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园中学里的州立公园练习中最显而易见的，是学生们的投入和参与。是什么使这些学生如此投入呢？

首先，这里的学生投入全部精力、努力去解决的是现实世界中的问题，而非虚假的课堂练习。他们不仅能够体会到新开发一个州立公园所面临的不同挑战，也可以感受到设计这个公园所来的种种益处。

其次，这些学生是在自主思考。他们明白，面对种种挑战，并不存在单一的正确答案。对于做出不同的决定，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们最终需要有更加明了的认识，而且他们还必须要为最后的利弊权衡，提供合理框架。甚至于一个指向正确答案的简单公式，教师也没有提供。恰恰相反，这些学生必须要对一个真实的问题，梳理自己的想法、探索分析不同的建议，最终形成自己的结论。

再次，教师以导师而非讲师的身份开展工作。教师的角色，不是为学生提供一个预定的方法，或者引导学生发现一个预先确定的正确答案。实际上，这些教师也不知道最好的结果是什么——他们与学生一样，是共同的学习者。但是，教师的作用并非就不关键——他们必须要帮助学生，厘清不同情境下各种结果的合理意义。由于先前开展的建立计算机模拟模型的工作，教师们获得了有关这项工作的重要知识，但并没有什么简单答案。随着不同反馈的相互影响逐渐发挥作用，一个复杂的动态模拟模型对于各种变化做出反应的方式，往往出乎开发者的意料。

整个过程，引导教师与学生进入围绕一个复杂问题的相互学习之中。他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是在用一个模型进行工作，也正因如此，以其定义而论，他们的观点是不完善的。教师的角色之一，就是要帮助学生描述这个模型基于的所有假设，还要邀请所有学生对这些假设提出批评性评价，并进一步考虑其他替代性假设可能带来的后果——这是科学思考方式的一个关键方面。

巴里·里士满是一位教育家，也是终生致力于学习系统思考的研究者——他设计并开发了模型软件STELLA。根据他和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工作，巴里确定了八项系统思考的基本组成部分：

a.有高度的思考（High-altitude thinking）：获得一种多学科、大视野的视角，而不是拘泥于某一特定研究领域的细枝末节。

b.系统作为（内在）原因的思考（System-as-cause thinking）：将与所关注的议题或行为最相关的那些因素，区分出来，并且发现这些因素如何相互影响，导致了所观察到的行为。

c.动态思考（Dynamic thinking）：看到随时间变化的具体行为模式，并且认识到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并非孤立，而是行为模式的不同部分。

d.操作性思考（Operational thinking）：理解一个系统的不同部分如何相互影响，形成了这些行为模式。

e.闭环思考（Closed-loop thinking）：识别出将所有不同的相互影响的部分联系起来的、由多个相互影响的反馈环路（因果关系）组成的网络。

f.科学思考（Scientific thinking）：将数学模型和模拟实验作为假设予以应用，解释反馈和行为之间的联系。

g.同理思考（Empathic thinking）：探询当前的假设，并为个人与组织学习进行有效沟通。

h.类型思考（Generic thinking）：理解某些反馈结构会在各种不同条件和环境下产生出同样的行为。

最后，与合作伙伴一起将学生们带入共同探索。这不仅使他们能够相互了解，而且让他们能够持续直面其他人的各种不同观点和假设。这让学生们在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中，看到每一个人如何推理——如何运用过去的经验和假设，形成指导行动的各种结论。当他们从其他人那里领会这个过程之后，就会让自己以更开放的状态，检查自己的推理过程。

当然，人们一直都用这样的过程进行推理论证，但是，我们更容易从别人那里看到这个过程，因为我们的推理进程，对于自己往往是“透明”的，是无法觉察到的。反思（也就是学习如何检查我们自己的假设与推理的过程）对于发展高级技能的重要性，教育工作者大都了解，但至今依然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教育目标——在传统学校教育中完全被忽视，讲课式教学彻底绕过了反思过程。在教师的权威和正式权力面前，教师们试图引导学生进行反思的努力，很容易就化为乌有——迫于教师的权威和权力，学生们形成了寻找正确答案的既定程序。正如希茨所说，反思需要安全感，而安全感则得益于一种共同探索的环境。从这个意义上看，学生们在反思上互相帮助，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方法，远远超越了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策略。(www.daowen.com)

例如，我们来看看乔与比利之间的（稍稍风格化的）对话——他们正在设计公园步行系统。

比利：“你那个步行道的设想很糟糕，因为这些道路离印第安人墓地太近了。你不应该这样设计。”

乔：“谁说的？没有哪项规定说我们不能这样做。这种做法对环境破坏比起你的方案要小很多。”

比利：“也是，我的方案的确有问题。但是哪一个方案更糟糕呢？”

乔：“我确实没有想到那些墓地。也许，有什么方法可以绕开这些墓地，同时对环境的破坏也小一点？”

比利：“也许是，但我也在考虑，我们会少收入多少钱呀，这个公园必须要有足够的收入，才能维持下去。我们一起来试试设计别的路线吧。”

现在，有许多教育工作者都在疾呼，教育领域中要有“系统观点”，但是这个简单的对话，显示出的却是一个相当关键但往往被人忽视的元素。这两个孩子正在讨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不同的行动选择，一个系统中的一些具体特征如何展开互动，比如，步行道的不同路线对于游客的登山模式、环境影响，以及公园收入是如何产生影响的。他们退后一步，看到了各种选择如何产生不同影响。他们看到了他们选择的结果，这个系统的不同部分如何相互影响，而他们也因此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选择。这就是已故的教育领域先驱巴里·里士满所说的“操作性思考”，是他认为至关重要的八项系统思考技能中的一项。八项技能中的其他技能，在这里也显而易见：这些学生正在学习的，是把变化看作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不同行为模式——这个公园步行道的不同设计所带来的各种后果，这就体现了“动态思考”。他们也学会了如何假设——他们在不同的变化中所期望的结果，以及如何运营这个系统的一个正式模型去测试自己的不同期望。因此，他们也就进行了“科学思考”。^[21]

当学生们能够使用互动模型，对各种行动、对系统整体行为产生的影响，进行模拟和分析的时候，“操作性思考”就真正变得活跃起来了。将“操作性思考”与“科学思考”（模型中的假设需要明确表达，并且经过他人的质询）一起运用，即便是年轻的学习者们，也能够在把握严谨性和关联性的复杂过程之中找到乐趣。

这个对话也让人们看到了“合作探询之舞”——共同思考一个复杂问题。通过他们面对的这个设计问题，这两个孩子相互探询对方的思维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己的想法也变得更清晰了。以这样一种方式，协同与反思成为共同学习中不可分割的元素。他们正在互相帮助——没有谁对谁错，两个人都在学习。乔在先前实际上并没有想到，那些印第安人的墓地会成为一个限制条件，这不在他设计的假设范围之内。与此类似的是，比利原本也没有注意到，他设计的步行道会破坏环境，因为他关注的是登山者流量和公园收入的最大化。两个人达成的共同结论是，如果他们扩展了各自的假设，或许会产生更好的整体设计。简而言之，在他们对这些想法的共同思考中，这两个孩子对于自己习以为常的假设，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当然，这样的互动交流既建立了相互尊重，也基于相互尊重。我们很容易想象出另一种局面，两个男孩只是争论谁对谁错，但从未挑战过自己的推理过程。这也就是为什么像希茨这样的教育工作者认识到，从系统思考工具中获益，与学生们广泛、深入的参与是密不可分的。他们也认识到，这一切又如何进一步依赖于学校的整体环境氛围。正如希茨所说：“学习最可能产生的环境，是那种安全、稳定，即便冒险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地方。”

全球成就鸿沟^[22]

“我们的孩子需要的最新生存技能，为什么我们最好的学校也不教——那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这本书描述了人们在这个大千世界中成长乃至获得成就所必需的七种技能：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网络中协同合作并以影响力起领导作用的能力、灵活性和适应性、首创精神和企业家精神、高效的口头和书面沟通能力、获取信息与分析信息的能力，以及好奇心及想象力。瓦格纳随后描述了，为了培养这些技能，学校可以如何演进。特雷西·本森对这本书称赞有加，她注意到，为了让学生们面对21世纪做好准备，许多学校正在开发相关的课程规划和课堂教学模式，在这个过程中都用到了这本书。

——阿特·克莱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