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尼斯·达顿　内尔达·康布-麦凯布

一位高中经济学老师站在黑板前面。他语调单一、表情冷漠、毫无激情，以“填空”的方式正在对教室里的学生做演讲。他缓缓地吟诵道，“在20世纪30年代，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试图减轻……”他停顿了一秒钟。“减轻什么，有谁知道？”因为没有人回答，他就自己填上了这个“空”——“大萧条的影响”。然后他又继续说下去：“通过了……‘什么，有谁知道’——关税法案”。学生们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目光迟钝、百无聊赖、毫无兴趣、昏昏欲睡，或者干脆在打盹。电影《春天不是读书天》（Ferris Bueller's Day Off）^[34]中的这一幕对于课堂的嘲讽，虽然似乎夸张得有点儿卡通，但它确实触及大家的共同体验，或者共同看法。所有青少年在观看这部电影的时候，都报以开怀大笑，还会说：“这就是真的！”——我们还没有见过例外情况。

可悲的是，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这种传输模式的教学——无论是在高中还是在大学，是工作中的培训还是社区演讲，或者是会议上的主旨发言；在这些场合，专家“告诉我们”他们以为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就像在《春天不是读书天》中的教室里一样，讲者和听者似乎都被麻醉了，感受不到这种体验的痛苦，仿佛教学与学习就像是在牙齿上钻孔那样乐趣无穷。不管你是坐在牙科医院的椅子上还是坐在演讲厅里，这样的经历都把你放到了一个被动角色之中，让某个事件“在你身上完成”——你既无能为力，也毫无参与感。上述电影场景中的幽默，并不仅仅在于引发了一种共同体验，更在于其讽刺意味——与民主有关的一堂课竟然如此让人垂头丧气。

在课堂上和在职业发展培训中，有许多教学实践和教学方法正在远离这种模式，其方式是通过一个对于课题的探询、探索和发现过程，为学习者提供训练辅导。这类实践包含了来自建构主义、协同学习、共同学习、参与式学习以及其他方面的理论与方法，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学生们通过与课题的互动，以及通过与包括同伴、教师、推进者和社区成员等其他人的互动，就会对于内容有更深入的理解，掌握得更牢固。

但是，当拥有了这样的知识的时候，你用它来做什么呢？人们接受教育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为什么是这个内容呢？这个内容与更大的环境条件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个内容及其分配与权力问题有什么关联？对于某个具体知识内容的最初合理化过程，这样的知识是否有助于提出问题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关注“国民教育”（popular education）和批判教学法（critical pedagogy）的缘由，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因它们为我们的五项修炼实践带来了力量而深受鼓舞。我们相信，通过彻底转变对学校教育本质的态度与信念，通过彻底转变学习的社会建构，以及通过彻底转变知识形成社会行动的基础一贯方式，这些理论和实践可以帮助人们在自己的组织中，尤其是在学校中，创造出意义深远、经久不衰的变化。

力　量

“power”这个词，有正面也有负面的含义。你可以“启动”（power up）一个发电机的运转，可以拥有实现成就的“力量”（power），或者拥有支配他人的“权力”（power）。某些形式的力量可以准确地加以衡量和控制，诸如放大率、马力、瓦特以及尔格。驱动人类行为的内在力量就不那么容易衡量了，但是具备或缺乏这样的内在力量，却不难察觉。

“power”这个词源于拉丁语中的posse，意思是“有能力”（to be able）；在法语中，它演化出了一个名词pouvoir，意思是“做事情的能力”（ability to do things）。这个词根也带来了“possible”（可能的）和“potent”（潜在的）等字词。“power”并非仅仅与控制或者权威有关，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power）去提升我们的能力。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个词（及其变体，比如“empower”）已经形成了单向行动的含义。比如，当大多数人提到“我们要赋予员工力量”的时候，其中包含的微妙暗示是：除了他人给予力量之外，接受赋能的人并不具备任何其他力量。而且只有在拥有知识、权威或者控制力的外部代理人赋予其合理性的时候，人类拥有的内在力量才会被认可。在本书中，当我们描述力量的时候，我们试图保持这样的认识：来自外部（个人、团队或者组织）的力量，尤其当其不可察觉、不被认可的时候，往往会阻断八们与来自其内部的潜能之间的联系。

——贾尼斯·达顿

“国民教育”的提法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丁美洲的国民教育运动，其传入北美，得力于这个运动的国际知名的倡导者，已故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的工作。在20世纪后半叶，弗莱雷在全球各地都被尊为最有影响的教育思想家之一，但在北美却鲜为人知。“国民教育”这个提法的本意是“国民的教育”——不是有些人可能会想到的，是大家都“喜爱的”，或者是“公认的”教育。在英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国民教育以非正式教育而为人所知，其明确的宗旨是，为受压迫、受迫害的群体创造环境和机会，去提升政治意识、建立社区，并采取行动去改变自己的社会条件。为了所有人的幸福而努力，尊重每一个人的独特价值与尊严、对话、公平和正义，以及民众对于影响自己生活的问题的积极参与，这些都是这个运动的指导原则。^[35]

国民教育将其实践定位于正式的制度化教学与培训之外，也就提供了一种鲜明的对照——正式的制度化教学与培训，通常要求人们在现状面前被同化，或者是调整自我，从而强化了人们无能为力的状态。已故国民教育家，今天的“高地人教育与研究中心”（Highland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的创始人之一迈尔斯·霍顿指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是现在是什么样的人——这才是高地人的使命。从‘应该’和‘现在’这两个词中，就产生了激励人们去学习和行动的张力。”从很多方面看，这很像大家共同开展五项修炼，分析当下的现实，进行富有成效的谈话以创造理想的未来，但还是有一个关键的不同。教育和教育工作者本质上是政治化的——这一点在国民教育中是不言自明的。霍尔顿的说法是：“不偏不倚的‘中立’根本就不存在，那只是代表了现实系统的一个规范化术语。”^[36]

教学法与“批判教学法”

“pedagogy”这个词源于希腊语中的paideutike，意思是“教育年轻人的艺术”。（英语中“道德”一词——Ethics，也是由同一个希腊语词根演变而来的，其源头是更古老的希腊语中的paido，意思是“孩子们”）。今天，“pedagogy（教学法）”这个词一般让人想到的，是一个比较狭隘的含义——“老师们做的事”，或者甚至是“教学技能”。然而，教育是一种贯彻一生的体验，教师们不仅出现在教育机构之中，而且以多种形式随处可见。许多成年人，其实承担了教学的角色，即便人们没有把他们称作“教师”。从这个观点看，教学法的定义，包括了塑造人们的认知以及他们的认知方式的实践和过程。这些过程和实践，并非仅存在于学校之中，而是任何一个组织和社会互动中的固有特征。

批判教学法的实践与理论将各种各样的隐藏动机暴露了出来，就是隐藏在知识的社会建构背后的一个课程体系。知识产生并传播出去，总是出于某些具体的目标，在一个组织、社区或学校中，来自权力关系的各种声音是知识产生的主体。学校尤其如此，从来都不是不偏不倚的中立场所，也不是完全自由的空间。学校或许可以自以为超脱内外部的政治冲突而存在，但实际上却从来都是由其周边的政治结构塑造成形的。像所有的其他组织一样，学校在不断的挣扎之中努力探求自身的意义、价值、假设，探索知识的建构与传播（“谁来决定教授什么内容？”）、课堂上的做法实践（“谁来决定如何教授？”），以及教职员工、学生和外部社区的人们之间的人际关系（“谁来决定这件事，由谁来做出决定？”）。批判教学法的放大镜，有助于我们聚焦观察，为什么有些学生和学校获得了成功，而为什么另外一些学生和学校则必须要战胜几乎无法抗拒的各种不利因素，才能奋力获得成功。^[37]

批判教学法涉及的领域，有时候也被称为“变革教育法”（transformative pedagogy），同样是从保罗·弗莱雷的工作中发展出来的，注重的是课堂和学校运营国民教育的那些原则。弗莱雷对于正式教育中的传输式教育法（transmission pedagogy）提出了批评，他称之为“银行存款式概念”（banking concept），即由各种专家将知识存入处于被动状态的学生的头脑里。学生接受的教育是将这个世界照本接受下来，不要指望能够将其改变。弗莱雷相信，读写能力对于民主至关重要，他认为，孩子与成年学习者“阅读字词”的能力，都是与他们“阅读世界”的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他的早期工作中，弗莱雷和他的团队成员见到了一些身处贫困、又不识字的村民，并与他们一起展开了有关他们的生活和希望的文化探讨。在这样的对话过程中，一些共同的词汇出现了，变成他们学习阅读的起点；更重要的是，这些村民开始了解到，他们的生活和生存状态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而并非绝对的；他们也开始意识到，他们的沉默不语造成了他们自己无助的社会地位。一旦这些村民认识到自己具有改变他们的世界的力量，他们只用了30个小时，就具备了实用的阅读能力。

20世纪60年代，弗莱雷在巴西全国成人识字运动中获得的成功，影响了全球的扫盲运动。不幸的是，尤其是在北美地区，人们往往在“进口”弗莱雷的方法之后，对其进行“非政治化”的处理，将这些方法降低到仅仅是“技术层面”，而把弗莱雷的理论和原则抛到了脑后。结果不出所料，这些人的努力没有达到他们期望的成果。

读写能力（literacy）

“literacy”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的littera，意思是“字母”（letter）由这个词根，衍生出了literatus——拥有有关字母的知识，这也是“有教养的”（educated）、“有学问的”（learned）等词汇目前的含义。然而，“literacy”这个词今天已被用来描述超越读写能力的一系列技能。阅读与书写毫无疑问是重要的技能，但其他那些技能也同等重要。

正如霍华德·加德纳描述了多种智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谈论多种基础能力（literacy）。讨论与情感、计算机、文化、环境、视觉、财务、功能、音乐、社区和系统有关的基础能力（literacy）是有道理的。每一种基础能力都代表了一种力量：列举以及确定事物和观点，并且有效地进行沟通的力量。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其中的每一种基础能力，都包含了对于符号意义的反思能力，包含了我们对这些符号的情感和行动的反思能力，以及这些符号对于其他人的作用的反思能力。基础能力（literacy）是一种杠杆作用。①②

为五项修炼带来的种种可能

那么，国民教育与批判教学法为五项学习修炼的实践者提供了什么样的价值呢？至少，它们提供了一种认识，即学校无可避免地是一个政治化场所——所有的内容、授课与学习过程，或者决定性的政策，在政治上都不是中立的。更重要的是，它们提供了这样一种认识：五项修炼在政治上也不是中立的。

学校以及其他组织中的人们，常常会创立各种小组，开展深度谈话，探讨他们的宗旨、组织的状态、共享愿景以及目标。然而，他们常常意识不到自己塑造了周边系统的政治与社会力量；也意识不到，自己在许多问题上的沉默无语，导致了与之抗争的各种情况。这就使得他们很难看到自己的行动与不作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很难看到在哪里才能产生杠杆作用，很难看到自己也是系统创建的一部分。

依据霍尔顿的看法，存在着两种教育。一种教育奴役人们，为现存制度服务；而另一种教育则是解放人们，并且使他们获得决定自己生活的力量，从而使他们因此获得相关知识来改造社会。因此，一些团队经常使用系统思考和愿景的语言，但却疏于认真尝试去确定，并且批评性地质询自己关于塑造他们的制度的政治与社会力量的心智模式——他们自己的心智模式和那些处于权力地位的人们的心智模式，他们最终会强化无知的循环。

国民教育和批判教学法的倡导者们持续地提出问题，激发人们关注课堂上、学校里、社区中以及民主制度本身的力量和目的。虽然这类问题及其讨论可能让人感觉不自在，但真正的学习往往就是如此。

保罗·弗莱雷和迈尔斯·霍顿往往被人贴上革命性人物的标签（就像托马斯·杰弗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所处的那个时代一样）。对于他们来讲，教育本身并非目的，也不仅仅是一种就业的手段。他们把学校看作政治性的场所，要么就是引导人们为了更强大的民主和更美好的未来，进行明智的政治参与；要么就是阻止他们参与进来。弗莱雷和霍尔顿都笃信民主与公平，对于解读民主与公平是如何被权力和政治强化或者削弱的，也从不回避。

弗莱雷曾经说：“人性化的教育是这样一条道路，男人和女人由此可以从无到有，自觉意识到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在考虑到他们自己的需要，也考虑了他人的需要和梦想的情况下，自觉意识到自己在形成所有这些能力时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从我们的角度看，要想为我们的孩子、学习和社区，创造出更加美好的、可持续的未来，首先要为了民主、公平和社会正义，让人们将知识和学习的心智模式带出水面。如果这种做法被人看作制造混乱，甚至是鼓吹革命，那就顺其自然吧。

保罗·弗莱雷与迈尔斯·霍顿^[39]

每当有人问，保罗·弗莱雷或者迈尔斯·霍顿的书，我应当从哪一本开始读呢？我就会说，从两个“读本”开始吧，而后再去读一读他们两位的对话。比如，佛莱雷的作品丰富多产，因此他可以对于自己的学习与沟通展开反思-行动循环，而他的这个读本则提供了关于他的转变的速写。这个读本是弗莱雷最犀利的作品的集合，其中包括：“教育的银行存款概念”（他在其中讨论了传输模型的盛行及其专制主义影响）、与累西腓村民的深度会谈、城市教育的挑战，以及他对于“阅读世界”的探索。如果我在书上所做的笔记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些指点的话，我最喜欢自己标注的一条：“希望教学法”。

霍尔顿的读本是他的作品集，有他的文章、演讲，对于他创办“高地人民间学校”（Highlander Folk School）产生过影响的那些人和观念的有关访谈，与高地人在劳工与民权运动过程中的成功与挑战有关的访谈，以及与霍尔顿的教育哲学有关的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章节。尤其吸引我的，是他在1972年所做的一次题为“为什么不对改革进行改革？”的演讲——内容与五项学习修炼极为相似，以及真正的改革为何需要重新审视这样的观点：“只要做好人，做有善心的人，做处处试图变革的人，我们就会推动进步。”

虽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弗莱雷与霍尔顿对彼此都有所耳闻，在不同的场合也曾有过短暂会面，但他们直到1987年才有机会在一起度过一周时间，“把一本书聊出来”，两年后，他们又再次相聚，反思他们之间的会谈。《我们会走出一条路》记录下了这次非凡的对话，引导读者体悟他们在哲学与历史背景上的类似与不同，以及拉丁美洲与美国南部的环境之间的类似与不同。弗莱雷选择在体制内开展工作，而霍尔顿则是在体制外工作。我认为这本书揭示出，他们两人都是不可或缺的。我在那本书的空白处，在他们讨论教育与组织之间的不同的地方，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笔做了标注，每次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都会提出更多问题。

——贾尼斯·达顿

《批判教学法：来自真实世界的笔记》^[40]

这本书让人呼吸到了新鲜空气，令人振奋。温克从自己身为教师时，去教那些被贴上“危险”“少数族裔”“英语能力受限”或者“有问题”等标签的孩子的经验和探索出发，进行了反思，提供了批判教学法理论与实践的入门指南。她很快开始讨厌这些标签，因为它们把孩子和他们的家庭藏到了背后，限制了他们成长的可能性。

一些关于批判教学法的著作的部分内容相当艰涩难懂。温克写道，她对批判教学法的语言头痛不已，然而在与读者交流这种语言在理解和描述她作为教师的工作方面的重要性时，她向读者介绍了这种语言。她用一种让所有内容都易于理解、饶有乐趣的写作方式，讲故事、提供练习与工具、教授理论，并揭示这个理论的历史。

【注释】

[1]对于结构性张力的更为深入的阐述，请见罗伯特·弗里茨所著《最小阻力之路》（Th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Fawcett-Columbine出版，1989年）和《管理者的最小阻力之路》（Th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for Managers，Publishers'Group West出版，1999年）。(www.daowen.com)

[2]布鲁姆分类是一种有关学习目标的美国分类方法，其初始确立时间可以追溯到1956年。当时，由教育工作者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提出了最初的建议，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教育心理学家本杰明·布鲁姆（Benjamin Bloom）。

[3]《愤怒的葡萄》的作业分组
写作类：1.观看公共电视台播放的《在沙尘暴区生存》系列节目，并说出你的感想。2.在网上阅读本地新闻，找到我们这个地区有关“没收抵押房产”的文章，并且记录受困家庭的故事。3.调研20世纪30年代妇女的角色。
口头表达类：1.关注66号公路，这是移民到加利福尼亚的主要通道。2.假设你们是调查记者，被指派去报道移民村。给我们讲讲他们的故事。
艺术类：1.调研某些艺术家的作品，比如，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的作品，阐述一下他们现在对于音乐的影响。2.选择三张由多罗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拍摄的照片，或者是同时代的其他人拍摄的照片，就照片中的人物或地点介绍你们的研究发现。

[4]阿尔菲·科恩著（Da Capo Press出版，2007年）

[5]“通用核心标准行动”的网址是www.corestandards.org。这是由多个机构组成的有关学习评估问题的联盟，其中包括“大学与职业准备评估合作联盟”（Partnership for Assessment of Readiness for College of Careers，网址：www.parcconline.org）和“智慧均衡评估联盟”（Smarter Balanced Assessment Consortium，网址：www.k12.wa.us/smarter）。

[6]有关学习的评估与以学习为目的的评估之间的区别，参考里克·斯蒂金斯（Rick Stiggins）所著《从形成性评估到以学习为目的的评估》（From Formative Assessment to Assessment for Learning，Phi Delta Appan出版，2005年12月），以及由斯蒂金斯创办的“评估培训研究所”（Assessment Training Institute，网址：www.assessmentinst.com.）。

[7]有关评估的资料来源包括：琳达·达林-哈蒙德（Linda Darling-Hammond），雷·贝凯欧尼（Ray Pecheone）等人（斯坦福大学）所著：《开发一个可进行国际比对，并支持高品质学习的平衡评估系统》（Developing an Internationally Comparable Balanced Assessment System that Supports High-Quality Lcarning，2010年）；马克·塔克（Marc Tucker）及国家教育及经济中心（National Center on Education and Economy）出版的《一个用于美国的评估系统：为什么不以最优为基础》（An Assessment System for the United States：Why not Build on the Best？2010年）；史蒂芬·拉泽（Stephen Lazer）及教育测试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出版的《通用标准测试的高阶模型》（High-Level Model for an Assessment of Common Standards，2010年）；以及“无线一代”（Wireless Generation）的拉里·博格（Larry Berger）和匹兹堡大学的林恩·雷斯尼克（Lynn Resnick）所著《美国的一个考试系统》（An American Examination System，2010年）。上述资料都可以从“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的12年学制测试与成绩管理中心（Center for K-12 Assessment ＆ Performance Management）的网站获得（网址：www.k12center.org.）。

[8]（Assessment in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Shifting the Paradigm）阿瑟·L.科斯塔（Arthur L.Costa）、贝娜·卡利克著（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出版，1995年）。

[9]（Punished Rewards：The Trouble With Gold Stars，Incentive Plans，A's，Praise，and Other Bribes）埃尔菲·科恩著（Houghton Mifflin出版，1999年）。

[10]吉恩·温加滕（Gene Weingarten）所作“早餐前的珍珠：国内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是否能够穿透首都上班高峰时的重重迷雾？让我们一试便知”。（“Pearls Before Breakfast：Can one of the nation's great musicians cut through the fog of a D.C.rush hour？Let's find out.”《华盛顿邮报》，2007年4月8日。）见网址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7/04/04/AR2007040401721.html.。

[11]参见艾略特·艾斯纳所著《说一个学校做得不错，意味着什么？》（What Does it Mean to Say that a School is Doing Well，Phil Delta Lappan出版，2001年）。

[12]参见里克·斯蒂金斯、朱迪思·阿特（Judnh Arter）、简·沙皮伊（Jan Chappuis）和史蒂夫·沙皮伊（Steve Chappuis）所著《以学生的学习为目的的课堂评估：把它做对，并运用它》（Classroom Assessment for Student Learning：Doing It Right—Using It Well，Pearson Books出版，2006年）。

[13]参见里克·斯蒂金斯和简·沙皮伊所著《学生参与的学习评估指南》（An Introduction to Student-Involved Assessment for Learning，第六版，Addison Wesley出版，2011年）。斯蒂金斯创建了“评估培训研究所”（Assessment Training Institute），网址是：ati.pearson.com。

[14]有关智能行为更为深入和详尽的内容，请见阿特·科斯塔和贝娜·卡利克所著《学习与引导心智习惯》（Learning and Leading with Habits of Mind，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出版，2009年），以及《开发心智：一本教你思考的参考书》（Developing Minds：A Resource Book for Teaching Thinking，阿特·科斯塔编著，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出版，1991年）中的《追寻智能生命》（“The Search for Intelligent Life”）。

[15]在我所在的大学的系里回顾评分上的做法时，我用3个问题引出这16种行为模式：“这些行为是不是我们希望学生们发展形成的能力呢？我们正在实现这样的能力发展吗？我们的评分系统是在帮助还是在妨碍我们？”——托马斯·达顿，迈阿密大学建筑系教授。

[16]她相当肯定，只要她在威尔伯的问题上思考了足够长的时间，心中总会产生一个想法的——E.B.怀特（E.B.White）所著《夏洛特的网络》（Charlotte's Web，Harper and Row出版，1952年）。

[17]过了一阵，她的沉默压倒了我的侃侃而谈，就像是纸遮盖住了岩石。于是，我闭上了嘴，虽然那一堆问题还在我的头脑里盘旋。——摘自杰克·甘托斯（Jack Gantos）所著《乔伊·皮哥撒失去控制》（Joey Pigza Loses Contrl，Farrar，Straus and Giroux出版，2000年）。

[18]“哎呀，爷爷！”波尔大叫了起来，“我喜欢你谈历史的方式。”——摘自玛格丽特·亨利（Marguerite Henry）所著《钦科迪格之雾》（Misty of Chincoteogue，1947年）。

[19]“你看，卡尔文。难道你没有看到，如果你这样（做作业），有多容易。”——摘自马德琳·拉恩格尔（Madeleine L'Engle）所著《时间的皱纹》（A Wrinkle in Time，1962年）。

[20]“但是，在我散步的时候，我有机会仔细想了想。我平时并不喜欢这样做，因为这让我感到有点儿紧张。我在想，如果我不再仇恨，我父亲会不会在意……”——摘自克里斯·克拉彻（Chris Crutcher）所著《运动短裤》（Athletic Shortstop，Greenwillow Books出版，2002年）。

[21]“但是不管索林的烟圈飘到哪里，都还是不够快，逃脱不了甘道夫。‘噗’的一声，他从自己短小的陶制烟斗中送出一个小一点儿的烟圈，正好从索林的烟圈中穿过”——摘自J.R.R.托尔金（J.R.R.Tolkien）所著《霍比特人》（The Hobbit，1937年）。

[22]“如何才能走下去，到达那个闪闪发光的宫殿呢？就在她说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她也有了答案。她把盒子放下，爬了上去——摘自威廉·斯泰格（William Steig）所著《勇敢的艾琳》（Brave Irene，Farrar，Straus and Giroux出版，1988年）。

[23]从做饭、喝水，以及舒适性上来说，我其实不需要住在水边。我悲哀地望着那棵高大的铁杉，对自己说了点儿什么之后，就准备离开它了。那一定是（从前我读过的）哪本书里说的：“铁杉通常生长在山间的溪流或泉水周围。”——摘自琼·克雷格黑德·乔治（Jean Craighead George）所著《我这边的山》（My Side of the Mountain，Puffin出版，2000年）。

[24]“我们甚至编造了他的经历——他在哪里出生，以及他如何成了一个余兴节目的老板”——摘自金伯莉·威利斯·霍尔特（Kimberly Willis Holt）所著《当镇上来了圣札迦利·比弗》（When Zachary Beaver Came to Town，Henry Holt出版，1999年）。

[25]“他把鼻子缩成团，总让我想起一只羊羔的鼻子和嘴”——摘自卡罗琳·麦克勒（Carolyn Mackler）所著《地球、我的屁股，及其他又大又圆的东西》（The Earth，My Butt，and Other Big Round Things，Candlewick出版，1999年）。

[26]“那些看似锋利、齐腰高的玻璃刀身，触摸起来却很柔软，随着她的走过，在她身后又轻轻弹了回去……河岸很温暖，在高高的青草遮蔽下，几乎是有点儿太温暖了，而沙地闻起来却是干干的”——摘自玛丽·诺顿（Mary Norton）所著《借东西的小人》（The Borrowers，Sandpiper出版，1952年）。

[27]“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说，”罗恩说，“但我觉得他们可能已经注意到，我们闯到古灵阁里去了。”他们三个人一起大笑起来，笑声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了。——摘自J.K.罗琳（J.K.Rowling）所著《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Harry Potter and the Deathly Hallows，Arthur A.Levine Books出版，2007年）。

[28]春天的阳光照亮了这所房子，它是如此美丽，于是谁都想不起来，它还需要刷一层油漆、贴一层新的壁纸。恰恰相反，他们所有人都发现自己在想，这是樱桃树街上最好的房子——摘自P.L.特拉弗斯（P.L.Travers）所著《玛丽·波平斯》（Mary Poppins，Harcourt Brace出版，1934年）。

[29]“就像你在说话那样，把一切都写下来就行了。要包含我们在一起的所有快乐，要有我们做的那些特酷的事。还有我们的探险。”
“但是，凯文，你知道的，我不会写作。”
“那些东西都在你脑子里，麦克斯，每一件事你都能记起来。就讲讲‘无敌小怪物’吧，没什么了不起的。”
——摘自罗德曼·菲尔布里克（Rodman Philbrick）所著《无敌小怪物》（Freak the Mighty，Scholastic出版，1993年）。

[30]“如果那头熊刚才想要吃你，”他的大脑说，“它早就把你吃了。”这是一件需要掌握的事，而不是一件见到就跑的事。那头熊还在吃浆果。
一个人都没有。
然而，那头熊却似乎是在表示，它不在意与人分享——它刚刚从他身边走开了。
那些浆果味道可真棒啊。
他慢慢走回到那片覆盆子地里，整整一上午都在采摘，虽然他也非常小心。
——摘自加里·保尔森（Gary Paulsen）所著《斧头》（Hatchet，Bradbury Press出版，1987年）。

[31]但是我设想，如果这个世界确实是正确的话，那么人们应该“从尾到头”反过来度过一生，从最后一部分开始做起。大家在开始的时候，无所不知；而到了最后，则是天真无知。
——摘自安吉拉·约翰逊（Angela Johnson）所著《从尾到头》（First Part Last，Simon ＆ Schuster出版，2003年）。

[32]针对每一种“智能行为”的相应摘录，是由儿童图书馆馆长詹妮·达顿、儿童文学爱好者玛莎·派珀（Martha Piper）以及本书作者之一阿特·克莱纳共同完成的。其中的一些著作，也列入心智习惯研究所出版的儿童图书推荐清单中，这些书都标明了与每一种智能行为的联系。要了解这个清单，请访问心智习惯研究所网站，instituteforhabitsofmind.com，点击“参考资料”后选择“学生用书参考书目”。

[33]网站http：//www.icelp.org上提供了相关书籍和视频。

[34]《春天不是读书天》由约翰·休斯（John Hughes）导演（Paramount制作发行，1986年）。由本·斯泰因（Ben Stein）扮演经济学教师。

[35]当军方在1964年接管巴西政府时，弗莱雷被迫流亡。在其后的专制统治者的眼中，获得权利的国民，即便只是具备读写能力的国民，都是颠覆性的。在1979年颁布大赦之后，弗莱雷才回到巴西。到了1989年，他被任命为圣保罗市的教育部长。1993年，弗莱雷因其成就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参见玛丽亚·德尔·皮拉尔·欧加迪斯（Maria del Pilar O'Cadiz）、皮亚·林德奎斯特·王（Pia Lindquist Wong）和卡洛斯·阿尔贝托·托里斯（Carlos Alberto Torres）所著《教育与民主：保罗·弗莱雷、社会运动，以及圣保罗的教育改革》（Education and Democracy：Paulo Freire，Social Movements，and Education Reform in Sao Paulo，Westview Press出版，1998年）。

[36]有关高地人与国民教育的更多内容，请参见迈尔斯·霍顿、朱迪思·科尔（Judith Kohl）和赫伯特·科尔所著（Herbert Kohl）《自传：长路漫漫》（The Long Haul：An Autobiography，Teachers College Press出版，1997年），本节中介绍的资料，可访问www.highlandercenter，还可以访问www.infed.org，参考《非正式教育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Informal Education）。

[37]“批判教学法”这个术语的发展形成，得益于一项受到保罗·弗莱雷的文章和教学影响的教育家网络的工作。这个领域中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包括彼得·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亨利·吉鲁（Henry Giroux）、理查德·宽茨（Richard Quantz）、珍妮·布雷迪（Jeanne Brady）、丹尼斯·卡尔森（Dennis Carlson）、艾拉·肖尔、唐纳德·马赛多（Donaldo Macedo）、托马斯·达顿、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以及迈克尔·艾坡（Michael Apple）。有关批判教学法的更多内容，请参考埃勒·肖尔所著《课堂上的弗莱雷》（Freire for the Classroom，Boynton/Cook出版，1987年），亨利·吉鲁所著《作为知识分子的教师》（Teachers as Intellectuals，Bergin ＆ Garvey出版，1988年），迈克尔·艾坡所著《文化政治与教育》（Cultural Politics and Education，Teachers College Press出版，1996年），贝尔·胡克斯所著《教学越界》（Teaching to Transgress，Routledge出版，1994年），以及网站：http：//www.paulofreire.org（葡萄牙文及英文），也请参考本篇之后的材料评论。

[39]《保罗·弗莱雷读本》（The Paulo Freire Reader），由安娜·阿罗乔（Ana Maria Araujo Freire）和唐纳多·P.马赛多（Donaldo P.Macedo）编辑（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1998年），《迈尔斯·霍顿读本：社会变革的教育》（The Myles Horton Reader：Education for Social Change），由戴尔·雅各布斯（Dale Jacobs）编辑（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出版，2003年），《我们要走出一条路：教育与社会变革对话集》（We Make the Road by Walking：Conversations on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保罗·弗莱雷与迈尔斯·霍顿著（Temple University Press出版，1990年）。

[40]（Critical Pedagogy：Notes from the Real World）琼·温克（Joan Wink）著（Longman出版，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