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们所知，团队学习最有效的练习是从一种被称为“深度会谈”的谈话方式中形成并发展出来的。威廉·艾萨克是麻省理工学院深度会谈项目和汇理学院的创始人和主任，他将“深度会谈”定义为：一种对于日常经验和我们习以为常的种种现象持续不断地集体探询。深度会谈的目的，是通过为探询建立一个“容器”或者“场”，去打开一片新的空间——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人们对于自己经验的背景有了更深的认知，对于思想的过程有了更深的认识，对于创造出这些经验的情感有了更深的认识。

在深度会谈的实践之中，我们不仅关注话语中的词句，也关注单词的间隔；不仅关注一个行动的结果，也关注这个行动的时机；不仅关注大家谈到的内容，还关注他们说话的声音和语调。我们倾听寻求这个“探询场”的意义，而不仅仅是其中的不相关的元素。在深度会谈的进程之中，人们学习如何共同思考，并非是仅仅分析一个共同的问题，或者是创造共同的认识，而是处于一种集体感知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思想、情感以及由此引发出来的行动，并非归属于某一个人，而是为其中的所有人共有。

深度会谈是一个有着历史背景的实践。初看起来也许有些陌生，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深度会谈一旦开始，就会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虽然存在着许多习惯和制度上的障碍，在现代社会的环境之中，深度会谈还是逐渐活跃、盛行了起来。

在你自己的学校和学区之中，对于重要的议题，耐心培育一系列深度会谈，可以逐步形成一个容器——人们在其中体会到整体至上的感受。你们能够在一个平心静气，鼓励人们提出问题，而不必一下子就跳到答案的空间之中，安全地探讨有争议的议题，比如：工会的规则，或者是课程安排上的歧见，等等。当你们对于各自的思想有了更为深入、透彻的了解，就可以进入到协同行动的模式中去了，而且不必陷入原来的那种武断随意又单调乏味的决策方式之中。你们能以一种协同的方式开始采取行动。在许多情况下，你们更像是树上的一群鸟，以完全顺其自然的秩序从一棵树上一同起飞，并不需要制订一个行动计划，安排每一个人应该做什么。^[25]

对于现代生活的碎片化和孤独感，深度会谈是一剂良药。人们往往习惯于将世界割裂为各种不同的类别，然后就把这些类别当作天经地义的道理，全然忘记这些类别之间存在着动态联系，又总是在不断演化。人们之间的各种争吵——企业人士与教育人士之间、员工与管理层之间、左派与右派之间，以及家庭的不同成员之间，都是这样一种集体催眠状态的症状。要“解决”这些争吵，更多的讨论、更多的辩论，都没有太大用处，而只能通过一种探讨——人们在此汇合，他们的视线穿越了蒙蔽自己的心障。

设计深度会谈

一位技能纯熟的引导者（Facilitator）可以帮助一个小组逐渐演变、进化，看到自己能量的流动，人与人之间的意义也会变得更具体、更加令人信服。由外部人员进行辅导，也有助于保持小组的方向；如果没有人把小组拉回到自己真正的目标上，大家就很容易陷入辩论、争吵和人为操纵的“达成共识”状态。但是，即便没有引导者在场，只要大家遵守一些基本准则，还是能够形成更为深入、更像深度会谈的谈话。

·以发出邀请开始。对于是否参与其中，人们一定要能进行选择。(www.daowen.com)

·当假设和信念在过程中出现的时候，要练习悬挂假设与悬挂信念，这就是说，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它们加以探究，让它们清晰地呈现出来，对它们予以重视，并且了解它们从何而来。“悬挂”（suspend）一词的意思是“挂在面前”。把你的假设“挂在自己面前”，让你自己和其他人方便对它们进行反思，这本身是一种精细入微，而又强大有力的艺术。种种假设应该像悬在一段绳子上那样，挂在屋子中间，人人可见，所有人（包括悬挂自己假设的那个人）都可以质询和探究。

·每一次深度会谈开始的时候，都以“破冰发言”开场；在结尾时，以“结语发言”作为结束。这意味着要给每一位参与者一个机会，简单说一说自己的思考、感受是什么，以及他们注意到了什么，要强调亲身体验的重要性。当每一个人都知道了他们有说话的机会之后，大家通常就会放松下来。

·不需要制定正式议程，也不需要详细准备——这些都会妨碍谈话的流畅进行。

·尽管在就餐过程中开会，可以打破初始的陌生感，但我们不建议这样做，因为餐厅中的服务和就餐本身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

·小组作为一个整体，要同意至少进行三次座谈，之后再决定是否继续下去。少于三次座读，就不是一个合乎情理的实验了，因为从谈话演进到深度座谈，是要花些时间的。

·要面对小组围坐的中心讲话，而不要互相交谈。要创造出一个共同意义的“共享池”。如果小组中的两个人开始争论，或者小组的意愿以其他方式被操纵，温和地请大家注意到你置身其外，然后再请大家回到小组期望的方向上去。

当上述技巧成为一系列谈话的一部分的时候，当人们除了与那些对自己至为重要的人建立更深的联系之外并无其他目的的时候，某种有着巨大力量的现象就会产生出来。比如，有一次深度座谈的议题是学校预算中用于特殊教育的资金和精力应该降低多少，参与人包括教师、管理人员、家长、社会工作者和社区拥护者。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由来已久的态度，其来源包括与残障人士打交道的个人经验，做教师的经历，以及对于州政府的预算和州立法机构的感受。但是，当每个人都发自内心地说出自己想法的时候，每个人也认识到了其他人会有其观点的种种理由。这个问题承载了前所未有的意义，似乎特殊教育的巨大潜力本身，就悬挂在大家面前。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也没有做出任何政策性的决定。但是，自这次深度座谈之后，对这个问题的种种争论似乎烟消云散了，仿佛大家都认识到，他们除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成员去面对这个问题之外，别无选择。其后，在另外的会议上，人们做出了相关决定。大家都说，他们对于做出的决定都相当高兴，并且说，假如没有那次深度会谈，他们对于其中的利害关系就不会有如此深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