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手写这本书的15年间，我们常常听到人们表达这样的看法：美国的学校一天天在落后——工业时代的学校正在无可救药地一步步衰落。这种观点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1983年。当时，美国政府发表了题为“国家危机”的报告。报告称，美国人的受教育水平相当糟糕，这导致他们在全球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这份报告中的许多缺乏依据的责难，尽管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但美国学校处于危机之中的这个观点依然非常盛行。近年来，美国人的考试成绩落后于芬兰、新加坡等其他国家学生的各种报告，使这种观点又进一步升温。在其他国家，学校问题也不时引起集体焦虑——大家无力改变现状，同样备感受挫。除了教育工作者们身上的重压之外，许多学生也感到了参与竞争的超常压力，因为大家普遍担心，如果在学校里表现不够优秀，就会被挡在成功生活的大门之外。^[5]

学校如今面临这些压力的缘由，远比许多人意识到的要复杂得多。在19世纪工业社会中，整齐划一的教育体制实际上是一种福音：减少了滥用童工现象，也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机会。到1950年，在工业国家中，年满18岁的青少年中有一半可以从初中毕业。虽然他们当中许多人的数学能力和阅读技巧仅仅达到了六年级水平，却都找到了相对不错的工作。

考虑到在校人数的总体规模，无论用怎样的客观方法去衡量，现在美国的教育工作者在教授基本技能方面的水平，与三四十年前相比要高很多（世界上其他国家，应该也是如此）。毕竟这些年以来，在学习与教学方面，已经有了更多的了解，由此形成的大部分知识，目前在工业国家已经是教师常规培训内容了。

与此同时，对于教育的要求也在急剧提升。就在本书第一版出版至今的12年间，美国和全球其他国家的教育环境，在几个重要方面已经发生了微妙且不可逆转的变化。

·知识更新速度加快。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工业化国家里，可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们选择的工作，在质量和相对数量上都在不断下降。工厂里还是有相当多工作可以做，但只提供给满足了一定要求的人们——掌握计算机基本操作，具备12年级阅读水平（为了读懂复杂的、不断更新的设备操作说明），懂得统计学原理（为了进行质量控制），具备基本物理知识，了解一点编程知识，或许还需要会一门外语（以便与巴西、中国等地的业务伙伴进行电子通信）。新兴国家要取得教育方面的成就，也各自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这些国家正处于向中产阶层经济转型、向更加民主和更为分权的政府转型的阶段。正因如此，全球各国和各个社区都意识到学校的质量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保障社会繁荣、人民富足方面，这或许就是唯一最重要的因素。^[6]

·全球相互依存。成功企业和自决意识在全球各地的出现，通常被称作“全球化”，是由电信、社会化媒体以及贸易等波及全球的驱动因素促成的。然而，其最大的影响却是本地化的。世界各地几乎所有本地社区中的人们都感到，他们的命运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其他人联系起来。这种状况已经影响了所有国家对于学校的看法。

比如，中国政府在1986年就推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到2000年，免费小学教育在这个国家已经普及。在许多亚洲国家里，科学和数学的教育受到高度重视，旨在培养出具有专业技术能力的毕业生。然而，在这些国家里，人们却认为创造力正在消亡。我们认识的一位来自中国的博士后，对处在二十岁左右的中国学校毕业生的综合能力进行了研究。总体上看，他们知道如何为正规考试做精心准备，但相对而言，其中没有多少人知道如何完成创造性的跨越，去实现技术创新和突破。

与此同时，在美国，学校系统培养出了相当多的具有创造力的创新者，但人们依然认为，学校无法培养出大量具备基本科学与数学技能的毕业生。当这两种不同文化的学生在工作中发生冲突时，他们就要做出选择：要么共同工作，并将彼此的技能相互融合；要么毁灭性地相互竞争。这些学生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之中，他们各自的学校是否帮助他们为此做好了准备，在某种程度上就决定了他们是否能有效做出选择。

·经济压力和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在“富人与穷人”构成的经济体中，富人与穷人在生活质量与发展机会方面的鸿沟正在持续扩大，这对于教育机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今多样文化的社会和家庭所面临的形形色色、难以预料的前景，同样对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公众期望学校能够弥补众多社会和经济因素对孩子造成的影响：家庭结构的变化、电视节目与大众文化趋势的迅速变化、无休止的商业化、贫穷（以及随之而来的营养不良和健康状况下降）、暴力、虐待儿童、少女怀孕、毒品泛滥，以及此起彼伏的社会动荡。现今的学校通常要承担的责任包括教育单亲家庭的孩子、心智和身体发育不健全的孩子、极度贫穷与无家可归的孩子以及不会讲主流语言的孩子。

在疲于应付这类要求的同时，学校领导人还不断地把自己的组织推到变革的前沿（像旋风般出现的各种时髦教育方法，也是这种努力的一种体现）。学校还面临着另一种强大的压力：要放缓变革速度，不要太激进；要强化传统教学，保证学生中没有人掉队。最后，在许多国家里，学校在面对这些压力的同时，还要承受由持续的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严重财务压力。

·技术变化。当今时代，技术变化直接增加了学校的压力。一些专家轻率地（短视地）预测，公立学校教育将迅速消亡，原因是公立学校无法跟上技术变革的步调，最终将会“力所不及”。然而，这不会发生；恰恰相反，学校正在发生转变。许多二年级以上的学生对于用自己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登录网站，已经习以为常。对许多学生来说，很多最为关键的学习行动的讨论并不是在课堂上或课间休息时进行的——这样的讨论现在是在网上进行的，时间是晚上8点或者10点，那些与他们一起讨论的人远在千里之外。

技术也在大幅度改变学生获得知识的途径。1999年，当我们写作本书的第一版时，苹果公司还没有生产出iPhone（苹果手机）、iPod（苹果公司音乐播放器）或者iPad（苹果平板电脑），全球互联网也不过刚刚兴起几年，eChalk公司^[7]刚刚成立（现在它的技术平台已经在许多学校获得应用），谷歌的搜索引擎基本上不存在，维基和脸书还完全没有踪影。当今，所有年龄段、所有年级的学生，对所有这些以及其他更多的技术已经习以为常，并且将其用作自己的教育工具——尽管有时候效果适得其反。与此同时，教师也相应改变了教学习惯——比如：在网上布置作业、交作业，要求学生相互批改学校的功课，也用搜索引擎去检查是否存在抄袭作弊行为。

所有这些都在为更多的参与式学习创造巨大机会。比如，传统的印刷版教科书正在被电子版教科书取代，有些电子版的教科书在扉页上标明，这是针对某个具体学校甚至是某个班级的版本，其中还常常包括多媒体内容。如果学生对书上或者教师的讲解不满意，他们可以找到互动练习和教学短片等其他形式的替代内容——通过可汗学院等自我教学服务平台传递给学生。^[8]推特网、脸书等新平台允许独立创作人分享工作，使人们很容易看到信息与各个不同学科之间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在这些平台上，数学、科学、社会科学、音乐和人文学科之间的联系一目了然。当今时代，这些学科之间的联系对于理解其中任何一门学科都至关重要。而传统的教学科目分类组织方法（以及相应的考试组织方法）对这些联系往往缺乏恰当的描述。

然而，技术在学校中无处不在的局面引发了各种新的挑战，也强化了那些已经存在的挑战。比如，这会扩大“贫富”差距（有的学生带着自己的电脑上学，而另一些学生则要使用学校的或者共享的电脑），这会令学生和教育工作者陷入信息海洋的混乱和误导之中，现实世界的暴力行为会由于网上暴力而增加，这也会把学习的复杂程度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此外，没人清楚，面对技术变革带来的机会和挑战，有多少教育工作者已经做好了准备。正像不断进化的互联网、社会化媒体和移动通信削弱了独裁主义政府维持控制的能力一样，这些技术也使得教育工作者很难控制学生所获得的信息。学生自己正在逐渐明白，所有信息来源，无论是来自学校、老师还是媒体、政府或者他们之间的，都可以质询。学生正在把自己放到脸书或者YouTube^[9]等网站上，让自己更加容易被人关注、联系更为广泛，但也会使自己更容易受到伤害。

·对教育质量感到失望。虽然学校被迫承担了并非由学校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的责任，但是认为学校仍然没有完成其首要使命的看法，还在持续升温，这种状况本身又促生了一系列新问题。(www.daowen.com)

首先要说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对于孩子接受的教育，家长们往往不满意。这本书的6位主要作者都是家长，也都是教育工作者，我们全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认识的许多人也是如此：由于我们对可供孩子选择的那些公立学校实在灰心丧气，于是只好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去了——至少也相当认真地考虑过这个想法。然而，私立学校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我们的体会是，学校这个系统本身的不足和学习障碍，是为人父母要日复一日面对的挑战。

此外，企业对于招聘来的人员的能力水准相当不满。有关学校没有帮助学生为全球经济做好准备的喋喋不休的说教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这成了40多年来学校与企业的恶劣关系的基调。

学生们也觉得心灰意冷，他们在学校花费那么多时间，包括用在社交上的大量时间，大都枯燥无味，纯粹是浪费。要想证明这一点，只需要回想一下你自己上学那些年的感受，或者去看一部有关学校生活的流行电影就可以了。

对于学校系统的管理模式，一些社区也备感沮丧——为数不多的一小群人，往往只因为获得了社区中部分人的支持而当选，组成了学区委员会，这些人几乎可以在顷刻之间、随心所欲地改变学校的方向。

要想有效应对所有这些方面的影响，就需要花费力气改变视角、深入思考，并持续实验。没有谁真的知道，当现在幼儿园中的孩子从大学毕业的时候，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全球的文明与文化会变成什么样。我们所知道的是那时候的现实状况会完全不同于多数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在成长过程中所了解的那个世界。正如《第五项修炼·实践篇》的作者查罗特·罗伯茨所说：“难道我们真的想让我们记忆中的青少年时代的学校重现吗？难道我们想让变革的潮流停下来，让学校教育成为一潭死水，就因为现在的教育工作者是为了适应现有的学校教育而被塑造成这样的吗？”

由此可见，教育工作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种种挑战，但同时他们也面临着不容忽视的巨大机遇：拓展学生的视野、促进创新、将系统思考融入课程，并向外部世界开放自我。令人遗憾的是，在已经付诸实施的各种解决方案中，有许多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并非针对深层的原因，而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设法应对问题的症状，并因此导致许多始料不及的后果。你如果由于一只老鼠钻到了地毯下面而不胜其烦，只不过是用脚去把地毯上鼓起的那个大包踩下去，那老鼠就会跑到地毯下面的另一个地方。

最为流行的一种“权宜之计”，是运用标准测试，跟踪评估结果，并强化教育绩效。这种做法引出了一大批众所周知的“地毯下面跑老鼠”的对策手段，也就是为了提高学校的分数而展开的各种尝试，即使这样做既没有提高学习质量，也没有提高学生能力。为了提高学校的测试分数，一些学校推销帮助学生集中注意力的处方药；有些学校则鼓励成绩不好的学生退学，如此一来这些孩子的成绩就不会被统计到学校的测试分数里了；另一些学校掩盖真实的测验成绩，或者编造测验成绩；还有一些学校则把一部分学生归类为“残疾学生”（并因此获得某些测验的免试）；最为常见的是学校按照“为考试而教学”的原则进行分班，并分别编制课程，为考试进行集中训练和演练。相形之下，以评估考试结果的常用方法衡量——比如，比较不同背景学生的分数，似乎考试有助于缩小“成绩鸿沟”，但事实上，不同背景学生群体之间的差别依然如故（只是各自在总成绩上都有所提高，但他们之间的差距依然悬殊）。这些手段带来的结果，至多是适得其反，有时候甚至是饮鸩止渴。^[10]

更加糟糕的是，这类机械式的解决方案常常取代了课堂的创造力，并且破坏了师生关系。学生把大部分课堂时间用来学习如何考试，就会失去获得其他许多技能的机会——他们可能会发现，要想成为一个完整、能干、慷慨，对周围的更大社区做出贡献的人，这些技能非常宝贵。换句话说，正如教育家兼员工发展专家爱德华·乔伊纳所说：“他们通过了考试，但在生活上却不及格。”

另一种“权宜之计”，是“择校”的设想：让家长和学生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有多个不同类型的学校可供选择。这种方案有许多种模式——诸如“磁力”学校、家庭教学、特许学校、学费报销券^[11]等，以及允许家长可以在一个城市里申请任何一所学校的各种政策。然而，无论是在哪种模式下，学校之间都会出现争抢生源现象。这其中的每种模式都受到过批评，而对这些方案进行系统性观察，就会发现每种都会引发相当复杂的各类意外情况，以及种种始料不及的后果。比如，学费报销券这种做法的本质，就是把管理学校的责任从公共管理的领域中分离出去——民主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对此心存疑虑。在特许学校的模式下，资金往往转移给了一些在管理方面令人质疑的学校。此外，这种模式往往会把一个社区中最好的学生和超出合理比例的教育预算，投入一两个学校里，其他学校则被搁置到一边，自生自灭。

学校管理应该接受更为严格的问责，家长和孩子应该有择校的权利，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些原则的重要性，似乎毋庸置疑。然而，以往的经验却表明，一旦投入实际应用，这些原则并不会让原有状况自动得到改善。只有以谨慎、专注的态度开展实施，并注意具体情况的差别，这些解决方案的潜力才能得以发挥。解决我们这个国家的学校面临的各种问题，与应对其他任何复杂问题的情况类似，唯一行得通的可持续的方案，就是逐步形成一种知行导向。这就意味着要认识到，一个以学习为目标的机构，也是可以成为一个学习型组织的，也就是说，不是把学校看作一个孤立的单元，而是看作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过程和实践，与其周边的社区、其中的课堂和个人的学习体验，天然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意味着要培养开放对话和公众参与能力，让各个群体中的各种深层假设和不同视角，都清晰地呈现出来。

恰恰正是在这方面，组织学习的修炼反过来可以帮助我们克服面临的种种挑战——无论是全球化，还是技术变革，乃至经济动荡，并将新的生命活力带给我们的教育系统，帮助我们的孩子做好准备，在一个后工业化时代中枝繁叶茂、茁壮成长。

学　习

在中文里，“学习”（LEARNING）是由两个字表示的。第一个字“学學”是指研究（study），由两部分组成：上面的部分表示的是“知识的积累”，下面的部分则表示一个孩子站在门口。

第二个字“习習”，是指不断地练习（practice constantly），表示一只鸟正在努力展翅飞离巢穴。这个字的上半部分代表飞翔；下半部分则代表“年纪尚幼”。在古代亚洲人眼里，学习是个持续不断的行动过程，“研究”和“不断地实践”放在一起，表示学习就应该意味着“掌握自我完善的方法”。

——彼得·圣吉