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今天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是在学校开展基础创新的条件已经成熟。

首先，前所未有的迹象表明，流水线式的学校的观念和流程正在崩溃。学校面临巨大的压力就是其崩溃症状之一，而另一个症状则是贫富分化日益加剧。越来越多负担得起学费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到私立学校学习——孩子得以在人数较少的课堂上课，也有机会与其他精英同学为伍，老师们对工作条件也更为满意。另外一些人则选择了家庭学习。根据统计，这是中小学教育中发展最快的教育模式，估计到2010年在美国有200万孩子正在采用这种方式学习，特许学校也为创新提供了一些空间。但是，无论是私立学校、家庭学习，还是特许学校，都不可能成为大多数家庭的选择，越来越多的在公立学校读书的孩子，却与社会的最好机会无缘。日益恶化的社会不公平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安定和骚乱。除此之外我认为，所有工业化国家的人们对于教育的忧虑持续升温，其程度在若干年前几乎无法想象。^[48]

其次，工业化时代学校以往赖以生存的许多社会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人口的变化是原因之一。过去，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没什么其他机会，学校得以吸引来大部分教师，然而今天的妇女有着更多的职业选择机会。更多的问题是，传统学校所依赖的传统家庭和社区结构也不复存在了。在美国，传统的家庭结构是父母双方中一个人工作，另一个人在家照顾孩子，这种结构作为社会习俗在20世纪60～70年代渐渐瓦解。现今，父母双方都工作或是单亲家庭成为社会的常态。传统的父母—孩子—学校关系分崩离析，使得学校如今不得不更多地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角色。父母与老师之间的谈话往往更多地关注如何减轻父母的焦虑，而不是如何帮助孩子在学业上取得进步。在这个环境中，标准化的学科学习，就更加困难了。

由于通信和传媒技术的发展，学校在提供信息方面的垄断地位被剥夺了——这或许同样具有历史意义。100年前，学生们在家中和学校亦步亦趋地接受教育，对于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今天，任何一个青少年要想认识世界，至少有着与老师和家长同样多的渠道。此外，社交媒体和移动计算机技术给孩子们提供了学校课堂无法比拟的寓学于乐的机会：这样的学习是由学习者自己掌控的，只要学习者准备好随时都可以开始，而且融入了由志趣相投的同龄人连接起来的网络之中。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得这些传媒技术尤其具有影响力，因为它们往往填补了家长的空缺，替代了家长的作用。

第三，即便人们对这些深层变化的征兆视而不见，但最简单的事实就是，劳动力市场上，人们不再寻找“产业工人”了。丹尼尔·平克（Daniel Pink）等作者的研究表明，从工作要求上看，推算型任务（algorithmic tasks，按照预先设定路径工作）正在让位于探索型任务（heuristic tasks，在需要试验和创造性思维的环境中有效工作）。麦肯锡公司2005年的一份报告估计，目前的就业增长中的30%来自推算型工作，而70%来自探索型工作。与此类似，2008年，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首席执行官乔纳森·斯佩克特（Jonathan Spector）在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做证时说，来自一千多位美国企业高管的调查数据强调，学校需要“创造、创新、批判性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述结果汇总在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006年出版的报告《他们真的准备好去工作了吗？》中）。^[49]

麻省理工学院前院长戈登·布朗（Gordon Brown）过去经常说，“要想成为一名老师，你就必须要成为一个预言家——因为你的工作是在帮助人们为30～50年后的世界做好准备”。通过以老师为中心的指导方式，以记忆为主的学习方式，以及外部强加的管理手段，继续施行工业时代学校教育的理念，我们就是在为一个正在消逝的世界培养学生。(www.daowen.com)

我相信，我们正在看到对于教育基本目标的新共识的萌发。《他们真的准备好去工作了吗？》等研究显示：为满足全球化的知识型工作要求，需要各种新型的非机器时代技能，比如理解复杂问题、协作以及在模糊和不确定条件下完成任务等高阶能力，以及自我激励和面向社区。虽然这个共识正在形成之中，但我相信它将会成长、发展，特别是有更多的证据表明我们可以在公立学校实现这些目标。

诚然，转变工业时代学校的挑战的确令人生畏，尤其是考虑到其种种深层假设依然符合大多数人和大多数组织的思维模式。但是，这样的反应漏掉了一个关键问题。这里的挑战不在于搞出一套简单的“修理”措施。事实上，机器时代的“修理”理念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许多研究学校改革的历史学家，从西摩·萨拉森到戴安·拉维奇再到戴维·特亚克和拉里·库班都发现，正是那些出于良好意愿的“修理”措施，使问题变得更糟。学校系统并非因“崩溃”而“急需修复”，学校是经受重重压力的社会组织，急需进化。^[50]

同样，我们也并不需要答案——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张勾画所有学校未来的蓝图，实际上，这正是我们不需要的。恰恰相反，我们需要持续增加、深化对学校面对的深层问题的本质的认知，需要具备开展多个方面、多种思维视角尝试的意愿。研究表明，创造了新产业的基础创新往往涉及多种新技术的组合。比如商业化航空业的诞生，就涉及19世纪初期在飞机设计与技术方面的许多创新——从发动机到副翼，20世纪40年代的喷气式发动机和雷达的发展也是其诞生的必要条件。制度的创新与技术创新类似，只有当许多“创新成分”条件具备、汇合到一起，创造出可以支持广泛应用的一系列新的想法和途径时，制度创新通常才会发生。通过本书的学习人们会发现，许多这样的创新已经成熟。

但究竟如何才能引发多种创新的融合，带来新的、整体的深层变革呢？我认为答案存在于一个新的、引领性的比喻之中。就像“机器”这个比喻，把创造工业时代学校的思维模式塑造成形，而对“生命系统”逐渐成形的认知将引导对未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