^[43]“这个著作就成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农民斗争的经典文件。但是在当时，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虽然受到党内一部分同志的支持，却被党的主要领导者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集团所拒绝和压制，因而没有能够挽救当时的革命。”^[44]

三

中国共产党农民革命理论，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深入实地的调查研究得来的。毛泽东一生非常重视实践，特别强调要坚持调查研究，并身体力行，长期坚持亲身参与调查研究，因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与创新，推动并指导着中国革命实践深入发展。

早在青少年时期，毛泽东就多次深入基层社会进行调查研究。1918年8月，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名青年，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向往已久的古都北京。毛泽东此次到北京主要是为了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北上的火车走到河南，铁路被黄河大水冲坏，一时不能前进。毛泽东就利用候车时间，同大家到附近农村，考察那里的农民生活状况。^[45]

参加革命后，毛泽东更是注重调查研究。1925年上半年韶山之行，毛泽东已看到农民运动对旧中国统治基础的冲击是多么巨大，要想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压迫，通过革命使中国走上独立自主、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非依靠农民不可。毛泽东后来曾回忆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村里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湖南，我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有战斗性”，于是，“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46]1927年1月初开始，毛泽东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农民运动，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1月7日，来到家乡韶山冲，毛泽东在韶山自己家里开了座谈会，专门听取韶山党组织的汇报后，特别指出农民建立自己武装的重要性，告诫农会领导一定要抓住枪杆子、刀把子，否则会出乱子。^[47]通过考察，毛泽东日益认识到要推翻地主武装，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他要求农会大力发展农民武装。为了领导农民革命斗争，毛泽东主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等课程，不仅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而且对农民革命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入探索。周恩来曾对毛泽东主办的农讲所作了这样的评价：“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规模之大是过去从来没有的。从这个运动中，能看到革命的发展是走向农民的革命战争，能看到革命发展这个全局的在我们党内的代表是毛泽东同志。他接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农民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出了二十几种小册子。历届讲习所的学生后来分散到湖南、湖北和其他各地，发动了广大的农民运动。”农讲所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