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圣吉

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反过来，我们做事的方式又再次创造着这个时代。就像一个古老笑话所说：要想知道鱼在说什么很不容易，但你可以肯定，鱼说的绝不是水。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进步”社会的人来说，工业时代在方方面面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无论怎样高估都不会太过分。在这里，“水”就是源于我们文化的种种假设和习惯运作方式，每当我们试图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彻底改造我们称为“学校”的这个工业时代的组织机构，“水”就会反过来困住我们。

但是，我们怎样才能“看到”那些已经习以为常的假设呢？让我们先从教育文化的“典型文物”着眼——就像考古学家从典型文物着眼去看一个时代那样。比如，我们可以站到学校的大门外，看着孩子们、青少年们一一迈进校门。注意一下他们走路的方式：弯着腰，背上的书包里装满了书本和作业。小学生的书包一般有9～18千克，从这些书包中拎一个出来，感觉一下有多重。当然，这种状况确实正在改变，因为很多学生开始用平板电脑装他们的教科书了。然而，虽然书包的分量轻了一些，但其寓意仍旧沉重——恐怕反而还会加重一些，因为减少了一个学业负担的明显标志，可能随之减少的是对于增加学业负担的限制。沉重的书包是工业时代教育系统的典型文物。

孩子们上中学的入学年龄一般在10～12岁之间。在大多数中学里，老师们局限在各自的学科组里，既没有共同工作，也不相互协调各自的日常工作，因而他们对于安排给学生的作业总量往往并不了解。要一个体重60磅的孩子背25磅的书包，他们会支持吗？大概不会。但是这个问题本身并没有多少意义，因为教师们也无从了解，学校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在层层加码之中究竟给学生们增添了多少压力。

加在孩子们身上的沉重负担，父母们也不一定有充分的认识。他们自己还在忙不迭地应对当代西方社会带来的工作重压。我曾听到一些父母们谈到，对于孩子们的课业负担，他们表示赞同：“那是帮助他们做好以后应对现实世界压力的准备。”这个说法也是个比喻——父母们自己背着同样沉重的背包。他们手头上要做的事堆积如山，总是做不完，从早到晚都要回复邮件和短信，许多人感到十分紧张。面对自己无穷无尽的工作压力，父母们自然就会认为，孩子们学习忍受同样的压力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

生活失衡带来了各种后果，才华出众的孩子似乎常常会表现出强烈感受。认知科学家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谈到他在20世纪90年代主持的一项针对高才生的研究时说：“我们非常吃惊地发现，许多孩子到了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开始谈论‘平衡’在他们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了。这些高才生中有的从事冰上运动，有的从事演艺或者音乐活动，还有一些人热心参与社区服务。他们热爱自己做的事，也喜欢自己参加的活动。但是在他们观察了自己父母的状况之后，就对自己说，‘这不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22]

12年前本书第一版出版的时候，这些压力是显而易见的。那时候，学校和老师们都不由自主地不断增加作业负担，课堂时间也越来越多地用来为学生准备考试——考试的结果对于预算甚至职位的升迁都可能会产生影响。《纽约时报》教育记者迈克尔·瓦恩里普（Michael Winerip）在1999年这样写道：“一家学校成功与否，可以有很多方式衡量。”但对于媒体评论人和政治家来说，唯一要紧的方式“就是标准测试方面的表现。如果情况不改变，学生的背包每天晚上大概总要被塞满——从一年级就开始了，也许还会更早”。^[23]

12年之后，压力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老师和学校都是如此。导致情况恶化的原因，当然是这些年来美国上下要求强制提高标准考试成绩的风气，此外，一些联邦政府项目（包括但不限于“不让一个孩子掉队”项目）只注重学校考试成绩差的种种症状，而不去设法解决（甚至不去考虑一下）各种深层问题也是原因之一。实际上，学校领导人似乎都还没有认识到，他们究竟可以做些什么，才能从深层起因上着手解决自己学校里的各种问题。

这种局面留给备受压力的学生的是两个基本选择：要么应付，要么放弃。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放弃，随后就被这个系统送进落后生班级——也不必再接受什么人的挑战了。另外一些人则试着去应付，陷入同龄人之间的相互竞争（让家长和老师满意）和真实面对自己的幸福的两难之中，无法自拔。最终的结果是自我动力和参与意识的缺乏，是孩子们潜力的无谓浪费，以及孩子们可能为社会做出的贡献不断减少。

工业时代学校的传承

这种状况究竟从何而来呢？对历史稍做回顾，可以帮我们看清楚来龙去脉。

从许多方面来看，开普勒、笛卡儿、牛顿以及其他17世纪科学家痴迷于以钟表作为宇宙模型，是工业时代的起源。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在1605年写道，“我的目标是让人们看到，天体这架机器好比是一组钟表的机器，而不是一个神的组织”。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的研究表明，“笛卡儿（Descartes）以钟表作为他的原型机器”。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说，牛顿为上帝赋予了双重身份，“宇宙钟表机器的创始者、负责维护与修理的管理者”。①②

如此一来，这些科学家也就自然而然把世界看作由相互分立的元件组成，像一台机器里的不同部件那样，嵌合组装在了一起。这提供了一种令人陶醉的前景：我们最终可以完全理解这个宇宙。原子被看作台球桌上相互碰撞的小球，如果我们可以预测原子的行为，也就可以预测由原子拼装成的更为复杂的物体的行为。一种世界观由此产生，并且成为350年来科学进步的基础：我们一旦分析清楚了其中的各个部分，就可以预测这个世界，也可以控制这个世界——就像控制一台机器一样。就像拉塞尔·阿科夫（Russell Ackoff）所说：“人们相信，宇宙是一台机器，由上帝创造出来去完成其工作。人作为这台机器的一部分，应按上帝的旨意行事……显然，接下来就是人类应该制造机器，去完成人类应该做的工作。”机器这个比喻如此强大，以至于阿科夫要借用历史学家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说法，把工业时代戏称为“机器时代”。^[25]

随着18世纪普鲁士的统治者弗里德里希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通过推行标准化、统一规范和操练培训，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机器时代的思想就变成了组织与管理的基石。管理作家加雷思·摩根（Gareth Morgan）写道，在此之前，军队是由“罪犯、乞丐、外国商人和不情愿的应征士兵”聚拢起来的无法无天的暴徒。现在，他们变成了伟大的机器——部件可更换（经过强化训练的士兵很容易相互替代）、装备标准，而且军规严格。弗里德里希在发明他的各式各样的做法的时候，仔细研究了机器——这并不让人惊奇。摩根写道，他“对于机械人这类自动化玩具相当痴迷，在探索把军队塑造成一个可靠并有效运转的设备的过程中，他引入了许多改革措施，实际上是把士兵转化成了自动机器”。^[26]

在牛顿时代科学进步的启发下，19世纪的工业家们完全效仿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军队，在组织中采用了各种机械结构，比如“指挥链”、“管理线”和“职能”组织，以及“训练与发展”的学习方法。最终，机器型组织在装配流水线上找到了自己原型的完美化身。装配流水线以前所未有的数量生产出统一规格的工业产品，更为可靠、效率也更高。随着科学进步越来越强大的各种新技术逐步展现出来，这些技术又被运用到装配流水线上，引发出以往难以想象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1770年到1812年，英国纺织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120倍。根据商业历史学家小阿尔弗莱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Jr）的研究，到1880年，“生产产品的工人中有五分之四在机械化工厂里工作”。装配流水线也改变了工作的状况：高高在上的老板们精心组织、统一指挥，经过训练、可以互相替换的工人完成精确设计的重复性任务。

19世纪中期的教育家们新设计的学校，是从他们崇拜的工厂建造者那里照搬过来的，这也就不足为奇了。装配流水线作为蒸蒸日上的工业时代的象征，最终成为塑造工业时代学校系统的原型。事实上，以装配流水线作为模型复制一个完整的组织机构，学校恐怕是现代社会中最严格、最僵化的样板。学校系统就像一条装配流水线，由相互独立的不同阶段组成，孩子们按年龄划分，称为年级（正如流水线将产品按不同的完成阶段分组）。所有人都应当一起从一个阶段转换到另一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管理者——负责这个阶段的教师。各个班级的20～40名学生，每天按既定日程在规定时间内集合到一起，为参加考试进行训练。按照设计，学校上下以完全一样的速度运行——由墙上的挂钟和刻板的日程安排完成控制。每一位老师都明白，为保持这条生产线运转他们必须要完成什么工作，尽管他们基本上影响不到这条生产线的预设速度——那是由各式各样的“老板”们决定的：州政府的要求、学区委员会、管理层以及标准教程。^[27]

虽然今天很少会有人察觉到，装配流水线的概念在现代学校中是如何的根深蒂固，但是19世纪的作家们却曾经充满敬意地夸赞，学校简直就是机器和工厂的同类。正如历史学家戴维·特亚克（David Tyack）所说：“就像18世纪的神学家认为上帝是一个钟表匠，而并无丝毫不敬，寻找新的组织形式的社会工程师在用到‘机器’‘工厂’这类字眼的时候，并没有包含今天才引发出来的那些负面含义。”比如类似标准化这样的机器概念，在统一学校系统的创建过程中就起了相当大的作用。1844年，塞缪尔·格里德利·豪（Samuel Gridley Howe）刚刚当选美国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成员，就推行了一项标准化考试，随后，他利用糟糕的考试成绩，激起了公众对这个地区过于分散的学校的愤怒，最终波士顿市内的各个学校合并为一个全市统一的系统。这种整合方式对整个北美地区乃至全球各地的学校管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8]

机器时代思考方式带来的是这样一种学校模式：学校与日常生活完全割裂开来、采用专制方式进行管理，而其最高目标就是尽可能地高效生产一件件标准化产品。这种模式与迅速成长的工业时代工厂一样，需要承担重复工作的劳动力，也像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军队一样，需要维持僵化、刻板的控制。(www.daowen.com)

虽然流水线式的学校系统大幅提高了教育的生产率，但同时也制造了很多更为棘手的问题——时至今日，学生、老师和家长依然在其中挣扎。学校在运行中把孩子分成“聪明孩子”和“笨孩子”两类。那些跟不上流水线既定速度的孩子，要么掉队，要么被迫挣扎着努力赶上流水线的步调。他们被贴上了“迟钝”的标签，或者用今天更时髦的术语，归到“学习障碍”一类。学校建立统一的产品规格与流程作为日常规范，并因此而天真地假定，所有的孩子都会以完全一样的方式学习。学校把教育工作者变成了控制人员和监察人员，由此改变了传统的导师-学生关系，并建立了以老师为中心，而不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成为老师的责任，而不是学习者自己的责任，纪律成了遵守学校老师设立的规定，而不是学生的自我约束机制。考试评估以获得老师的首肯为核心，而不是客观地衡量自己的能力。久而久之，流水线模型悄然将学生默认为产品，而不是学习的创造者——学生是被动接受教育程序塑造的对象，对这个过程本身又全无影响。

然而，流水线式教育系统在今天备受质疑的压力。社会不再认同它生产的产品，其生产力也受到质疑。而这个系统的回应方式，也就是它的唯一回应方式是，一如既往，但加倍努力。作业负担不断加重，标准化测试进一步密集强化。教师的创新空间、教师满足学习者个性需求的空间，都被压缩。最终，学生背的书包越来越重。

神经生理学家们有一个常见说法：“处于压力之下，大脑会‘降挡减速’。”当我们感到恐惧的时候，就会回归到我们更为习惯的行为方式上去。规模更大的人类系统也不例外。无论是否为其自发行为，教育系统正在以加快流水线运转速度的方式，应对成绩提升的压力。虽然这样做也许会让更多的学生满足毕业条件，但是，我们这些人——学生、老师和家长们，都应该问一问，这样做是否更有效呢？我们是否正在加大力气、加快速度奔向一个越来越失去意义的地方：一个没有人想去的地方呢？

受困的系统

许多人争辩说，随着烟囱高耸的大规模生产世界被数字化世界替代，工业时代早在几十年前就结束了。然而，这种说法是把主导技术的转变与决定工业时代存在的深层价值观和流程的改变，混为一谈了。今天，全球的钢产量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汽车产量、煤的消耗量，也都是如此。主导技术或许可以转变，但是工业时代的心智模式却一如既往，我们的各种组织也依然深陷其中。

以企业为例，它们依然还在试图用工业时代的方法解决21世纪的问题。企业在应对绩效和利润压力的同时，减少人员编制、将服务和产品标准化。企业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管理员工，而不是培养各个层级员工的参与意识和担当意识。企业对于财务结果尤为看重，但对其社会影响与环境影响却不大重视。这导致了各种各样、程度不同的问题，从有设计缺陷的产品到全球生态系统的恶化，以及全球经济衰退。

然而，作为一个花费相当多时间与教育工作者和企业管理人员打交道的人，我的看法是，与那些在企业工作的同行们相比，教育工作者深陷困境的感受更深，在创新能力上也更为不足。多年以前，我向一群教育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我经常请企业人士回答的问题：“你们是不是认为，只有危机才会让重大变革发生？”在企业人士中，一般会有四分之三的人对这个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而其他一些人就会讲讲他们的不同经历：没有危机，重大变革也还是发生了——是来自激情和想象，是来自各种类型的领导人，他们甘愿承担风险，去做自己认定的事情。而教育工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反应却截然不同。在我第一次提问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举手回应我的问题。在迷惑之中我又接着问：“你们是不是认为即便没有危机，重大创新也会发生？”依然没有人举手。这时候，我完全茫然了，只好继续问：“好吧，如果变革不是由于应对危机而产生，没有危机也不会发生，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吗？”参会者中一个柔弱的声音回答说：“我想我们都认为，重大变革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发生。”没有在教育机构工作过的人，对于大多数教育工作者无力、无助的感受，通常很难有所体会。

大多数企业界人士认为，缺乏竞争是教育机构不去创新的原因。因为他们承受着不创新即死亡的压力，就认为教育领域中缺少这样的紧迫感。虽然我相信这有一定的道理，但也认为它过于简单化。这种看法似乎意味着，只要是在教育领域引入更多的竞争，就可以万事大吉了。虽然“特许学校”之类的运动的确创造出了更多的选择余地，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些运动正在引发任何有影响力的根本性创新。教育领域的作家和领袖迈克尔·富兰（Michael Fullan）指出，在“提高标准”和“缩小鸿沟”方面有许多不错的范例，“但在高阶技能方面，我们成效甚微。然而，要想让学生们能够应对一个日趋相互依存、愈加变化不定的世界，高阶技能方面的创新——比如，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自我管理式学习（self-directed learning）、沟通以及协作，恰恰是最需要的。”^[29]

即便真正的创新在学校中发生了，也不大能够继续下去、传播开来。高度创新的公立学校不多，但总会存在——它们往往是从儿童发展方面的新观念中受到启发，或者是从学习的理论中得到激励，要么就是对于学校如何才能真正为孩子服务产生了大胆的设想。然而，当少数创新者的任期过后，这些创新一般就持续不下去了。一旦校长、学监，或者为数不多的骨干教师离任，一切又都恢复到以前的常态。

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学校中存在着某些与企业不同的工业时代特征，使持续创新更具挑战性。诸如增加竞争将问题简单化的策略，大都会导致令人失望的长期后果，除非我们大家对于这些特征形成了清晰认识。

企业与学校的首要不同，是装配流水线等工业时代理念对于企业组织来说并非与生俱来，虽然企业组织逐步接受了这些理念。企业作为重要的社会组织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股份公司作为一种法律实体，其形态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甚至在其前的古罗马帝国时代。“公司”（company）一词与companion（同伴）一词同源，至少存在了1000年，而companion（compania由com和panis组成）在拉丁文里的字义是分享面包。相形之下，现代学校系统则是新出现的。它源于17世纪和18世纪农业社区的“一间校舍”，只是随着19世纪的城市学校系统的发展，才扩张、延伸到覆盖所有孩子。因此，学校运作的绝大部分假设和实践，都与机器时代的世界观密不可分。^[30]

其次，随着自身不断进化，学校系统与其他更大的社会系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程度远远地超过了企业。每一个学校都处于本地的学区之内，而学区则受到制定政策和标准的州立教育部门管辖。因此，政治风向的种种变化，使学校饱受冲击，但对企业却基本没有影响（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增加标准化测试的压力）。此外，学校在社区中承担的角色与企业不同，尤其是企业不需要家长作为其管理系统的一部分。企业有投资人和客户，但他们有权关注的事务范围有限。只要企业实现合理的财务回报，投资人基本上会放手让企业自行经营。客户关心产品质量，但一般并不在意企业如何运营（一些例外情况除外）。但父母则不然，他们不仅对孩子学习什么东西有自己的目标，对学习应该如何进行，也有非常明确的想法——这些想法是深深地锚定在他们自己作为学生的经验之中的。

从创新和适应变化的角度去看，这一点可能是教育系统中问题最严重的特征。我们大家曾经是一起去上学的！这就是说，我们全都是工业时代学校的产物。在所有组织中，学校处于人们心智的最“上游”位置。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学校让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了W.爱德华·戴明（W.Edwards Deming）博士所说的“占统治地位的管理系统”，对我们影响也最为深远——这是一个由老师掌控的机器世界，学生的行为完全依赖老师的首肯，学习就是在考试中获得A的成绩。我们大多数人在一二年级时，就学会了在工业时代组织中生存的技能。我们学会如何取悦老师，日后会同样去试着取悦我们的老板。我们学会了如何避免答错，懂得在知道正确答案的情况下举手，这样的习惯日后塑造成形，就成为工作中的持续不断的避免过失和伸手邀功的行为。我们学会了在感到迷惑的时候如何保持缄默，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在正式会议上质疑老板——即便他们讲的话毫无意义。

逐渐认识到工业时代学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令人深思、发人深省。但这也是动力，尤其是当我们意识到，这个过去150年中在全世界传播、扩张的工业时代的教育系统，在未来几十年中注定要发生变革。变革将会发生，但其原因绝非是变革轻而易举。实际上，正像大多数教育工作者所熟知的，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组织，在抵制创新和变革上，可与中小学相比。变革将会发生，是因为人类如果想要在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中生存繁衍下去，就需要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工业持续扩张制造的社会与生态的过度不平衡，已经使其自身难以为继。如果不重塑企业和教育这两个传播工业时代世界观与技能的核心组织，变革就不可能到来。

正如学校一直是生成机器时代思想的组织机构一样，在创造更加面向学习、更具系统智慧的社会的过程中，它也能够成为一个支点。事实上，培养系统思考能力的最佳时机，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是在对相互依存关系的天生直觉尚未泯灭的时候，是在各种碎片化的学科将我们转变为拆解、分割的还原主义大师之前。发展探询与反思能力的最佳时机，同样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而不是等到我们被各种组织反复陶冶30年，学会了如何向人显示我们的聪明一面之后。令人可悲的是，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学校不是深化我们的自我认知、找到我们人生担当所在的地方。如果学校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可以试想一下，它将会对我们产生怎样持久的影响。

除非我们对于工业时代学校背后的核心假设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否则这样的变革就不会发生。这些假设是我们当下学校系统的基因——除非我们对其有所认知和理解，否则它们就会不断施展其“铁腕”手段，扼杀带来根本改变的任何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