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莫西·卢卡斯

安娜读三年级。像所有8岁的孩子一样，她浑身上下充满活力。这天一早，她蹦蹦跳跳地跑到校车站，和最要好的朋友一路欢笑来到学校。但从她走进校门开始，事情就不对劲了。第一件事，就是她昨晚已经完成的数学作业，不在书包里。当她报告老师，说她找不到数学作业的时候，老师双手叉着腰说：“你又忘带作业了？你简直太没条理了。”

上午晚些时候，安娜的班级去大礼堂参加集会。在回教室的路上，两个女孩把安娜往墙上一推，她绊了一跤，随后就摔倒了。“你简直太没条理了”，两个女孩模仿老师的口吻嘲弄安娜。这时，两个男孩则在一边指指点点，乐不可支。当老师要他们安静下来的时候，他们却瞪着安娜，仿佛他们挨训全都是她的错。回到班里，当其他同学都在讨论数学作业的时候，安娜低下头，盯着自己的手看。坐在她旁边的那个女孩，用所有人都可以听到的声音对她说：“难怪你这么笨。”正在上课的老师决定对此不闻不问，继续上课。午餐的时候，安娜没有吃多少，因为她觉得胃疼。一整天，就这样过去了。坐在回家的校车上，安娜一声不响，闷闷不乐，对自己周围的一切毫无察觉。

有时候，我会在学校的集会上讲安娜的故事。我会先举起一大张白纸，上面写着：“我是有尊严的人。”我请所有学生和老师，把这张纸当作安娜的尊严——是她看到的自己。讲到故事中发生的每一个事件的时候，我都会从白纸上撕下一块，让大家都可以看到，这张纸每次都会变小一点儿，到最后只剩下很小的一部分。我会说：“每一次你们把安娜的尊严拿走一块的时候，她就会相信，自己比实际的安娜少了一点儿。你们能够修复这样的伤害吗？在你们说过了那些话之后，真的还能收回来吗？”

我们都听说过与安娜的经历类似的故事。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受教育的过程中，自己曾经就是那个安娜。如果我们度过了小学，自己的尊严还基本毫发未损的话，那么在青春期、高中、大学，总会有这样的经历在等着我们，突然间落到我们的头上。一名教授这样告诉一位学设计的大学生：“下次再画图的时候，要试试用自己的手。”一位学校管理人员要求一组六年级学生从他们喜欢的课上转走，他说因为“他们不具备掌握这门课的能力”。一位教师轻率地这样说：“没人能帮得上你的忙。”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以及在不胜枚举的类似情况下，我们都是在被告知，自己没有多大用处。我们或许最终花了一生的时间，都在实现这个预言。对于自尊遭到打击的种种细节，我们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恐怕都难以忘怀。请孩子们写一写他们被人嘲弄、欺负的经历，你就会收到栩栩如生的各种细节。

学校里以大欺小的现象一直以来都是举国上下所担忧的。近年来，随着网络暴力的盛行以及媒体的跟踪报道，以大欺小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然而，我们大家却很难听到教育工作者，或者是其他人，对于他们所教的孩子进行公开反思。他们谈论的往往是课程规划、授课方法，有时候也会说说发展阶段或者多种学习方式方面的最新研究。但是，他们要多久才会说一说：每个孩子都很重要，都应该受到尊重呢？他们要多久才会谈一谈：学生对于自己获得他人尊重的感受、学生对于他们自身价值的感受，都与学习紧密相关呢？他们要多久才会以自尊的视角，看待自己面前的孩子们？^[2]

我们这些关心学校的人，都需要退后一步，想想孩子的尊严的含义。许多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似乎认为这个原则是不言自明的，尤其是在许多学校里提出“彰显自尊”的概念。不幸的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果孩子尊严的重要性如此显而易见，那么我们就应该更多地从孩子们自我认知的视角去看待他们。贴到孩子们头上的标签，诸如“危险的”“难对付的”“需要个别对待的”以及“精神有问题的”，就应该比现在少得多。

以孩子的自尊接触他们

意识到这种理念，是在我做科学课教师的第二年。我知道我正在与孩子们接近，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接近更多的孩子。我非常幸运，与一位名叫特鲁迪·克里德（Trudy Creede）的女教师在同一座教学楼中教课。特鲁迪是一位杰出的教师和导师。她是一位弱不禁风、上了年纪的妇女。她教授阅读课，采用的方式是摄影；对象是一批12～14岁的孩子——大多数老师都会给这些孩子贴上“危险的”或“有问题”的标签。这段经历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约是美国教育处于动荡中的年代。我们所在的初中有1200名孩子，而校舍的设计能力只能容纳600名学生，因此我们要和另一所同样人满为患的高中共用教室。在这所学校里，学生抽大麻的现象相当普遍，于是当地警察不得不经常造访这所学校。对于有些学生在洗手间里抽烟的现象，学校里都没人知道该如何应对，更别说毒品问题了。

我和其他八九位年轻教师同属一个小团体，大家都有点儿不守常规。当时我们都还没有结婚，有着狂放不羁的劲头，似乎并没有比我们教的孩子好多少。我们留着长发，骑摩托车或自行车上班，往往采用不传统的教学方式与孩子们沟通交流。其他教师有时候就会因此而抱怨。（有一次我带着上科学课的全班同学，到教室外面去收集土壤样本。另一位科学课老师就抱怨说：“你不应该带你班上的孩子到教室外面去。我班上的孩子看到窗外你班上的孩子，就会觉得你教的课比我教的更有意思。这不公平！”）

每月一次，特鲁迪都会邀请我们所有人与她和她的丈夫一起吃晚饭。我们会花很长的时间，讨论她在教育“难以教化”的孩子方面取得的成功。特鲁迪引导孩子们进入学习状态，是通过拍照片、在暗室里洗照片、用文字描述照片以及阅读各自照片上的故事等方式来实现的。从她的班上毕业的孩子，通常会在一生的“长跑”中获得成功。“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我总是会这样问她。

“蒂姆，这只和他们的自尊有关系。”她告诉我。她一直都很明白，她的学生处在面对极大挑战的发展阶段，很容易就会回到青春期前的思维方式上去。但是在对待每一个孩子的时候，她都会对自己说：“在这个孩子的内心中就有自尊。它已经在那里了，我们不必再花力气把自尊放进去。我们的任务是承认它的存在，并与它相处。”

对于特鲁迪来说，这些孩子不是一个个的“病例”，而是丰富得令人无法想象的生物体，很多事情都在他们身上发生。她天生就可以做到退后一步，把这些孩子当作完美的人看待——看到他们做功课的方式、活动的方式、谈话的方式，看到他们掌握的信息。而且，她也从未失去过对孩子们的敬畏，从未失去过对他们的尊重。正像她对我们解释时所说的：尽管她可能也会想要随随便便地去对待一个孩子，但是她没有这么选择。“我做不到，因为孩子就在那里，那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认识到一个孩子的尊严并不困难。比如，当你看到幼儿园的八个孩子手拉手的时候——走在街上，或者是在郊游。然而，同样是这八个孩子，到了九年级之后，在你看来可能就是一个“团伙”，尤其是如果他们的家庭背景“比较糟糕”。每个孩子到了15岁的时候，时不时就像是在到处捣乱、惹是生非，对于他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来说，这都是自然现象。特鲁迪教导我说，世上没有“好孩子”与“坏孩子”之分，只有“孩子”。这位弱不禁风的女性使她的班级融合为一个整体，是因为她懂得尊严，也懂得把尊严交还给自己的学生。你没法靠讲课教会人们如何这样去做，你必须要身体力行地让他们看到。

施教要维护学生的尊严

我现在仍然会与那个年代结识的一些老师一起聊聊，我们常常会谈到“每个孩子都有尊严”这个理念，也会说到特鲁迪在塑造这个理念、谈论这个理念的时候，采用的不同方式。当我自己逐步变换角色，从校长到学监、再到大学教育工作者的过程中，一直都在坚守这些训诫。那是我的愿景的一部分。如果我坚信孩子们是可爱的、是有能力的，那么我就有责任通过迎接他们当下的自我，去接受他们的自尊。

在我担任新泽西州胡-胡-卡斯学区（Ho-Ho-Kus）的学监的时候，我们的学校一对一面试了所有即将进入托儿所的孩子及其家长。这家学校的董事会对于这项工作的开支提出了质疑，于是，我就给他们讲了这家学校开学那天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我正在为给孩子们带回家的气球打气，我们的学习顾问走了过来，对我说：“我今年夏天面试了一个孩子，她特别害怕气球。如果你带着20个气球走进幼儿园的教室，这个女孩会被吓坏的。”(www.daowen.com)

如果事先没有进行面试，我们对此就会一无所知，然后这个女孩不知所措，感觉受到威胁，也会在第一天就破坏了所有孩子对学校的印象。但实际发生的情况是，我们的专家在第一天的活动开始之前，就把这个女孩带到一边告诉她，我将会分发气球给孩子们；但是她不用拿个气球回家，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她愿意，他们可以一起离开教室，到学校里走走。

“这倒没关系，”那个女孩说，“只要我不用带气球回家就行。”在这所学校度过的那段时间里，她一直都明白（其他孩子也了解）我们会尊重她的意愿。

在日常修习中，这其实就是设身处地地对待他人。在我做教师和校长的时候，每当在走廊上遇到学生，都会叫出他们的名字，和他们打招呼。因为我相信，如果你从某个人身边走过（不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却不打招呼的话，就是在剥夺他们的部分尊严。我所认识的最优秀的教育工作者，都会花费很大精力，去结识每一个孩子。老师们会在课堂上精心安排活动，让孩子们谈自己的爱好和家庭背景，采用的方式既不会让他们觉得是在被他人评定，也不会觉得是在被人欺负。一旦你对孩子们的认识达到了这种程度，一旦你真正看到了他们在乎什么，你就可以为他们的成长做许多事情。

你可以问问自己：“这样做是会增强孩子们的自尊，还是会剥夺他们的自尊？”并通过这样的质询改进自己的活动与修行。把孩子的尊严作为首要价值观来探讨，就为形成共同愿景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切入点，使得员工发展项目与共同愿景保持一致。这样做也会对教育工作者相互沟通的方式产生影响——在课堂上、在会议上，也包括在午餐的闲谈之中。通过精心安排，将有关多元智能及多种学习风格的研究融入你的课堂之中，创建一个练习——为课堂上不同的学习风格创建卓有成效的障碍；鼓励学生们接受挑战去超越自己的极限；并且让他们看到，我们意识到了他们的优势与极限。其最终结果是形成一个持续与孩子们沟通的系统——“我们今天将会为你的人生增添价值；明年教你的老师会再给你增添价值，因为我们都了解，你值得我们这样做。”

在我看来，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能接触到给孩子尊严的理念，是幸运的。这个理念一直激励着我，让我从不同类型的学习者及其各自具有优势的研究中持续开展学习，也让我公开赞美这些不同之处，并且鼓励大家以多种方式展开思考和互动。只有那些拥有强烈自尊感的学生，长大之后才会成为能承担风险、能应对失败，也能为保护他人的尊严而有所作为的成年人。

在有些学校里，教师和管理人员对这类问题进行开放式探讨。只要有人做出有关一群孩子的决定的时候，他们就会问自己：我们是否曾经退后一步，看到了这些孩子的优秀之处？我们看到这些孩子的潜质了吗？还是我们已经把这些潜力一笔勾销了呢？每一个孩子的学习不时会迸发出火花，比如，在他们第一次说出一个交通标志的时候，或者是第一次把一个完整的句子说出来的时候。说到底，认识到一个孩子的尊严，就意味着要在此时此刻感受到本能的惊喜：每个孩子身上都有闪光点。你必须学会不把这样的时刻当作理所当然，必须学会以尊重的眼光看待每一个孩子。如果这样的话，“孩子的尊严”的理论就不再单纯是一个理论了，而是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

霍华德·加德纳与多元智能^[3]

霍华德·加德纳是一位心理学家，他在智能、创造力和领导力方面的研究与写作中，针对什么是培养教学与学习的适当方法，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问题。虽然他从未直接参与过与组织学习的五项修炼有关的工作，但在多元智能的理论与五项学习修炼之间，有着强烈的共鸣。多元智能的核心是一个处在不断演化之中的、多方面的认知与情感能力模型，其中包括言语-语言智能、逻辑-数理智能、空间智能（艺术方面）、身体-动觉智能、音乐智能、自然观察智能（对于环境的认知与敏感性）、交往-交流智能、内省智能（反思方面）。加德纳认为，人们在面对人生的种种挑战的时候，必须要把每一种形式的智能都调动起来共同应对挑战——从孩提时代开始，在生命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持续下去。由于每一个人具备的智能组合千差万别，因此在任何一种社会环境之中，人们具备的各自的技能与优势应该形成互补的关系。

与学校有关的最隐蔽也是最普遍，同时又是最具破坏性的心智模式之一，就是把成功等同于最智慧的智能（语言智能与逻辑-数理智能），而忽视所有其他形式智能的价值。加德纳的工作重新定义了这个心智模式。对于智能的这种看法（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人的价值的看法），给为数众多的孩子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他们的才能在学校里不被重视，或者根本无人理睬。在成人社会中则导致了那些也许是“精通书本知识”的领导人得到重用，然而，这些人往往缺乏必要的（也是我们期望他们拥有的）身体技能、社会技能、生态技能、反思技能，以及人际交往技能。

加德纳的每一本书，都扩展了他先前的工作，往往还延伸到了新的领域。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修炼之心》恐怕是最好的入门指南。这本书于2000年出版，其中对加德纳在20世纪90年代从事的学校改革工作涉及较多。加德纳对于培养某个具体项目一直有意回避（没有一所学校叫“加德纳学校”），但他为各种各样的学习与生命存在方式写出的课程设计与课堂设计，明晰而又令人信服。同时，他对于学校的目的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学校要让学生明白掌握一项专业技能意味着什么——要以科学的、历史的、艺术的、道德的、数学的以及音乐的方式进行思考，即便这些方法乍看起来不符合直觉，或者很难做到。加德纳以三个方面的思想印证他的想法：进化理论（科学）、纳粹大屠杀（历史与道德）以及莫扎特的音乐（艺术）。而后，他将不同的智能如何支撑了这些主题，并引发出更丰富、更加务实的知识集合过程，一一展示了出来。

《多元智能》再版于2006年，详尽阐述了加德纳模型的基础理论，并提供了一个相当实用的总体介绍。《未来的五种心智》由加德纳在2007年出版，这本书将不同的智能综合为更通用的技能，以便人们可以（他认为人们也应该）将其应用到未来50年的各种挑战之中。这些技能实际上也就是加德纳版的学习修炼。它们包括：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工作，改进技能与认知（修炼改进心智，the disciplined mind）；把多种来源的信息收集、整合到一起（综合统筹心智，the synthesizing mind）；开拓新领域（开拓创造心智，the creating mind）；理解他人（尊重包容心智，the respectful mind）；以及形成对于目标和价值的更深入的理解（责任道德心智，the ethical mind）。《重塑真善美》于2011年出版，集中探讨柏拉图三项美德，以及如何在现代社会培养这些美德。

——阿特·克莱纳

罗伯特·J.斯腾伯格（Robert J.Sternberg）^[4]

罗伯特·J.斯腾伯格是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心理与教育学教授（以及教务长），在现代学习理论方面，他具有非同凡响的影响力。他不仅对学校中的各种“学习障碍”的标签提出了挑战，也对学校中只重视“成分性智力”（语言及逻辑—数学能力）的教条惯例提出了质疑。另外两种智能，即创造性智能和实践性智能，不仅对社会十分重要，也对人们的成功会产生决定性影响。在大多数学校中，这些智能鲜有机会得到开发。虽然，斯腾伯格的智能分类与霍华德·加德纳的分类有些不同，但并不相悖。斯腾伯格在认知心理学、创造力和教学领域出版了不少书籍。这里介绍的两本是两个很好的起点。

——贾尼斯·达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