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采取了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调动了社会各阶层人民抗日、生产积极性，为抗战最终胜利奠定了物质与社会基础。并且，根据地人民积累起来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形式，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可资借鉴的经验。

一

抗战时期，毛泽东特别强调认真做好经济工作在全局中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114]针对党内某些人轻视经济工作的态度，毛泽东还指出：“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因此，大批的干部必须从现在的工作或学习的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去。而各级党部、政府、军队、学校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同时充分地注意经济工作的领导，要调查研究经济工作的内容，负责制订经济工作的计划，配备经济工作的干部，检查经济工作的成效，再不要将此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仅仅委托于供给部门或总务部门就算完事。”^[115]基于根据地内部现实情况以及抗战发展的现实需要，中共中央多次明确提出，根据地经济发展要始终贯彻以发展农业为中心。如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会上李富春代表中央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号召边区军民以生产运动克服财政经济困难，并指出“发展农业是生产运动的中心环节”^[116]。这次大会后，边区军民开始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成为我党解决根据地财政经济困难，粉碎敌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经济封锁的基本方法。1940年4月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关于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指出“生产事业以农业为主，加紧生产运动”^[117]。1940年4月，邓小平在山西黎城主持召开了冀南、太行、太岳地区军政党委员会的高级干部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提出“发展生产要以农业为主”^[118]。1940年11月12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作出《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边区中央局决定经济建设以农业为第一位。^[119]1941年8月，中共晋西区党委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更明确地指出农业生产是最基本最中心的环节，机关部队自力更生主要为进行手工业和农业生产。^[120]194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作出决议，提出：“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应是财经建设的基本环节。”^[121]1945年2月，晋绥军区召开供给会议，提出继续贯彻农业第一方针，继续开展以农工业为主的大规模生产运动。^[122]

二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战争消耗与破坏，加上日伪与国民党顽固势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包围、封锁与禁运，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随着中日战争进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很有可能要经受严重的经济困难，而一旦发生经济困难，不仅会严重地影响根据地人民抗日斗争情绪，而且势必会造成抗日战争难以维系。因此，早在1937年11月9日，毛泽东在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人电中就提出，八路军要“实行自给”^[123]。四天后，毛泽东再次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强调指出：八路军要“自给自足，不靠别人”^[124]。1938年7月2日，毛泽东同世界学联代表团谈话中说：经济建设“以有利抗战为主旨”^[125]。在此思想指导下，抗日战争时期，为打破敌人经济封锁，支持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人民群众和八路军、新四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为坚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基础。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广州、武汉以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相持阶段到来后，一方面由于日寇加紧进攻，多次严重“围剿”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方面越来越消极，相反在反共方面日益嚣张，用重兵包围封锁抗日根据地；再加上1941年前后，全国许多地方，包括抗日根据地内部出现了大面积灾荒。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导致根据地物资奇缺，人民生活极具困难。为克服这些困难，坚持抗战，毛泽东带领全党同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推动了边区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经济发展，克服了物资困难，渡过了灾荒，坚持了抗战，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基础，改善了根据地军民生产生活条件。同时，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生产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1938年7月，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召开第二次兵团军政首长会议。根据毛泽东指示，会议决定开展生产运动。嗣后，八路军总留守处和后方政治部电令各兵团立即开展种菜、喂猪、做鞋等生产工作，以改善部队官兵生活。^[126]所以，后来毛泽东说：“从1938年开始，八路军就已经开始了生产运动，一部分部队试作种菜、养猪、打柴、做鞋等生产。”^[127]这年12月，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想到有一天没有钱、没有饭吃，那该怎么办？无非三种办法，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饿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产。我们来一个动员，我们几万人下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统统由自己解决，我看有这种可能”^[128]。不久，他又强调说：“以后我们要自己解决物质上的供给，要自己种地，自己动手。”^[129]1939年1月2日，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又预言性地指出：“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也是八路军的困难，应该提到认识的高度。”毛泽东还进而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办法，“在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上，战斗部队担任作战，后方机关人员担任生产。在战斗许可的情况下，战斗部队亦可利用时机，进行发动士兵群众做衣服，做鞋袜，打手套等等工作。在巩固的根据地上，种菜，喂猪，打柴，都可以发动非战斗部队做的，开办合作社更应该做。这样做去，一方面改善了军队的生活，补助了给养的不足；又一方面必然能够更加振奋军队的精神，增强军队的战斗力。”^[130]两个月后，毛泽东又在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的电报中提出：“边区正发展生产运动，以备最困难时能自足自给。前方注意银行、税收是很对的，但根本之计在生产。请考虑在某些较稳固区域，不但发动民众增加生产，而且发动机关、学校、部队（在不妨碍工作、学习及战斗下）亦自己动手从事生产。”^[131]同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又强调：“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经济困难，以利抗日战争。”^[132]“吃饭是第一个问题，自力更生克服困难。”^[133]不久，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开幕会上指出：1939年边区的施政方针是“大力发展国防经济，发展农业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134]。

1940年2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起草复萧克电，强调应“十分注意财政工作与经济建设工作”，“这于支持长期战争是基本决定条件之一”。^[135]同年9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各个根据地的中心问题，都是经济问题，”“要把经济建设当作党与民众团体整个工作的中心，边区党委和政府工作的中心。”^[136]1941年5月1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强调：“发展农业生产，实行春耕秋收的群众动员，解决贫苦农民耕牛、农具、肥料、种子的困难，今年开荒六十万亩，增加粮食产量四十万担，奖励外来移民。”^[137]同年8月22日，毛泽东在《关于总结财经工作经验给谢觉哉的信》中指出：“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138]1942年3月4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联名写了《给留守兵团保安部队慰问信》，信中说：你们“辛勤劳苦，普遍地进行了生产运动，克服了生活上的重重困难，打下了自力更生的基础。这些成绩，首先应当归功于你们大家全体的团结努力”。信中还指出：“我们还需要加倍努力生产运动，这是我们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克服物资困难，改善部队供给的最有力的办法。要多多种菜、养猪、养羊，发展棉毛纺织，组织运输工作，我们的口号是大家动手，解决吃穿问题，达到完全自足自给的目的。”^[139]1942年12月，毛泽东指出：“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说来，就大多数同志说来，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140]1943年1月25日，毛泽东在复彭德怀电中指出：“民主政权的实质是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二者均为抗战。改善生活的条件，一是减轻农民对地主的负担，即实行减租减息；二是减轻农民对政府的负担，即实行精兵简政与发展一部分公营经济；三是认真帮助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及副业生产，增加农民的粮食收入及副业收入。”^[141]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又指出：“经济、文化如果不会搞，那会怎么样呢？如果不会搞，这个共产党就没有多大用处。……因为你不学会经济、文化，就不能使人人吃饱小米饭，老百姓就会没有猪肉吃。”^[142]同年6月1日，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着重指出：在今后三年中“应以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如人民（主要是农民）经济趋于枯竭，我党即无法生存”^[143]。一个月后，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中再次强调：各解放区“应该发展生产”，“动员全国的军队一面抗战，一面生产；动员全国一切机关学校一面工作、学习，一面生产”。^[144]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指出：1945年，“必须绝无例外地普遍举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一切军队于作战、训练之外，必须从事生产自给，机关学校也是如此。”^[145]

前述可知，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都始终坚持强调发展生产，用以支持抗战事业的胜利开展。在毛泽东和党中央大力号召和精心组织下，各抗日根据地一手拿枪，坚决打击日寇和顽固势力；一手拿锄，发展农业生产，支持党领导的全民抗战事业，确保了抗日战争的持续进行和最终胜利。

三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中央领导各抗日根据地军民，采取多种政策措施积极领导和鼓励人民群众发展农业生产，取得了伟大成效。这些政策和措施主要有：

一是督促、扶持农业生产。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农业生产活动的组织、督促和指导，推动了各边区农业生产发展。1938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关于春耕生产的训令，提出了春耕生产任务，主要为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大量发展农副业。当年度本边区人民开荒35万多亩。^[146]1940年2月25日，晋西北行署公布春耕办法，规定本年主要任务是不荒一亩地，要求各级政府以农救会为主建立春耕委员会，领导春耕。行署并先后公布了贷粮贷款办法、劳动力调剂法。^[147]1940年4月，邓小平在山西黎城主持召开了冀南、太行、太岳地区军政党委员会的高级干部会议，明确提出了“发展生产要以农业为主”^[148]。1943年3月，晋西北根据地政府发放春耕贷款一千多万元，贷粮二千三百五十石。^[149]1944年3月6日，晋绥边区发放春耕贷款二五〇〇万元，贷粮三千余石，领导全边区开展了空前的、大规模的群众生产运动。^[150]

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边区政府还采取了奖励垦荒、发展多种经营等办法。1938年2月21日，晋察冀边委会颁布《垦荒单行条例》，规定凡连续两年未耕种之公私土地，一律以荒地论，允许人民无租垦种，土地所有权归承垦农民。本年春耕中，边区人民开荒约三万亩。^[151]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件》及《督导民众生产奖励条例》^[152]，大片荒地得以开发，陕甘宁边区的耕地面积1939年比1936年增加了23%^[153]。1940年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关于优待移民、难民决定，1941年连续两次发出布告，1942年又颁布了优待移民、难民条例。在这些决定和条例中规定优待移民、难民的内容有：1.移民、难民开公荒可以取得土地所有权，垦私荒则三年不交租；2.移民、难民三年不交公粮，并减轻其他负担，第一年完全免去义务劳动；3.政府尽力帮助移民、难民解决吃住困难，借贷或调剂耕牛、农具、种子等；4.移民有选举权，可以自己建立移民聚居处，自选乡长、行政村主任，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由于边区政府实行优待移民、难民政策，边区以外的难民纷纷到边区来安家；边区内绥德、米脂等地群众也不断南下到延属地区来安置。据统计：1941年边区安置移民、难民7855户，共20740人；1942年安置5056户，共12432人。^[154]这些移民、难民是大生产运动中的一支劳动大军，在边区开荒运动中作用很大。在移民、难民中劳动力占1/3。如果以每人开荒20亩计，上万个劳动力可开荒20多万亩。1940年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180万亩^[155]；到1944年，陕甘宁边区耕地面积扩大至1400多万亩^[156]。据晋绥、北岳、山东、太行、太岳、皖中六个区不完全统计，仅1944年就增加耕地面积194万多亩。^[157]棉花和棉布是边区自给自足中的主要问题之一。边区生产棉花很少，棉布都是从边区以外输入的。边区150万人口，按每人每年需要二斤棉花计，就需要300万斤。为解决陕甘宁边区军民缺棉问题，1939年起边区政府开始提倡植棉，1940年陕甘宁边区棉花种植面积增至15177亩。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大力推广植棉技术，解决棉籽等具体困难，实行奖励政策（例如植棉三年不交公粮，奖励植棉劳动英雄等）到1941年植棉有了较大发展，棉田达39087亩，1942年又发展到94405亩，棉花收获量达到边区需要量的一半。^[158]1941年3月24日，晋西北行署颁布春耕条例，宣布开禁农业特产，准许自由种植，保护和奖励种棉种兰，当年产棉比上年增加十倍以上。^[159]晋冀鲁豫边区1943年秋与1944年春共开荒33万亩，使1944年全年获得丰收，共收粮食820万石，增产细粮16万石，种棉91000亩，收棉150万斤。^[160]

二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陕甘宁边区政府督促人民开渠挖沟，兴修水利，以确保农业生产发展，水浇地面积1939年比1937年增加了10倍。^[161]1940年晋察冀边区春耕运动中，全边区开荒二十一万零九百二十三亩，修滩地十九万二千九百六十二亩，开渠二千零十六道，凿井三千五百九十三眼，可浇地十七万二千五百三十一亩。^[162]同一年，太岳区共开荒4000多亩，兴修了一批水利工程，仅沁源一个县就灌溉下种1000多亩。^[163]从1942年秋后到1943年春播期间，太岳全区共开垦荒地7500亩，开渠1150里，变旱田为水田1000顷。^[164]1944年度，山东全省扩大耕地面积346860亩；兴修水利，打井13031眼，疏河1199里，开渠20条长63里，筑堤17处。^[165]1944年，仅山东莒南县就打井288眼。^[166]

三是开展农业生产竞赛运动。1940—1941年，陕甘宁边区倡导劳动竞赛，表彰劳动模范，这些措施推动了群众性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67]1942年4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社论，号召边区农民向他看齐。随即，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特通令各分区专员、县长，要他们“广为宣传，号召每个农民，向吴满有学习，向吴满有看齐，抓紧雨后开荒播种的好机会，利用最近一个月的春耕时间，以全力推动春耕运动，组织开荒突击、生产竞赛，更进一步提高人民生产热忱，创造更多的吴满有”^[168]。1943年1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开展吴满有运动》社论，提出今年春耕口号就是“向吴满有看齐”，各地政府应大规模发展吴满有式的劳动英雄，开展伟大的吴满有运动。^[169]1943年10月，山东《大众日报》总结了莒南县大山前村劳动模范郑信芳发动全家支援抗战的事迹，发表了《学习郑信芳，培养更多的郑信芳》的社论，强调干部要克服轻视劳动生产倾向，农民要反懒汉思想，党支部要在生产中发挥核心作用，运用先进典型推动大生产运动取得更大的成绩。^[170]1944年1月7日，晋绥边区第三届劳动英雄大会开幕，大会要求开展吴满有运动，争取耕三余一。^[171]边区开展的生产竞赛运动，激发起了边区农民生产热情，有力推动了边区农业生产发展。

四是组织变工队，改变农村生产关系，提高农业生产力。在生产运动中，农民群众建立了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群众自愿参加的集体劳动互助组织。1942年1月1日，晋西北行署颁布春耕条例，指出以“自愿”“等价交换”和“适合日常生活关系”为原则组织劳动互助，是春耕的中心工作。在各级政府发动下，春耕中4万多人参加了劳动互助组织，自愿变工开始增加。^[172]1943年3月1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要求各地党委加强具体领导，以农民习惯的适当方式积极提倡和组织劳动互助运动。^[173]与此同时，晋西北根据地创造了劳武结合的变工形式，成为敌后军民发展生产的道路。^[174]同年11月，毛泽东发出了“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提出敌后军民“一面打击敌人，一面实行生产”。^[175]到1944年，陕甘宁边区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已占全区劳动力的24%；据晋绥、北岳、太岳、盐阜四个区不完全统计，组织起来的人数已达102.6万多人。^[176]1944年1月4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发出《关于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普遍提倡和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劳动合作运动，组织各级干部广泛深入地学习毛泽东论合作社讲演，把提倡与组织农民劳动互助作为领导生产的主要内容。^[177]稍后，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发出《关于一九四四年工作方针及任务的指示》，提出今年大生产运动的方针是：把根据地中一切劳动力组织起来，在农业、手工业、运输业和机关部队生产中都要贯彻劳动互助合作形式。^[178]1944年，晋绥边区春耕中各地普遍开展了变工互助，全边区37.4%的劳力参加了变工；在旧有劳动互助形式上创造了集体开荒、半合作半变工、军民变工、农工变工等新形式。^[179]1944年度，山东根据地发展合作社1839个，组织劳动互助组64200。^[180]这一年，仅仅山东莒南县就组织起来变工组4635个。^[181]到1945年3月，晋冀鲁豫边区在农业生产上，已组织互助组二万三千个，参加劳力半劳力二十一万九千人，占劳力总数的百分之二十。^[182](www.daowen.com)

随着边区生产运动开展，毛泽东越来越注重到组织群众共同生产的作用，对这种生产形式给予了高度肯定。1943年2月5日，毛泽东与前来拜年的延安群众座谈指出：“在大生产运动中主要是把劳动力组织起来，搞变工互助。”^[183]同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边区今年来了一个革命，全区三十五万个全劳动力，经常组织在集体劳动的变工队、扎工队中的有三万余人，即占全劳动力总数的十分之一。临时性组织的，就延安县说有百分之七十，明年一年还会有所发展和提高。边区绝大多数的县，应向延安县看齐，要将劳动力组织在集体劳动的形式中，其中临时组织的占大多数，经常组织的要根据各县情况由十分之一提高到十分之二、三，达到十万人左右。”^[184]“变工队”“扎工队”，都是陕甘宁边区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变工”即换工，是农民相互间调剂劳动力的方法，有人工换人工、畜工换畜工、人工换畜工等等。参加变工队的农民，各以自己的劳动力或畜力，轮流地给本队各家耕种，结算时，多出了人工或畜工的由少出了的补给工钱。“扎工队”一般是由土地不足的农民组成。参加扎工队的农民，除相互变工互助以外，主要是集体受雇于需要劳动力的人家。^[185]毛泽东把这种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形式称之为又一种形式的革命，他指出：“边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是过去的封建剥削关系，这种封建剥削关系，在有一半的地方经过土地革命已经完全破坏，另一半的地方经过减租减息也受到打击。这就是土地革命，是第一个革命。但是，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加以发展，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全边区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之中，全边区一千四百万亩耕地的收获就会增加一倍以上。这种方法将来可推行到全国，在中国的经济史上也要大书特书的。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化了。从土地改革到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两次变化，这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186]为此，同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作题为《组织起来》的讲话，指出：“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187]1944年1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用组织起来的办法，可以克服缺乏劳动力、缺乏肥料等困难。”^[188]同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指出：为发展生产，1945年各抗日根据地“必须动员人民，在自愿原则下，组织生产互助团体，例如变工队、互助组、换工班等。我们的地方工作人员，必须用绝大精力去帮助人民，组织这种互助团体”^[189]。1945年1月1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讲话中进一步肯定了这种生产形式，他说：变工队“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进步，文化也会提高，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不要很久，生产工具也会有所改良。到了那时，我们的农村社会，就会一步一步地建立在新的基础的上面了”^[190]。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土地制度改革后，帮助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渐地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之中，生产力就会发展起来。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现时还只能是建立在农民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民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的互助的劳动组织，例如变工队、互助组、换工班之类，但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量的增加，已属惊人。这种制度，已在中国解放区大大发展起来，今后应当尽量推广。它成了农民群众为着发展自己的生产，争取富裕生活的一种方法。”^[191]

四

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打破了敌人包围封锁，渡过了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党中央号召下，陕甘宁边区立即开展了大生产运动。1943年，边区开荒近百万亩，使边区耕地面积达到1338万余亩，粮食总产量达到184万余石，比1942年增产16万石，^[192]边区广大群众不仅实现了“足食”，而且部分群众开始有了余粮。晋察冀根据地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发动群众性大生产运动。为了加强生产运动的组织领导，晋察冀根据地内的繁峙县成立了生产委员会，专门研究和解决生产运动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并及时向广大人民提出生产任务：山区开荒，丘陵造梯田，滹沱河两岸修滩造地。1944年，繁峙县全县开荒7500亩，1945年开荒达到2万亩。^[193]

在大生产运动中，不仅党政军民普遍开荒生产，连党的主要领导人也都亲自开荒种地，纺线织布。毛主席也亲自参加开荒，在自己窑洞门前选了一块空地种上了蔬菜。^[194]据康克清后来回忆，1941年春天，朱德“带着警卫员、公务员一起在中央军委总部大门两边开垦出两块菜地，大约有三亩左右，种上了白菜、水萝卜、菠菜、葱、蒜、韭菜、辣椒、西红柿、豆角、南瓜、黄瓜……十几种蔬菜。他每天一清早和工作之余，就带头到菜地里浇水、施肥、锄草。一畦畦整齐的菜园，绿油油的小苗由小变大，渐渐长高，有的爬上了支架，很快就枝繁叶茂，开花结果，许多蔬菜相继可以食用了”^[195]。1943年10月，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听说南泥湾被三五九旅搞成了“陕北江南”，自己也亲去视察。^[196]

在党中央领导和带动下，各抗日根据地迅速掀起了大生产运动高潮。1944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发出《关于一九四四年工作方针及任务的指示》，指出：为了战胜经济上空前严重的困难，必须认真开展1944年全年的大生产运动。^[197]与此同时，晋绥边区行署发出指示，要求党政军各机关人员今年都要参加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嗣后分局、行署、军区各机关相继召开了大会，进行生产动员，开展了大规模农业生产运动。机关全年开荒32304亩，部队全年开荒193384亩，机关自给经费71%，部队自给经费30%。^[198]1944年3月3日，山东省行委会发出《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指出开展大生产运动“应当立即成为根据地建设中的头等重要任务”，要求各级政府工作干部均应参加生产劳动。^[199]冀南地区党政军民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到1944年，冀南区部队开荒种地获得了丰硕成果。以冀南军区几个直属单位为例，共开荒地3000多亩，收获粮食近3万斤、棉花1.8万多斤、花生8.1万多斤、蔬菜类20万斤。^[200]在大生产运动中，不仅在巩固的根据地内开展了生产运动，就连一些游击区也进行了生产运动并取得了很好的生产成绩。如1944年，晋察冀边区的许多游击区通过开展生产运动，“使得大家的给养有了改善，每人每日增加到五钱油和盐，一斤菜，每月半斤肉。而且几年没有用过的牙刷、牙粉和识字本，现在也都齐全了”^[201]。

在大生产运动中，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张宗逊率领的三五八旅成绩最大，尤为引人注目。三五九旅指战员开到南泥湾后，就开荒种地，进行生产运动，口号是“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三五九旅从旅长王震到每一个战士、勤务员、炊事员，无一例外地参加生产，开荒种地。第一年开荒11000多亩，第二年又开荒26000多亩，第三年种地10万亩。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不但做到完全自给，而且交公粮1万石。在1942年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王震受到了大会表扬。毛泽东在发给王震的奖状上题词：“有创造性。”^[202]在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平山团的战士，既是种田内行，又是织布能手，他们向大自然开战，全团上下展开了劳动竞赛，你追我赶，争创佳绩。劳动的工地上热火朝天，劳动的号子声此起彼伏”。“平山团团长陈宗尧任团部一个生产组长，模范地领导全组，完成每人每日平均垦荒一亩以上的先进指标，成为全旅学习的榜样。”“‘开垦南泥湾，三五九旅是模范’，而三五九旅的人都知道‘平山团是模范中的模范’。”^[203]1943年，三五九旅已在南泥湾开出荒地10万亩，这一年已收粮12000石（240万斤），全年可达2万石。粮、油、菜、被服，经费已可全部自给而略有结余。1944年底，三五九旅开荒种地达到26万亩，收粗细粮3万多石，上缴公粮1万石，平均每人生产粮六石一斗，一人一羊，二人一猪，十人一牛。达到耕一余一水平。^[204]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使这里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成为“陕北的江南”。朱德亲临南泥湾视察，目睹了南泥湾发生的如此巨大变化，触景生情，赋诗一首：

纪念七七了，诸老各相邀。战局虽紧张，休养不可少。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

行行卅里铺，炎热颇烦躁。远望树森森，清风生林表。白浪满青山，绿叶栖黄鸟。

登临万花岭，一览群山小。丛林蔽天日，人云多虎豹。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

夜无宿营地，破窑已难找。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

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小憩陶宝峪，青流在怀抱。

诸老各尽欢，养生亦养老。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散步咏晚凉，明月挂树梢。^[205]

1943年，八路军三五八旅调赴陕北保卫党中央，驻扎在延安以南的葫芦河地区，守卫延安南大门。三五八旅进驻葫芦河地区以后开了秋荒，为冬季解决了吃菜问题。为了坚持抗战、减轻人民负担，张宗逊领导三五八旅掀起了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高潮。1944年2月起，“全旅就着手准备，自制各种生产工具，勘测荒地，规划生产地区，制订生产计划，区分生产任务。从旅到营连都组成了生产委员会，负责领导大生产，并设了专管生产的专职干部”^[206]。在大生产运动中，三五八旅提出以“农业为主、副业为辅”的生产方针和“丰衣足食，自己动手”的口号，^[207]努力完成晋绥联防军司令部规定的做到粮食、蔬菜自给自足的目标，达到全旅生产两万石粮食的任务，要求每人垦荒20亩。大生产运动中，全旅上下，从旅长到勤杂人员，5千多人一齐动手投入了热火朝天的垦荒战斗。“垦荒一开始就形成了劳动竞赛热潮，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每日开荒纪录不断上升。”^[208]到5月中旬，只用了50多天时间，全旅开荒14万亩，超额完成了开荒任务。1944年，由于田间管理得好，秋收及时，这一年三五八旅农业生产获得了丰收。“共收粮二万零八百石，各种蔬菜二百七十六万五千斤，副业生产采药材、山果、生漆等山货二万六千斤，养牛、羊、猪三千一百多头，超额完成了粮食、菜蔬自给自足的任务。”^[209]生产运动不仅改善了部队生活，而且还上交了部分公粮，减轻了边区人民负担，胜利地渡过了经济难关，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边区的经济封锁。^[210]

大生产运动在农业生产方面取得了伟大成绩。陕甘宁边区1943年植棉150287亩，比1940年扩大近10倍，收棉花173万斤，棉花自给率达到73%^[211]；1944年，陕甘宁边区增产细粮20余万石，机关部队学校生产细粮10万石，连同前几年的结余，边区积存余粮在70万石以上^[212]；边区植棉30万亩，收棉花300万斤，可以织布150万匹，自给率达到2/3^[213]。由于生产发展，边区军民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一位目睹大生产运动实情的外国记者说：1944年“我和其他外国记者在那年访问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发现那边的老百姓和兵士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吃得好、穿得好”^[214]。不仅如此，大生产运动还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军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边区党和政府进一步取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1943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收救国公粮18万石，1944年减为16万石，1945年减为12万石。^[215]1943年，陕甘宁边区召开了劳动英雄大会，毛泽东亲自接见了77位劳动英雄。劳动英雄孙万福激动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两手紧紧地抱着毛主席的肩膀说：“大翻身哪！有了吃，有了穿，账也还了，地也赎了，牛羊也有了，这都是你给的，没有你，我们这些穷汉爬在地下一辈子也站不起来！”^[216]通过生产运动，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干群关系。1943年12月，陕甘宁边区召开劳动英雄大会和边区生产展览会，朱老总在闭幕大会上有一段讲话，他说：“军队是武装的工农。可是很久以来，这些工农参加军队以后，就不从事生产了。我们八路军打破了这个传统。八路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他们过去是工农，以后还是工农。他们的指挥员和战士一样参加生产。这是惊人的创造。”^[217]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人民负担大大减轻，“人民喜洋洋”，党和人民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了。^[218]太岳区开展生产运动，把群众更紧密地团结到党和军队的周围。太岳区群众说：“决死队为我们把心都操碎了，我们死也愿意同他一道死！”^[219]大生产运动极大地改善了根据地军民生活生产条件，就像毛泽东在1943年11月指出的那样：“边区的军队，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十八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220]到1944年，冀南区通过开展生产运动，有的单位能自给半年菜金，还能保证每个月吃一头猪。^[221]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伟大成就，正如亲身参与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习仲勋后来所说：“部队、机关、学校实现了粮食、副食、日用品等的自给或半自给。有的部队还向民主政府交了公粮，全边区的公粮任务，又由1943年的160000担减自120000担。群众增加了生产，又减轻了负担，生活得到了改善和提高。真是‘前囤子凸堆，后囤子满’，为巩固边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支援前线，打下了可靠的物质基础。”^[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